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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仁与隆礼——孟荀思想解读”第十讲:肖永明教授主讲《亚圣与后圣——孟子荀子的地位及影响》讲录概要

来源:孟子研究院作者: 2024-03-12 14:20

  近日,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山东老年大学主办,孟子研究院、中共济宁市委老干部局、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济宁老年大学承办的“居仁与隆礼——孟荀思想解读”第十讲在山东老年大学进行录制,特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肖永明作了《亚圣与后圣——孟子荀子的地位及影响》主题讲座。

  孟、荀两位大儒,一位从宋代开始成为“亚圣”,一位被清末学者称誉为“后圣”,历史命运有不同的轨迹,考察孟荀地位与影响的演变历程,有助于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有更为深入理解。

  从《孟子》一书看,孟子有过受礼遇乃至作上宾的待遇,但更多的是落魄的遭遇。孟子从初出仕父母之邦邹国开始,先后游历了齐、宋、薛、邹、鲁、滕、梁国,最后再次返回齐国做齐卿。从《孟子》一书看,孟子在多国待遇和地位都不高:孟子初游齐时,没有受到齐威王的重视,因此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孟子·公孙丑下》),最后离开齐国时还因此拒绝了齐王馈赠的一百兼金;宋国为小国,宋王周围善人又太少,《孟子》中看不到孟子与宋王的对话,可见孟子在宋国也不得志。而在薛、邹、鲁,孟子停留时间很短,鲁平公本来“将见孟子。”对孟子产生了一点兴趣,但其嬖(bì)人(位卑而受宠者)臧(zāng)仓阻止了他,说:“何哉,君所谓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孟子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这时已经年逾六十,于此回邹国,不再出游。战国后期,虽然有孟子后学在《五行》篇中继承和发扬了孟子部分思想,但没有一次明确言及孟子。

  荀子多次对孟子学说进行了批评。荀子把子思与孟子看作一个前后相承的学派,即后世常说的思孟学派。他认为此学派虽效法先王,但却不知先王之“统”。综合孟、荀的思想与后人的解释,荀子的批评主要源自二人学说的巨大差异:荀子把“略法先王”作为思、孟的第一宗罪状,而“法先王”正是孟子政治学说的核心之一,由此可以牵引出仁政、修身、性善等诸多问题,荀子虽主张“法后王”,但也认同“法先王”,他批评孟子“法先王”,在他看来是因为孟子仅得其皮毛而舍其精髓——礼义法规,是“略法”“而不知其统”。可以说,荀子是全面否定孟子的第一人,这既实际影响了孟子当时的地位,但也为后人批荀护孟努力提高孟子地位埋下了伏笔。

  自孟子身后到秦代末年,由于“焚书坑儒”的影响,孟子后学被大量坑杀,(东汉赵歧《孟子题辞》云:“孟子党徒尽矣”),孟子的学术地位被否定,政治地位降到了低谷。荀子现有史迹很少,且学界关于其生平多有争论,可见其人在世时声名不显。据已有研究,荀子主要政治和学术活动集中在其后半生,即游齐以后到仕楚为兰陵令的一段时期。而这段时期荀子的遭遇与孟子相似,可谓一直郁郁不得志。

  (一)汉代时期

  到了汉代,司马迁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将荀子、孟子并列,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又将两者并称为孔子传人:“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此举奠定了孟子与荀子为儒学两大宗的历史地位。西汉末,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校阅群书,对荀子的著作进行整理编定,定为《孙卿新书》,并撰写书录,在诸子百家中并举孟荀:“惟孟轲、孙卿为能尊仲尼。”(刘向《荀卿新书》)扬雄(前53年-18年)对孟子高度赞扬:“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也。孟子异乎?不异。”(《法言义疏·君子》)扬雄认为孟子超越诸子,其知不异于孔子,忠实地履行孔子的言论和道德。这就为日后超越诸子之上,成为亚圣,甚至孔孟并称打下基础。东汉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作《汉书》,将孟子、荀子列为仅次于尧舜、孔子、文王的“仁人”。

  自孟子之后到西汉末近三百年,扬雄堪称第一位大力推崇孟子的学者。扬雄对孔孟的推崇及对其思想的阐发,在学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张立文先生认为:“扬雄在汉代褒扬孟子,这在儒学史上意义重大,因为汉代盛行的儒家经学侧重知识论,更多地继承了先秦荀子的风格,而对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性命之学重视不够。”(张立文主编:《中国学术通史》(秦汉卷))从汉代思想史发展看,汉武帝时代独尊之儒术与先秦之儒学相比,已经有了很多新成分,对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派都有吸收。儒学是主体,但不同倾向的儒家学者在思想资料、理论取向方面差异很大,对孟子与荀子的态度也各有不同。总体而言,孟、荀两家思想资料作为汉代儒者思想建构和理论阐发的重要来源,两者在汉代的地位和影响大体相当。

