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明确提到《中庸》，说明它谈论的正是《中庸》的慎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略去了“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一句，但它先是引时谚曰：“诚无垢，思无辱。”又说“夫不诚不思而以存身全国者亦难矣”，说明《中庸》的慎独主要是对诚而言，乃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同时也说明我们对《中庸》文本的分析，确实是能够成立的。而且《中庸》与《大学》一样，在强调诚其意的同时，也注意到外部环境因素，故在“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后接着说，“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里前一句的“不睹”、“不闻”是指意识、意念尚未与外物接触时的内心精神状态，而后一句的“见乎隐”，“显乎微”是指意识、意念已与外物接触，表现于外的状态，认为在这两个阶段都要戒慎恐惧，“不可离”“道”，时时克念内心的诚。与《大学》不同的是，《中庸》不是强调大庭广众对慎独的影响，而是提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认为不可在独居、独处（“隐”）时使内心不好的意念和想法在小事（“微”）上表现出来。但不论是《大学》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还是《中庸》的“隐”、“微”，都不过是对慎独的强调和说明，而慎独的主要含义依然是“诚其意”。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先秦典籍中“独”往往指“舍体”，也即是内在的意志、意念，慎独的“独”即是在这一含义下使用的，慎独即是诚其意。而之所以要诚其意，是因为人们认识到内在的意志、意念往往决定、影响着外在行为，有何种意志、意念就会有何种外在表现，故作为一种修养方法，慎独强调首先要端正内在意志、意念，从根本、源头上杜绝不善行为的出现，反映了儒家重视“内省”一派的思想。然而，随着《五行》经说的失传，独“舍体”的含义逐渐被遗忘，而更多地被理解为独居、独处。这样，慎独一词的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汉代郑玄在《礼记·中庸》“故君子慎其独也”一语后注曰：“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若有占听之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郑玄将独理解为独居、独处（闲居），认为慎独就是指“慎其闲居之所为”。在他看来，当个人独居、独处时，由于公众舆论的压力暂时不存在，道德品质不好的人往往容易偏离道德规范的约束，作出平时不敢作出的事情来。所谓慎独，就是要求人们在独处之际，仍能保持道德操守，独善其身。郑玄这个理解，合乎逻辑，文字上也讲得通顺，故被人们广泛接受，成为慎独的权威解说。郑玄是汉代经学集大成的人物，他对慎独的理解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认识和看法，说明至少在东汉时慎独在人们的理解中已发生较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将内在性、精神性的“独”理解为空间上的独居、独处；将“诚其意”的精神活动理解为“慎其闲居所为”的外在行为，使儒家重“内省”的传统发生某种程度的转向。朱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对慎独进行诠释的。
二、朱熹对慎独的诠释及其存在的问题
前面说过，朱熹在对慎独进行诠释时，独已从“舍体”转变为独居、独处，慎独也从“诚其意”转变为“慎其闲居所为”，虽然慎独词义的这种变化在字面上顺畅合理，甚至更容易让人理解、接受，然而一旦将其放入文本之中，还是能看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种种矛盾、抵牾之处，如《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一段，其慎独主要是对“诚其意”而言，并没有提到独居、独处的问题。因此，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独”，便成为朱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朱熹对这一段的注解是：
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辞。自欺云者，知为善以去恶，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谦，快也，足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其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恶恶则如恶恶臭，好善则如好好色，皆务决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为人也。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7页）
朱熹认为“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诚其意即是要“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然而当内心的意念刚刚发动，尚未表现于外时，“其实与不实，盖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者，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所以按照朱熹的理解，这里的慎独是指戒谨于意念的刚刚发动（“几”），而独是指他人不及知而己独知之的内心状态。在上文中，朱熹对独的定义是：“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而“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除了指独居、独处外，显然还指内心意念刚刚发动而不为他人所知的“独”，这在朱熹其他一些论述中也反映出来，如“问：‘谨独莫只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处也，与那暗室不欺时一般否？’先生是之。又云：‘这独也又不是恁地独时，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见《朱子四书语类》卷49《中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83页）“或问：‘在慎独，只是欲无间。’先生应。”（同上，卷16《大学三》，第68页）所以与郑玄相比，朱熹对于慎独理解的最大不同，是他扩大了“独”的内涵，使其包含了精神性、内在性的含义。他这样做，显然是因为看到郑玄“慎其闲居所为”的不足，而试图根据文义对慎独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如果说在“所谓诚其意”一段中，朱熹通过对独的诠释，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郑玄以来对于慎独的理解与文本存在的矛盾的话，那么，他对于下面“小人闲居为不善……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一段的解释则存在较大的问题，其注解完全偏离了文本的本来含义。朱熹的注解是：
