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工业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名家系列讲座上的演讲）

   一

今天我讲的，屏幕上面都印着，就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文明”，也许叫“宗教文明与中国人的信仰”更合适。

照世界的宗教图景来看，大概六十七亿人中有五十四亿人是有宗教信仰的，有十三亿人号称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么中国就占了十一亿。如果中国以十三亿人口计算，五大宗教信仰者的人数是一亿二千万，中国共产党员是七千多万，那么，还有十一亿中国人似乎就没有信仰了。这就占到了全世界无信仰者人数的85%以上；也就是说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有信仰，而没有信仰的绝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在中国。这就有问题了，这十一亿人到底有没有信仰？如果没有信仰，按照culture communication（文化交往）的规则，一个人没有信仰，一个民族没有信仰，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别人不会也不敢跟你打交道。有一个人跟我说，他看到了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的登记，因为到国外去居住都要有个登记，你的faith（信仰）是什么。1908-1912年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留学时在外国人员居留登记中明确地填上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就是“儒教”。你要是填“没有信仰”，恐怕世界上很少有人敢与你打交道，因为你没有什么东西要崇敬，可以变得肆无忌惮啊！反过来讲，要是我们中国人到外面去说自己没有信仰，这也是很成问题的。在国内的时候，你想“我是有信仰的”，因为我们信仰共产主义。但是你到海外，那些人就很较真儿，他要算一下你们有七千万党员，有一亿多宗教徒，还有十一亿多中国人是不是就没有信仰了？这是个很普遍的疑问，所以外国人特别是天主教或伊斯兰教信徒集中的国家或地区，他们动不动就要问你信仰什么。不能每个人中国人都说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吧？因为那只是7千万共产党人理论上的信仰。 尽管如此，说信仰共产主义也有一个现实的麻烦，因为有些西方国家一度是把共产党和法西斯是放在一个签证表格里面的，如果你这样填，他就不给你签证了。当然，随着现在东欧出现了巨变，而中国共产党也搞了改革开放，传统共产党那种极左的东西少了，所以世界上对共产党的看法应该也有改变了。无论如何，共产主义信仰在世界人口的总量中是比较小的。但是，中国人不填自己的信仰或者说自己没有信仰，也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与其这样，你就不如算在七千万人里面得了。填个共产主义信仰都比没有信仰要强。你要是纯粹没有信仰是很麻烦的。别人就有一个印象，任何一个人，除了是一个动物之外，照亚里士多德说法，人还是个理性的动物或者社会的动物或者政治的动物。但后来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些性质的“动物”都会变来变去，还有就是，人也是一个有情感的动物，这个情感可能有的时候不是用理性来讲的，那么宗教可能就是表达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发现这个里面有什么道理，可以用一个discover，去发现它。但是你表达情感的是没有的，没有的但它却是终极的。所以到了二十世纪，有些哲学家或者神学家，就把宗教叫做ultimate concern—“终极关怀”。