  (二)唐代时期

  汉代以后,孟、荀二家都日趋衰落。唐前期虽有学者引孟、荀之语,但并未见有着意评论孟、荀的文章和言论。这种情况直至中晚唐才发生转变。标志就是杨绾奏请《孟子》为经:“礼部侍郎杨绾奏:‘贡举条,孝廉各令精通一经……又《论语》《孝经》皆圣人深旨,《孟子》亦儒门之达者,其学官望兼习此三者,其为一经,其试如上。’”(《文献通考·选举考》)虽然该请求没有获准,但能代表当时一些士大夫对《孟子》的认识。可见《孟子》正逐渐被学者从诸子之列中提升出来而被视同经书,这正是宋代《孟子》由子升经的先声。此后,对孟、荀之文的推崇几乎是贞元(785-805)、元和(806-820)前后古文家之共识。

  韩愈(768-824)在《原道》中追溯道统之传,以孟子接续孔子,而荀子仅与扬雄并列,不在承传之列: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杨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原道》)

  始吾读孟轲书,然后知孔子之道尊,圣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读荀子》)

  韩愈是挖掘诸子思想资源的功臣,韩愈喜欢孟荀并举,但其更推重孟子。客观来说,二子的历史地位都是在韩愈之后才开始走高,但就荀子来说,也恰恰是韩愈一开始就秉持的尊孟抑荀倾向,影响了他身后相当长时段的学术史。

  至唐后期,荀子也得到关注,其天人相分说得到空前阐扬。李筌、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牛僧孺、杨倞、杜牧等都对其有所阐发:大约生活在唐穆宗时期的杨倞(jìng)首为《荀子》作注;李筌(大约生活在唐肃宗、代宗年间)在《太白阴经》一书中对天人相关和天人相分之处作了沿革的划分,从而继承和弘扬了荀子的天人相分学说;柳宗元(773-819)是弘扬荀学中的中流砥柱,其《天说》《天对》《时令论》《断刑论》《天爵论》《贞符》《非国语》等作品,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的无神论观点和天人相分的学说;刘禹锡(772-842)作《天论》三篇,自述继柳宗元《天说》,对天人关系进行阐发。整体而言,这一时期孟、荀二子的地位亦是相当的。由于韩愈对其身后学术史的深刻影响,所以故需特别关注这部分可能被遮蔽的内容。

  (三)宋代时期

  宋初,学术氛围较为宽松,儒者仍将孟、荀并举。但是这种并列的现状并没有维持很久,宋代,孟子、韩愈在诸子中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后来,理学家肯定并采纳了韩愈的道统观体系,自此,孟子、荀子之间的距离便被拉开了。宋初古文学者先驱柳开(946-999),以孟子接续孔子道统,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加上扬雄、王通和韩愈,可以看出柳开以得圣人之道自居,将自己列入孔-孟-扬-韩的道统传承谱系:

  昔先师夫子,大圣人也……厥后寝微,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故孟轲氏出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孟轲氏没……再生扬雄氏以正之……扬雄氏没……重生王通氏以明之……出百余年,俾韩愈氏骤登其区,广开以辞,圣人之道复大于唐焉……自韩愈氏没,无人焉。今我之所以成章者,亦将绍复先师夫子之道也。(《答臧丙第一书》)

  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应责》)

  王禹偁(954-1001)在韩愈的道统谱系上,加上了扬雄、王通和韩愈等人。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将孔、孟、荀、扬并提:“夫行王道者,禹、汤、文、武、周公而已……言王道者,孔子、孟轲、荀卿、扬雄而已。”(《再答黄宗旦书》)此外,孙何(961-1004)、赵湘(959-993)、田锡(940-1004)等人,对道统谱系的论述虽与其他人略有差异,但也都承认“孔子传之孟轲”这一核心观点。

  自魏晋以降,儒释道三教学说既有相互渗透汲取之势,延至隋唐,三教融汇不断。宋立国后,形成三教并列局面。宋初一些致力于儒释道相通的佛道学者对道统谱系亦有论述。如种放、智圆等。而孟子所强调的王政和道德观念,对宋初凝结国家意识形态也具有重要现实政治意义。在种放等与宋初帝王关系密切人士推动下,因此孟子及其书逐渐得到宋初帝王的认可。柳开、王禹偁等人皆亦官亦儒,其诸多门生亦居宋廷要职,他们对道统论的论述及对孟子推崇,也会引起宋廷对孟子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宋初官方尊孟成为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

