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东西方几大文明共同进入一个创造性思维意识集体迸发与进取的时代，人类文明取得了重大突破。各主要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一大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几乎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共同承担了人类的首度思维大分工。回顾那一时期，简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迹时代，充满了惊人的巧合。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这一时期出现的人类文明精神突破现象称为“轴心时代”。

　　恰恰是“轴心时代”这短暂的辉煌，所产生的思想文化影响后世数千年，直到今天各个地区依然沿着圣贤先哲指导的路径规范前行，虽然中间出现过突围或游离的现象，但都是短暂的和小范围的，最终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走向依然紧紧围绕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之上，就像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一样，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和坚定的凝固力，使得中华民族历经磨难，终能团结在一起，更加坚定了本民族的文化信仰。本书即站在中华文化发源的先秦时代，以中国哲学的发源与演变为范式，以期引领读者幽深的思想探源。

　　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突破，体现在人文精神的重新建构。正是这次巨变产生的新的思想和理念，奠定了中国哲学与文化最基本的框架。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道德价值最为紊乱的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而这个乱世恰恰是中国思想乃至世界思想最为繁荣的黄金时期。道家的老子、儒家的孔子、墨家的墨子、阴阳家的邹衍，等等，九流十家的思想纷纷上场，相互碰撞、融合。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提出“仁”与“礼”的价值信仰。道家“清净无为”，法家“专任刑法”，墨家“兼爱非攻”，阴阳家“五德终始”……诸子思想在碰撞和交汇中，不独是以深邃的思想、深切的悲悯关照着社会，守望着文明，彰显着理性，更是“以身说法”，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他们所恪守的信仰，从而使得自己的思想具有震撼人心的磅礴力量！这些思想家的思想驱动着历史不断朝向文明前进，成就了贯穿于中国哲学精神深处不可遏抑的历史正义！形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架构，丰富了中国哲学体系，提升了中国文化的恢宏气象。

　　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人的因素，产生伊始就吸引了更多人向孔门聚拢，其七十二弟子，更是人才辈出，为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孟子、荀子分别从仁义道德和礼法制度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了儒家思想。其后，“独尊儒术”之汉，“一准乎礼”之唐，使得儒家思想大放异彩，从而成为中国哲学的主干。宋明汲取老释理学与心学两座“心性之学”奇峰，通天拔地。中国哲学由此在形而上的思辨上大大前进一步。鉴于心性之学空疏蹈虚之流弊，明清实学力挽狂澜，救偏补弊，注重观照社会实际问题，影响到中国哲学至今。

　　从中国思想发展路径来看，“轴心时代”精神突破的实现离不开“前轴心时代”的文化积淀。“前轴心时代”即夏商周上古三代。在中国早期的原始宗教意识中，已经蕴含了一个民族所有历史文化、文明发展的因子，“蕴含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中华文明从原始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该具备的文化雏形因素都已具备，并且随着原始宗教绝对神性信仰的倒塌，其他文化在原始宗教的荫蔽下应运而生。

　　发生在商周之际的哲学突破，体现在宗教意识上的变革。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此时期，神的绝对权威地位下降，而人的地位上升。主要是由社会政治事件——周代商的朝代更迭引起人们对天命的质疑。武王伐纣之际，周人经济和文化水平远远落后于殷商，西周统治者在政权建立之初，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政权合法性问题：作为“大邦殷”政权统治下的“小邦周”何以能够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殷商，获得统治权力？当时民众信仰的“天命神权”落向何地？这个在今天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却是一个“思想解放”问题。在周商交替的过程中，周人在提出“德”这个概念的同时，丰富了德的内涵：主张“以德配天”；政治上主张“敬天保民”，肯定了人的价值。从此，中国人以及中国哲学精神把注意力集中在德的问题上来。这意味着，中国哲学从商周之际就开启了“祛魅运动”，从而形塑了中国哲学的根本特质：在人的大道上前行。

　　中国古代哲学的脱胎和演进，在先秦时期即完成了哲学方面的两次重大转变，从而奠定中国社会2000多年发展的思想路径。中国哲学的发展，起伏跌宕，但总体而言，却是一脉相承，赓续不断，不离其宗。中国哲学的特质早在先秦时期已经定格，中国哲学的文化基因也于斯时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