我们人类有很多很多的关切，比方说我是一个世俗的人，要关切我的吃穿住行，要关切我的名誉、我的安全等等。关切到最后，按照马斯洛的层次理论，到了最后一个就是self-realization（自我实现）,就是说在人的各种关切中最后实现的那个就是一个最高的关怀，这个关怀，就是一个ultimate concern，终极关怀或者叫终极关切。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concern, concern in different aspects（人皆有各式各样的关怀）。按照马斯洛的说法，就是hierarchy(层级),一层一层往上走。照古希腊人看来，人是理性的动物，能够reason something out(理性地思考问题)， 你能够去想一些问题；然后人还是一个social animal（社会动物），要成为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或者你会确定自己的一个identity（自性）,然后跟别人打交道；再就是人又是政治的动物，就是说你的身份和行为要符合法律。在西方，你要知道什么叫PC，就是political correctness,即政治正确性。如果我们要在他们那种制度下生存或者与他们交往，那就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要遵守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政治的动物。实际上这些都是大家能够理解的。惟独人在情感方面的特性往往不像在理性和政治性那样受人重视。有个例子说，美国在遭受9·11袭击以后，研究人员把所有的录像录音都找来，看看人在碰到一个突然打击的时候，完全不考虑理性、完全不考虑规则、不考虑政治原则以及社会契约下我们的身份的时候，人的本能是怎么表现出来的，结果发现，所有的反应都是“Oh My God!”都是“我的上帝啊！”这就是人的深层的宗教情感。当然换了中国人，肯定就说“我的天呀！” 这个“天”就是中国人要表达的情感，一种中国式的宗教情感。比方说，从理性来讲，如果我们学法律，我们就要找证据、找相关性、找因果性，然后看看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必须要找到，才能推测他要承担一个什么责任；要找不到就很麻烦。这时候，你要是真地找不到，你又希望有一个正义的结果，你就会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这个“天”，是不会提供任何证据的。同样，在西方，法庭一开始的时候，就叫大家起立，法官就会说，“让上帝救赎这个光荣的法庭吧！”这就事说，要让上帝盯着大家，不要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即中国人说的“老天有眼”。然后才开始进行法律的其他程序。如果人仅仅被认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那么陪审团就是多余的，陪审团并不都懂法律，其成员也未必很关心证据，但是他们可以影响法庭的气氛，靠的就是感情的因素。法官要采取的意见也要注重陪审团的情感。作为律师来讲，他可能是站在一个“法不容情”的立场上。作为法官来讲，他是站在“合理合法”的立场上。他把理排在法的前面。作为陪审团来讲，其排序可能是“合情合理”。这好像是很矛盾的，法不容情，然后是合理合法，最后是合情合理，法官就在中间寻找平衡点。先要说上帝救赎，然后再进行法律的那些技术性的程序。这个时候，就等于承认人是个情感的动物，这就是我们所表达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信念。我也想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当他听到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林彪不死，天理不容！”什么是天理？“天理”就是人表达感情的，不是逻辑的道理，这时的人不是在证明其是理性的动物，或者社会的动物，而是在表达感情。像这样的情况很多，比如中国古代的皇帝，他有绝对的权威，他可以下命令叫大臣一定去执行，甚至草菅人命—“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是他下命令的时候却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他的权威仍然受制于“天命”的运转，一如西方的总统任期受制于法律的规定。中国农民造反也是这个样子，他不说皇帝在法律程序上有什么问题，他说自己在“替天行道”就可以了，他们还会做一些带有宗教或者迷信色彩的事情来表达这个感情。这种宗教情感实际是一个人本性的要求，所以我们光说人是一个政治的动物、理性的动物、社会的动物，那是不够的。人还有宗教的情怀，这就不是给你讲逻辑道理。人总是要表达感情的，因此也需要一个感情的客体，一个对立面的东西，这个东西恰好是不能以理性描述的。在十五世纪或者十六世纪以前，欧洲的宗教把什么都囊括在自己的内容里面。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具有启蒙思想的人就说科学是理性的规律，宗教不要管得太宽。原来宗教什么都要管，第一要管政治，政教合一；第二要管科学，把人间的奇迹全部说成是神的自由意志的结果，不能用科学解释。把科学当作神学的婢女，把哲学当作神学的仆人。哲学好像只能作为一种证明宗教的意义、神的意义的方法。十六世纪的科学革命，特别是哥白尼的革命，把科学理性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十七、十八世纪的人文主义，再把哲学也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到了十九世纪，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才是宗教总的起因，不是宗教学者说的人类学的起因。不是因为人类对一件事情感到恐怖，就会找一个对立面的绝对者来帮助解决自己心中的恐怖。而马克思说是因为经济问题把人们挤压得没有办法，又没有办法推翻那种压迫人的经济制度，就只能假设一个比经济制度更高的东西来帮助人类推翻它。所以十九世纪，马克思就把宗教解释成一个社会经济学的东西。这些就把政治、理性、社会和宗教分开了。

 二

按理来说，二十世纪宗教就没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了，它的政教合一、它的那些奇迹都可以在宗教之外得到自然科学的解释，它就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了。可是后现代主义者发现，情况好像不是这样。实现现代化之后，人们还是要表达自己的感情。这就是说宗教以前错误地把科学、哲学、政治等当作自己的奴仆。现在奴仆解放了，宗教就应该去做自己的事情，那就是帮助人们表达一个终极关怀，而不是具体地处理政治、经济、科学或哲学问题。所以在西方，你可以看到一个科学家同时是一个宗教徒，一个哲学家可以是一个基督徒，这让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以为这三个东西一定是统一的。殊不知，这三个东西，在中世纪是被宗教神学给混淆了。宗教的专制主义把人类其他的思想活动都控制在它的下面，过界击球，犯规了。而现在的情况似乎又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在人类极度迷信科学技术的状况下，我们都可以不用生孩子了，自体克隆就行了。这样一来科技又成为一个专制的东西，或者政治成为一个专制的东西。面临这种极端的情况，后现代主义者就在反思：是不是把宗教和哲学、科学、政治区别开来，宗教自身就没有价值了？ 显然不是这样，宗教有它自己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准确定位。19世纪上半叶有个法国思想家叫托克维尔，他到美国考察，发现美国的教堂好像比银行都要多，他觉得很奇怪，后来就把自己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叫《美国的民主》。他觉得很奇怪，法国人把自由女神像送给了美国，可是美国没有像法国那么动荡，美国社会很平稳，整个美国的制度和美国的社会一直都向前发展。可是法国就不一样，法国崇尚自由主义，是最反对天主教的，法国的动荡相当厉害，法国人好像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然而法国的人文主义应该是说最彻底的。那么也就是说，宗教中还有一个东西，是人文主义和社会革命不能彻底取代的，那是什么东西呢？到现在已经看清楚了，通过后现代的洗礼，发现宗教、哲学和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宗教中强调有一个造物主绝对存在，他可以造出其一切对立面的东西。在西方，你要用一个东西表达点带情感色彩的话，你会说poor creature（可怜的受造物！）。这就是将任何存在的东西都当作creator(造物主)对立面的受造物，都是跟这个creator对立的。把宇宙万物看作是一个整体，你可以想这个宇宙万物有一个对立的东西，永恒的东西就帮助你来判断宇宙的总的特点是什么。逻辑上逃不出他的对立面，这就有一个contrast between creator and creature(造物主与受造物的对称或比较)。你会听到西方人讲任何东西时都说creature，倒霉的时候就会说，The poor creature(这个可怜的东西)。这就是宗教，因为它蕴涵了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必然性和终极性的逻辑。

