杨朝明按： 所谓“圣时”，自然首先在于知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时中”，才能在出处进退之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说起“孔子”和“儒学”，不少人常常会将其与“拘泥”“落后”“保守”等词汇联系起来，它似乎成为“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代名词，“文革”时期孔子甚至被扣上“拉历史倒车”的大帽子。可事实居然正相反，“与时偕行”、“时中”“损益”恰恰是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的精华和精髓。关于这一点，孔庙的“圣时门”好像在无声地告诉世人：人们的误解太深了！

　　圣时门是曲阜孔庙的第二道大门。但从门前“至圣庙”坊的名字推测，圣时门可能曾是孔庙的大门。事实上，它的确曾是曲阜孔庙的正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清世宗雍正八年(1730年)，钦定孔庙正门名“圣时门”。“圣时”二字可谓意蕴深长，源出《孟子·万章下》。孟子将开展与伯夷、伊尹进行比较，说：“孔子，圣之时者也。”他称赞孔子，认为他圣的境界能够通权达变，顺应时势，讲时中变化。

　　站在门前，揣摩着“圣时”二字的深意，令人驻足思索：为什么在历经岁月跌宕、政权更替的几千年历史上，曾有19位帝王21次来到曲阜祭祀孔庙呢？大概是因为孔子的思想能够穿越时空，直达人心人性，直达社会现象的根本，适应社会的需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可以与时俱进、与时偕行。

　　人们说孔子所谓“落后”“复古”“倒退”时，似乎忘记了作为儒家名篇的《中庸》里的話，孔子说：“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孔子将墨守陈规、不知变通、不懂时变的人，与“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者并提，真不知道孔子的复古和倒退从何说起？

　　孔子的历史观也很能说明问题。在他看来，历史就是在“损益”中发展前进的。他对夏、商、周三代文明进行比较，相关论述在《礼记》中随处可见。例如他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他的眼中，较之商、夏，周代文化更为理性，也更为进步。孔子也认识到，周代礼乐制度并非周公独创，而是在借鉴、吸收前代文化的精华的基础上创立的，所以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对夏、商、周三代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孔子认识到周文化继承了夏、商的主体结构与基本精神，更加充实灿烂，故而对之非常向往，主张“从周”。他对周文化高度赞扬，由衷服膺，反映了他厚今不薄古的历史观。

　　在《论语·为政》篇中，记载了孔子历史文化“损益观”的经典表述，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来，殷商之礼是从夏礼因袭而来，周代之礼又是因袭的殷商之礼，虽然有所变更，但这只是细节的变更，而不是本质或全面的转换，所以总体上仍然是一种损益关系。在本质上，孔子谈论了“变”与“不变”的关系，在他看来，礼仪枝节虽每代有变，而其实质内容永远不会变。也就是说，每个朝代都会有礼法制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世事变迁，制度当然要有所损益。但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只要人们生活在一起，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关怀与和谐，就离不开君臣、上下之类的礼法纲常。

　　所谓“圣时”，自然首先在于知时，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时中”，才能在出处进退之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例如，《论语·乡党》的末篇，有一句“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孔子夸赞山梁上的野鸡，得其时啊，得其时啊。《论语》的这一章记载了这样一幅图画：孔子与子路走在山间，不远处有几只野鸡停留在哪里。子路似乎给野鸡打招呼或做了一个动作，它们见状，便机警地飞走了。孔子看到此景，很有感叹地说：这些野鸡能够远害避险，能够看清自己所处的形势呀！

　　这个场景有至深的寓意，包含了孔子的“时中”哲学。在人生的路途中，每个人常常都会遇到“时中”的问题，循道而行，知时取中，才能走好自己的人生路。所谓“礼以制中”，礼表达的是“中”。中不离时，符合中道的做法一定是合理、合礼的。“君子而时中”，时中是至高的哲学。知时，才能实现中，才可发挥中，才是真正的中。那些野鸡尚且如此，为什么有时候人反而不如它们，反而不能因时而动，不能好好把握人生呢？

　　知时，要懂得“时变”或“通变”。孔子儒家主张的“时变”和“与时携行”，当然不是无原则的苟合，而是在把握中道基础上的知时通变。《孔子家语·致思》中有孔子对管仲的评论。因为对管仲是否合乎“仁人之道”感到困惑，子路请教孔子。孔子很少以“圣”与“仁”许人，却高度评价管仲，认为他符合“仁”的要求。《论语》之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云：“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如果像召忽那样为公子纠而死，也就难有后来的“一匡天下”的历史伟业了。

　　在孔子看来，管仲“通于变”，转而辅佐齐桓公，泽及后世，这正是仁人的作为。在孔子看来，管仲的做法是知时通变的智慧的体现。可见，孔子的“遇时”与“通变”思想可见一斑。因此， 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知时，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需要知行合一。所有的立言、立德都在树立标杆和榜样，于是我们内心的榜样竖起来了，如何学习，如何效仿？是不是照抄照搬？照抄照搬就会出问题，“东施效颦”就是很好的说明。面对不一样的情况，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时空发生了变化，需要就事论事，适时权变。所以《论语·子路》篇中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而孟子却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榜样、标杆只是一个参考、一个方向，学习的本质是与自己呼应，与环境呼应，融合成新的行动，制定最合时宜的办法。孔子的一生，用他的大智慧，践行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生活准则，真实而有力量。然而在关键时刻，他总能洞察四周、审时度势，做出世间最恰当、最精髓的选择。孔子知行合一，知时处中，实现了人生“无可无不可”的至高境界。

　　惟其如此，才会将上古传下来的天地之道，传续到今。经过此圣时门，进入孔庙内最大的一个院落，豁然洞开，偌大的方形庭院内，古木参天。带着对孔子的敬意、好奇和热望，让我们继续探寻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