  北宋时期,在王安石变法等政治环境的特殊背景下,孟子不尊周王这件事实所蕴含的思想资源,对北宋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尊王的政治思想,均形同水火。而就王安石变法特别标榜孟子作为精神标杆而言,孟子无形中为王安石变法运动背书,遂不免激起反新法人士的批判。在此政治史因素的辐射作用下,孟子遂成为北宋诸儒的思想争议点。

  大体而言,中古时期的儒士阶层主流上认同颜回为儒门仅次孔子之圣贤。与此相为表里,在释奠礼制中,至迟自曹魏正始二年(241)起,朝廷祭孔专以颜回配享,颜子长期为独配孔子之“先师”。至开元八年(720),唐玄宗“以颜子亚圣,亲为之赞”,正式以国家权威确立颜回的儒门“亚圣”封号,这为此后五代、北宋等政权承袭。但是另一方面,自唐中叶韩愈《原道》一文大声疾呼“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以后,经北宋古文运动推波助澜,汉唐时尚属诸子之一的孟子的地位快速上升,此即经学史上著名的“孟子升格运动”。宋徽宗年间已出现将颜、孟并成为“亚圣”的言论。南宋时,将颜、孟合称,并号“亚圣”的现象日益常见。至南宋理、度两朝期间,孟子已事实上取代颜回的“亚圣”之位,地位基本稳固。

  (四)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孟、荀的地位变化更为明晰。就孟子而言,明清两代除发生明太祖短暂罢孟子祀一事外,总体地位并未受到影响,基本平顺发展。而荀子地位则在明代再度降低。除了荀子(因性恶论,与韩非、李斯之间的师承关系,曾批判孟子、子思),一直备受争议外,主要源于明儒对孔庙从祀经师出处细节的普遍苛求。至嘉靖朝,内阁首辅张璁(1475-1539)寻求更定祀典的依据时,将其全盘吸纳。并在嘉靖年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荀子也在嘉靖九年(1530)遭到罢黜。自此,荀子再未获得入祀机会,地位衰落,影响式微。

  明末浮虚无根之学泛滥,对汉学与宋学进行调和的趋势随之出现。清代以后,随着乾嘉考据学及诸子学的兴起,荀子及《荀子》重回人们的视野中。清人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提高了荀子地位:(1)对《荀子》文本进行校勘、整理、注释和研究,包括谢墉、卢文《荀子笺释》,王念孙《读荀子杂志》,郝懿行《荀子补注》,惠栋《荀子微言》,王先谦《荀子集解》,俞樾《荀子平议》等作品;(2)对荀子的“礼”学进行挖掘,代表的有凌廷堪(1755-1809)作的《荀卿颂》;(3)倡议荀子复祀孔庙,如著名学者、文献学家、藏书家严可均(1762-1843)《荀子当从祭祀》:“荀子当从祀,实万世之公议也”与姚谌(1835—1864)《拟上荀卿子从祀议》:“颁其书天下,与孟子并列学官”;(4)为荀子正名,如戴震后学、著名经学家郝懿行(1757-1825,栖霞人)《荀子补注》:“近读《孙卿书》而乐之。其学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畅,微为繁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颇怪韩退之谓为“大醇小疵”,蒙意未喻,愿示其详。”清代荀学的复兴,也带动了人们对荀子及荀学地位的重新认识。

  清末民初的特殊社会政治环境,形成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与革命派章太炎之间的“排荀”“尊荀”取向的对立。一方面,以康梁等为代表的维新派批判荀子,甚至掀起“排荀”运动,此乃当时变法形势所要求,排荀为当时政治斗争所需要。在这种政治性的解读中,荀子被塑造为君主专制主义的维护。另一方面,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改革派“尊荀”,把荀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后圣”,接续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功莫大焉。章太炎在文章中把荀子上升到和孔子相提并论的高度,“同乎荀卿者与孔子同,异乎荀卿者与孔子异。”(《后圣》)给予荀子以前所未有的礼遇。

  总结

  孟、荀二子的地位变迁情况大体来说,在宋以前,二者地位大略相等,此后二者地位呈现此消彼长之势,主要原因为“性善性恶”之辨。这一发展趋势直至清代有所改变。荀子地位得以提升,但过程较为曲折。

  就孟、荀二子对后世的影响来说,孟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的思想上,其中对王道与霸道、义利的取舍和人性本质的探讨,对后世儒学乃至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荀子的主要贡献则是在经学与理学的传播方面,尤其是对于礼学而言:(1)荀子礼学建构了中国传统政治理论;(2)荀子礼学是社会转型时期,礼学薪火传递的关键一步,他是改造礼学的关键人物;(3)荀子吸收了春秋以来诸家的成果,改造、充实了传统礼学,克服了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的对立,使两者在哲学、政治、法律层面结合起来。

  整理:马冰清

编辑:翟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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