现在我们来讲与西方宗教文化相关的科学。我们经验世界中的一切物体、一切现象都处于不断运动和发展中，动来动去、变来变去，我们每一次的观察结果都不一样。科学家来看这些运动变化的物质是要发现些什么东西，是要发现它们背后藏着的永恒不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可能就一个，可是此规律却可以解释它对立面的千变万化的物体极其运动。就像宗教中的上帝作为造物主可以解释其对立面的宇宙万物，科学恰好也借鉴了这个办法，我要想使我的思想具有神圣性，我一定要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东西的背后发现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这才是我比别人高的地方，如果我仅仅是看到一个变化，那我就是一个很拙劣的观察者，不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家是看到几个这样的变化，他马上就能找到（其中的规律），就像牛顿看到苹果掉到地上，马上就去思考并发现了万有引力；通过万有引力，可以解释无穷多的物体运动变化现象。“万有”、“永恒不变”这些都是宗教赋予上帝的性质，这是科学借鉴宗教思维的地方。但是一般人的观察达不到此，这就是科学。类比宗教的思维说：上帝是“宇宙规律的制定者”（law-giver）；科学家就是“宇宙规律的发现者”（law-discoverer）； “规律的制定者”是蕴涵在“上帝是造物主”（God as creator）的逻辑里的，而“规律的发现者”是靠观察、实验和推理，但前提是假定“规律”已经存在，所以不是“发明规律”（inventing laws）。因此，从自然规律的“设定”中就可以看出宗教与科学的逻辑关系。