闲居，独处也……此言小人阴为不善，而阳欲掩之，则是非不知善之当为与恶之当去也；但不能实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掩其恶而卒不可掩，欲诈为善而卒不可诈，则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为戒，而必谨其独也。（《大学章句》，第7页）
按照朱熹的理解，这段话是说，小人独自一人的时候，常常干出不好的事情来。然而，从他见到君子后试图掩盖自己恶行来看，他并非不知道应该为善去恶，只是一到一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便故态萌发，无力做到这一点。既然伪装并不能真正掩盖自己，那么就应当引以为戒，“慎其独”，过好独居这一关。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在《大学》原文中，“小人闲居为不善”并不是“慎其独”的直接原因，而是要说明“诚于中，形于外”，“诚于中”才是慎独的主要含义。而朱熹上面的一段文字不仅偏离了文本的含义，而且使“诚于中，形于外”一句被排除在文义之外，没有了落脚处。[ 在《语类》中朱熹也谈到“诚于中，形于外”的问题，如“诚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皆是真情。既是真情，则发见于外者，亦皆可见。如种麻则生麻，种谷则生谷，此谓‘诚于中，形于外’。又恐于独之时有不到处，故必慎独”（卷3《大学三》，第67～68页）。但从“又恐于独之时有不到处”一句看，朱熹显然是联系着独居、独处来理解“诚于中，形于外”的。]这说明在朱熹的观念中，慎独的独仍主要是指独居、独处，并没有完全摆脱到郑玄以来人们对慎独的理解。这在他对“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一段注释中也反映出来：“言幽独之中，而其善恶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也。”乍看之下，朱熹的这个解释颇让人费解。因为从字面上看，“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显然是大庭广众，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何以能说是“幽独之中”呢？在原文中，“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乃是紧承“诚于中，形于外”，说明我们内在的意志、意念一旦表现出来，就会受到大众舆论的监督、评判，它与“幽独之中”不仅没有关系，而且意思正好相反。那么，朱熹是如何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呢？在《语类》中，朱熹对此有过专门说明：
问“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曰：“此承上文‘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晓然共见如此。”（《朱子四书语类》卷3《大学三》，第73页）
魏元寿问“十目所视”止“心广体胖”处。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不是怕人见。盖人虽不知，而我已自知，自是甚可皇恐了，其与十目十手所视所指，何以异哉？”（同上，第73～74页）
原来在朱熹看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并非存在于现实之中，而是一种“假设”：虽身处幽独之中，却仿佛有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人晓然共见如此”。这充分说明在朱熹心目中，独主要就是指独居、独处，故不惜费尽曲折，一定要将文意落实到“幽独之中”。根据上面的分析，朱熹将慎独的“慎”理解为戒慎、谨惧，而“独”既可以指人不及知而己独知之的内心状态，也指独居、独处的物理空间，但主要是指后者。这样，慎独便成为谨独，——朱熹即常常称慎独为谨独，——它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既戒慎于意念刚刚萌动的内心状态，又谨惧于“已发”后的独居、独处；在朱熹看来，这两个阶段都可以说是独，都包括于他所说的谨独之中。朱熹对慎独的这个理解，较之郑玄虽有了一些变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与文本的矛盾，但由于他始终无法摆脱独居、独处的先入之见，而独居、独处又并非慎独的必要条件，《大学》甚至提出与独居、独处含义相反的大庭广众（“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所以他的理解与慎独的原意仍存在一定距离。更重要的，《大学》的慎独应同《五行》、《礼器》等篇一样，是指诚其意，指真实无妄的内心状态，而按照朱熹的理解，慎独则成了诚其意的工夫和手段。朱熹对此有许多说明，如“慎独者，诚意之助也。致知，则意已诚七八分了，只是犹恐隐微独处尚有些子未诚实处，故其要在慎独。”“知至之后，意已诚矣。犹恐隐微之间有所不实，又必提掇而慎之，使无毫发妄驰，则表裹隐显无一不实，而自快慊也。”（同上，第67～68页）慎独不是诚其意本身，而是“诚意之助”，是“恐隐微独处尚有些子未诚实处”，所以要“提掇而慎之，使无毫发妄驰”，这种理解不仅缩小了慎独的本来含义，也降低了其作为实践方法的道德力量。
在《中庸章句》中，朱熹对《中庸》的慎独也作了解释，由于存在文本等一系列问题，朱熹的理解也存在可讨论之处。在“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一段后，朱熹注曰：
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第17页）如前面分析的，“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的“道”应是指“诚”而言，儒家早期典籍中都反映出这一点。[ 除上引《说苑·敬慎》篇外，《荀子·不苟》也说：“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不苟》篇有多处文字与《中庸》相近，明显受到《中庸》的影响，可能是荀子早期受思孟学派影响时的作品，故它的理解应反映了慎独的原意。参见拙文：《荀子与〈中庸〉》，《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5期。]朱熹将其理解为“日用事物当行之理”，显然是考虑到第二章以下有关“中庸”的内容，而“日用事物当行之理”与“诚”虽然都源自最高的天理，都是“性之德而具于心”者，但二者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别。朱熹这种解释割断了《中庸》与《大学》慎独的内在联系，使人无法看到其“诚其意”的本来含义。在“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一段后，朱熹注曰：
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