哲学呢，哲学也是在一切现象中确立现象背后的本体。像康德讲的，哲学是在一切现象中确定现象的本体。你可以说哲学描述的任何一个现象都是一个thing(事物)，但它决不是背后的藏着那个规律—thing-in-itself(物自体)。只有通过“事物”而发现“物自体”才能说明哲学。可见，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都有一个共性，都要假定有一个客观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在科学叫规律，在哲学叫本体，在宗教叫做上帝。可是，他们的对立面是什么呢？宗教管的最大，万物都是被它支配的；科学管的相对要少一点，只能就观察到的那些物理化学现象寻找并确定规律；哲学是推论的，只要假设对面是一个东西，你把它叫做thing, 那它背后就一定藏着一个规律(thing-in-itself)，这就是哲学的思维规律。佛教里有一个很好的讲法，叫做“三法印”。佛教说你要找的最高级的真理就是藏在各种物体背后的运动规律。印度人说，最能替科学作解释的就是佛教；他的依据就是“诸行无常”，这好像是个物理学的描述。就是任何物体，都处在运动变化中，与跟时空有关系，各种各样的物质元素，甚至跟观察者的心情和状态、认识水平不一样，都是变动不居的。“诸”就是很多种，“行”就是运行当中的东西。物理上很多东西变来变去，科学家为了计算方便，就假定它有一个常数，有了这个常数再去计算变数，那么这个常数就被描述成规律，所以叫“诸行无常”，“常”就是规律性的东西，是藏在各种运动中的事物中的。你只看运动的现象就容易被迷惑，因而揭示不出这种恒定的规律性。一个科学家要通过追寻找事物运动背后的规律。第二个是“诸法无我”，这不是科学而是哲学的一个描述。任何一个“法”，—这个法不是我们说的法律，也不是办法，而是佛教所说的表现出形状的现象事物，所以表象的事物就叫“法相”，“法相”是虚幻的，背后有真正的东西，那就是“心识”，所以相信这个“法相”世界是由精神性的规律支配的，这就叫“法相唯识”，有一个很哲学化，甚至科学化的宗派就叫“唯识宗”或者叫“法相唯识宗”。就是玄奘去印度取经带回来加以传播的那一支派。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法相”，它是一个具体的东西，能看到。“诸法无我”，是说你可以看到具体的东西—“诸法”，但却找不到其核心的规定性—“我”（“我”不是人体，而是佛教说的“自我本质”），我们知道各种事物的现象，但是却不能保证知道现象背后的自我本质，不知道其本质的规律。犹如构成事物的分子后面藏着原子，原子后面藏着夸克，一直藏下去。你发现了一个东西，被你解释了以后，仍然不算穷尽，它后面就还藏着一个东西。各种“法相”都不能表达出它自身的规定性。就像康德讲的，法相只是things,它们的背后还藏着things-in-themselves。哲学上说，人就要追求一个“我”，这个我不是指人,是指物体中那个最核心的最本质的东西，跟现象对立的。“我”恰好不是人，如说“要实现自我价值”，这个“自我”不是指现象的人，是这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人“丧尽天良”，那他就不是人了，但是他还是个动物，还是个生物学的人。那个“天良”就是哲学上讲的“我”。所以，要回答“天良”的问题我们就又回到宗教上来了。所以在西方宗教、哲学和科学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在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天良”可以表达成一个崇高的规律，或者叫“道德律”，是像上帝一样一成不变的规律，上帝用他的自由意志或者逻辑造了我们人，上帝又用他的神性造了万物，这样人和受造物便都被上帝赋予了神性，那就是人和万物的终极“自我本性”，所以人和万物里面的那个“我”都是可以和上帝相通的，你要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中国传统的哲人把它叫“参天地之化育”。

 三

不管是从宗教、科学还是哲学的角度讲，如果认识并体悟到“天赋人权”和“神赋物性”、“上帝面前万物平等”，“替天行道”，那你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神圣境界。“三法印”中的“涅槃寂静”讲的就是这个终极性道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和“涅槃寂静”，这是佛教的“三法印”，像印章一样象征佛教的全部哲理。如果你能认识并体悟到这几点，你在研习科学著作的时候，在描述一个哲学的概念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描述的是其神圣性的本质，你去理解它的时候就会达到一种境界，你就和神性与规律性统一了。你看西方的大科学家，按我们一般的人就很难理解，像阿基米德不要命都要做那个试验，像毕达哥拉斯宁愿死都不愿意让弟子出去讲他们那个小团体掌握的科学规律。实际上，毕达哥拉斯的组织就是一个宗教组织，所以柏拉图从毕达哥拉斯那里学习的东西就是一个普遍而必然的规律性的东西，现在我们知道叫“几何学”。柏拉图要建立一个哲学体系当然也借鉴了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方法，他发现经验世界中万物动来动去，都是不规则的，毕达哥拉斯要找出一个规律的东西，那个东西显然不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面，而是在其对立面。对立面是什么，柏拉图说是“理念”或“形式”，哲学家的理念就是康德的“物自体”，也就是科学家的规律。因为柏拉图的老师之一就是毕达哥拉斯，所以他的纯粹的哲学思想还不是从苏格拉底来的，而是来自毕达哥拉斯，所以他在他那academy（学院，可能是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大学或者研究机构，现在世界的科学院都是用这个词）的门上写的那个motto，那个格言是：“不懂几何学不准入内”。因为几何学可以把各种各样的物体描写成一种几何学的规律。一旦描写成几何学的规律，它至少在空间上就脱离经验了。所以康德说时间和空间都是两个先验的形式，空间是几何表达的，时间是算数表达的，而数学知识只是这两者在经验世界中的积累和抽象。

回过头来说，像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这些人照我们现在来看都是科学家。而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也都是一些宗教徒，他们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学习神学的那些论证宗教问题的知识和方法，结果发现要用科学的办法才能证明或者证伪传统宗教中的问题，慢慢也发现宗教中有些科学问题是不能靠宗教神学证明的，因为它们本质上不属于宗教，像地球在天体系统中的位置和生命的起源等。所以在一个范围里面，宗教不要去管，要让科学去管。因为宗教是一个表达人们感情的东西，你要是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东西，那就会既摧残人的智力又伤害人的情感。政教合一的坏处是“意识形态”化，我们人的心灵或思想都是自由的，你有一个idea（意识），我有一个idea，然后我们很自然地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你要把你的“意识”变成一个ideology,变成一个意识形态，这就很恐怖了。就是说我的idea我要把它变成一个ideology,大家都要听我的。以前的宗教就是这样子，他要委托一本书（圣经），或者委托一个教皇来统治一切，这就很恐怖。因为每个人的idea表达每一个人的情感，每个人的情感都是一个reflection of his own feeling,表达每个人的独特的情感和想法。一旦意识形态化，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专制化，就让别人的idea没有机会表达，中世纪的宗教就犯了这个毛病，所以马克思批判宗教，后来人也批评宗教，就是因为它从表达个人感情的文化形式蜕变成了一种专制政治，这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思想反叛。就像科学试验，每个人的观察都不一样，你不能用一个人的观察来代替所有人的观察。后来这些宗教徒们，有思维能力的宗教徒们，他们在观察的过程中，在思考的过程中，就首先起来反对宗教神学化的ideology,让idea(意识)与ideology(意识形态)分开来，那么后来人文主义和社会革命包括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都把这两者分得很彻底。但是就从表达人的感情来讲，上帝是什么，经历了科学革命、社会革命、哲学思维的革命，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到现在宗教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变成表达人的情感的文化符号了，其性质是“比喻”（metaphor）式，而不是像科学和政治那样带有普遍的必然性或权力的强制性 。因为表达感情和理性不一样，表达理性我们可以通过作试验把它描述出来，或者靠逻辑推理证明出来。感情不需要这样，感情只需要用感叹来类比讲另外一个东西，以此喻彼，而不是彼此不分；比喻就是我不能直接说，就找一个像类似的东西来描述他。描述它的过程中，你知道这不是等称的，完全是为了表达人们的感情来用的，所以到现在宗教只表达人的感情了：西方人仍然这样说，上帝是一个creator(造物主)，上帝是一个law giver(立法者)，他的立法不是法律的意思，他的立法是规律的意思，物理学的规律也是law，还有社会的法律也是law，我为什么不能说人的坏话，不能不下意识地去帮助一个人，这个也是一个law，照孟子讲这是“良知”，即康德所谓的“道德律”，因为你碰到这个情况你一定会这样。孟子说，你见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去了，你马上就会去救他，你绝不是想好了要得到隔壁邻居对你的赞扬，或者上百万的奖励，或者选你做见义勇为英雄之类，你当时想不到这些东西，但是一般人，除非你是个冷血动物，是个丧尽天良的人，否则一般人都会“天良发现”，一定会去救人的。人此刻一定被一个东西支配，就是“道德律”。所以照西方人的说法，制定这个道德律的就是上帝，他是一个给定规则的人，这个规则有大的宇宙规则，有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规则，叫social law（社会规则）。然后还有我们讲不清楚的，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但一定要这么做的，即“道德律”或“良知良能”。 第三，上帝还是一个savior(救世主)，就是最后来解救你的人。这些都是来表达感情的，不是真实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但是中世纪真地把它当作科学的东西了，当作一个真实的东西，因为宗教信仰者试图演示许多奇迹，什么摸一下脑袋，瞎子的眼睛就看到了；拽一下胳膊你的断手就接上了，推一下你这个瘸子你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了等等，照现在来看这些神迹都是虚假的。现在宗教做礼拜都会请一些有神力的人给那些刚入教的或者正准备入教的人、参加礼拜的人，讲一些神迹。科技发达的美国社会也有人在宣扬神迹。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宣扬对大部分人来说已经无效了。但是美国社会中还是有人要宣扬神迹，把它当作一个表达感情的方式。我们的情况也很类似，如果我们把上帝当作科学观念的时候，当然就只能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唱《国际歌》时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唱《东方红》说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大救星跟救世主有区别吗？英文都是savior。你觉得一点也没有问题，你批判上帝的时候，你是把他当作一个科学问题去批判，因为中世纪时就是这样说的，即将宗教凌驾于科学之上。但是你唱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时你觉得也没有什么矛盾，你觉得很正常。因为你把它当作表达感情的东西，因为你是希望毛主席这样做的。

 四

我们现在强调依法治国，这个法实际只是宇宙法则中体现在社会中的规律，与宗教所说的宇宙法则比较起来当然是很少的，所以不是万能的。我现在调到政法大学去，发现那里学法律的学生就觉得法律是万能的，实际远远不是这样的，因为人不仅是社会的人，还是生物的人，更是宇宙中的一分子。社会中的法律只是人生命圈中的一小部分，这种法律的最高价值是什么？实际还在于它的神圣性，说法律是保证人们自由、保证公正性。那么，谁来保证这个自由，保证这个公正性。那你先要假定是神，假定有一个神圣的东西，这就是“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的宗教逻辑前提。我们说西方开庭审判的时候，祈祷法庭公正的第一句话就是要表达世俗法律的最高神圣价值，“老天有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官和陪审团心里都不能不对上帝作为“法律制定者”而诚心诚意地敬仰，否则他就可能玩弄人为的法律技巧，损害神圣的公正性。西方人的总统宣誓就职的时候让也是要按着《圣经》宣誓，我看东欧原来那些共产主义国家现在总统就职时好像是把《圣经》和宪法放在一块，手按着这两样东西在宣誓，其象征意味在于一方面是世俗的法律，一方面是世俗法律的神圣渊源。法自己也有自己的合法性，法还要合法，比它还高的就是一种宗教情怀情，所以法的最高价值就是其“神圣性”。实际西方主流社会的法律在哲学层面讲还是自然法体系，这就是从宇宙万物法则的宗教设想中体会出来的。所以假定上帝在造万物的时候，阿奎那说，有一个universal law，有一个普遍的法管这个宇宙万物，让它按照规律运转。具体到我们这些动物，就有生物律、社会规律和道德律在起作用。生物学的规律支配我们的生命体；社会规律支配我们的社会关系，这是权力与义务平衡的契约关系；道德律支配我们的良心并与最神圣的价值保持和谐，所以人最终的性质是“有没有丧尽天良”或“干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康德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哲学家，在西方法学界，康德是建立了一个最完善的自然法体系的近代思想家，他设想的那个法形而上学是人道主义和自然法律体系相结合的一个很大的法律体系。康德就为现代宗教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哲学解释。为什么要有宗教，他说因为是道德的关系。他讲了两件事情，我看我们的翻译翻得不是很好。我看电视上老有人，不管是搞自然科学的还是人文科学的，都在那里讲，说康德说，一个人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在于崇拜天上的星空和脑袋里的道德律，是不是这样讲的？实际上，这些引证的人忘了康德首先是个天体物理学家，他知道星空之下天体都按照一种规律在运转，这就是康德和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因为之前很多人就把天体物理学搞的很清楚了。他知道社会学家在解释社会学的规律，生物学家在解释生物学的规律，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描述的，都是可以discover的。因为它们都是规律、是些law，你发现他之后你用不着崇拜它们，可以描述它们，可以给别人描述，可以去讲。这是些公式，因为他都知道，他是写宇宙演化史的。但是在太阳系更远的地方，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天空了，天空就是超越我们人的理性描述的地方。西方人讲话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说星空也是个物理学的描述对象，他说不是的。他们有句话很清楚的，我原来给大家讲哲学课的时候就讲过。我第一次到美国去教书，那时候美国教师就说，他们教授教了六年就有一个sabbatical year，这是一个宗教的概念，进到教育里面来了。安息日，上帝造宇宙万物造了六天，到第七天他就要休息了，那么人也是这样，所以人也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工作六年，第七年给你带薪休假，到时候你就可以去搞创作。有个教授就要带薪休假，他要找一个人来代替他的课，他从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网站的信息看到最近可能到美国来演讲的人，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能够代替他讲课。刚好这一年有一个代表团要到美国去演讲，我也在这个名单里面，我们的简历都很漂亮，所以那个教授就一个个打电话问，说你们的简历都很漂亮，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因为他要对他的教席负责，他要选一个真是能代替他讲课的人。我不知道他是第几个问到我，反正有一天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我第七年我要休假了，我看了你的简历很好—中国人的简历普遍都很好，你接不接意我考你一下，我要考你一下，我才能判断，我才能跟学校，跟教务长讲，以免其职位被滥用，他很介意这个事情。因为我也很好玩，我也不是很看重他们，因为美国教授都忙于教书，忙于挣钱，没有太多的人认真去思考宗教或哲学中的宏观问题，所以我多少有点不太在意，我就给他冒了一句英文，I never attempt heavenly impossible but not humanly impossible(老天爷不可能做的事情我不做，但是人做不了的事我都想做一做) ，I never attempt就是绝不尝试，heavenly impossible就是上帝都做不了的事情，上帝都没有可能做的事情我不做，凡是人做不了的事情我都想试一试，human和 heaven就这个区别。他听了这句话就说你通过了，你不需要考试了。我很奇怪，后来有机会问他，他说，就是在美国也没有几个教授能讲出这样的话，能这样比较来讲这个事情，他很吃惊，所以他跟他的教务长讲就是这个人。我是第一次出国讲课就到美国去给研究生讲，本科生讲，还不是讲中国的问题，是讲美国正规的学分课程。后来我去了，我就一直要求，我说有一个中国教授在这里，你们为什么不利用他在这里的机会来讲讲中国的东西呢？他说中国的东西在这里不算学分，讲座可以，教课不行。学生享受不到学分，他就不太容易接受，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无论如何西方人在讲这个heaven的时候，就是康德讲的starry heaven的意思,实际是讲属于宗教的那些不可能的事情， 实际上涉及良心的道德律也是属于科学的“不可能”问题，不能用一般的伦理学、生物学、天体物理学、数学等来描述的，这一部分你都可以把它描述成一个规律，你用不着崇拜它，只有那两部分—天上的星空和你脑袋里的道德律，它们被一种神秘的东西支配着，对于这种神秘的东西，你只有信仰它，越想你就越崇敬它，而且不能把它讲成道理，这就是他所理解的law之间的差别。他认为在最极端的两端是和宗教有关系的，宗教中叫终极关怀。这个终极不光是大到外面的最大的，还有里面的最小的，照中国人的逻辑讲是“至大无外”和“最小无内”的统一。

五

康德还讲了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翻译也没有翻译出他的意思来。因为我们还是不懂西方人的宗教情怀—我们老假定自己是没有宗教情感的，中国人是不信教的，就不会去按宗教的价值观去理解这个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没有人把它准确地翻译出来。康德说道德律是什么东西，比如有一个人跟你说，他首先是一个动物性质的人，是一个生物的人，所以他受动物律的支配，他好色而没有办法自控。康德说那好吧，你好色就给你提供一切方便好色，因为你说生物规律没有办法抗拒，那就给你提供一切环境让你去好色，同时告诉你给你提供最好的环境的那个房子的门口给你放了一个绞刑架，意思是好色完了之后就接受社会法律规定的死刑，然后这个人看到了就会马上告诉别人他一点也不好色，说生物律太容易克服了，一点都不重要。我不好色，他就走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在比较生物律与社会法律之间的利害关系；法律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你享受了这个权利，就要履行一个相等的义务，你破坏了别人的权利，你就要去履行赔偿别人的义务，赔偿别人就是掉脑袋，所以他马上说我一点都不好色，他就从绞刑架走出来了；然后他的对面有站着个国王，他有无限的权威，有一个正人君子，大概是整个国家中最好的正人君子，但是他得罪我了，我要杀他，我杀他要有一个合法性，要有一个在法律上的理由，就是要你作伪证，你随便作一个伪证，这个伪证足以把他判处死刑。让你来做这件事情，你如果不做，我就杀你；如果做了我就饶你一条生路，因为你已经看到那个绞刑架对你的影响有多大。这个人就说我不能马上回答你，我要考虑考虑。康德就说，他考虑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他说他要考虑，他瞬间的犹豫就说明他还被另一个规律支配着，这个规律就是道德，这就是孟子说的人有恻隐之心。恻隐之心是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讲的。是什么？就是天上的星空所代表的神圣性和你脑袋里的道德律，就是那个最后的人文关怀。这个规律说大是最大的，说小也是最小的。它是把最大和最小统一在一起的，就是“天地良心”。这就是人的各种各样的关切的极限。从康德这个例子你就能看出，这是你脑袋里最小的也是最核心的一部分，这个翻译我就想星空和道德律翻译成什么，翻译成“天良”就好了。孟子就讲一个人丧尽天良，就已经不是人了，人之所以是人，他是有感情的，利用宗教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的道德律是怎么表现的？就是通过一个宗教的问题。所以在美国会说这是church（教堂）所象征的价值体系。中国人会说教堂反映了中世纪建筑技术、力学结构技术、建筑材料锻造技术，还有玻璃的染色技术，还有绘画技术，还有文学的故事之类的。中国人看到一本本的历史书就不得了了，中国的文化真是不得了，我们有二十四史，地方有地方史，每个时代的大学问家都写上千万字的书，这多有文化！西方好像没有哪个人写了几本著作，国家也没存几本书，但是你去进西方的教堂，你进一个中等的教堂，像你读中国书那样仔细，你发现你一天都走不出来，因为里面的信息太多了，它要表达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美国人说教堂是美国公民的道德孵化器。道德、伦理是从那个地方孵化出来的。所以康德就说，人为什么在那一瞬间会犹豫，因为在那个瞬间，有一个东西把他和上帝联通起来了，不是证明上帝是什么东西，而是要有一个神圣的假设，那个天良。西方包括康德这样的科学主义者，都会解释宗教在人文启蒙之后还有什么意义，是保证道德的意义，这就是美国人说的“教堂是公民的道德孵化器”。所以西方人说，we are the nation of one book,我们是一本书的民族，就是一个人从生下来，从生下来就是有原罪的，所以要到教堂去洗礼。美国人在选举的时候会开玩笑说，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是一个baby kisser ,是一个亲小孩的人，为什么亲小孩呢，因为可以得到八张票。他说，If you are a baby kisser ,you are sure to get eight votes.我当时怎么也算不出有八张票。你看小孩的父母可以被你感染，投你两张票，小孩的外祖父母也可能被你感染，又投给你两张票，就有四张了对不对，小孩的爷爷奶奶也可能被你感染，这就是六张了，哪来的八张呢？后来他就告诉我，还有教父教母，就是教堂里面还认了一对心灵上的父母，那两个人也可能投票。所以在美国的政治家会组织妇女把小孩抱到竞选的场合，他去一个个亲孩子，这就是他们的PR，public relations（公共关系）。现在都是传媒政治，大家都看得到你的表现，不是你去逐步传播，马上从这个image里就能看到，所以你就要去制造imageship。去站在9.11的废墟上跟救火队员聊天，政治家要跟这个baby kisser在一起，发洪水要站在抗洪的第一现场，去那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抗洪，这就是imageship，如果没有传媒的话，这个东西没有必要，因为它起不到任何作用，这就是一个modern politics(现代政治)要做的事情。baby 从生下来到死都要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结婚当然也是，结婚要做一个道德的见证，而不是法律的，因为法律上你去民政局登记一下就算了。但是结婚是一个有宗教含义的神圣性的东西，一定要在教堂里面，教堂决定你的道德和传统。所以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跟我说，旧时代农村的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如果没有经过一个父母和媒人的介绍，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个人就私奔了或者在一起了，那就是大逆不道。我们的电影里还会放一些旧时代的处理办法，就是把这对男女放在笼子里沉到水里淹死，或者是赶出这个村寨，这是很残酷的世俗法则，而且还认为这是伦理的。他说西方人不一样，十六、十七世纪的小说里就有这个情况，如果在乘船的过程中有一对男女好上了，跟父母没有关系，就是在乘船这个过程中，船上的年龄大的人就会马上告诉船长，让船就近靠岸，找一个教堂，举行一个仪式，祝福他们。要是中国人肯定就是扔进大海了，宗教对他们有一种道德含义和文化含义。美国人打仗都要带随军牧师，因为从逻辑上讲，人是上帝造的，你死的时候，听到的最后一句话（还应该是上帝的话，当然由牧师代言），叫做from ash to the ash（来于尘土，归于尘土）,你是上帝用泥巴做的，你还会变成泥巴；如果你不回到那里去，幽灵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做野鬼去了，那也很难受。它有一个假设，就是在野鬼孤魂会地狱里受永火的煎熬，这很恐怖。所以从伦理上讲，都有一个随军牧师跟着，在人死的时候，帮助死者的灵魂回到上帝的天国去。因此，一般人都愿意葬在教堂的墓地里面。中国人大概没有随军牧师，大概有指导员之类的，他也是在做思想工作。中国人把终极性的归宿叫做天，一个人死了叫做一命归天，或者架鹤西去，说得都很好听。实际“西去”是什么，就是到天那里去了。人命关天也是这样的，你这个命也是天给你的，最后你回去，就是归天，又回到那个地方去了。所以天实际是表达感情的东西，上帝实际是神，中国人为什么把它翻译成上帝，就是因为中国人的天是在上面的，有同样的意义，既然天在上面，就把西方传来的宗教叫做“天主教”，翻译的时候也是参照了中国的这些东西。司马迁讲的很有意思，司马迁说天就是人的开始，父母者人之本，人穷则反本，这个“穷”不是贫穷，而是我们推一个问题推到极限，就是宗教讲的终极关怀，人要把自己所有的问题推到终极的时候，你就要去找那个“本”，“本”当然就是你的父母或者祖先了，祖先是从哪来的，还是从天这里来的，所以生物学的这个极限到了，你就会下意识的去喊，喊未尝不呼天也。做手术的时候，如果你没打麻药，疼得时候就会喊爹喊娘，喊爹喊娘从生物学上来讲并不能解决问题，还是疼，但是你还是喊，这些都不是一些必然的科学规律，但人表达情感是要这样说。所以西方宗教的creator ,law giver跟我们天地祖先也是一样的，天把我们演化出来，首先演化的是我们的生物意义上的父母。农村里面把父亲，和天有关的叫做“乾”，母亲与地有关的，叫做“坤”。小时候我到农村里去玩，有一个人跟我讲话，我没有听懂，要她再说一遍，她的丈夫就不高兴了，说她是“坤道人家”，不要听她的。知道么，他说他的妻子是“坤道人家”。坤就是那个乾坤中的坤，乾不是天吗，坤是地，一个在上一个在下，他的丈夫就说他的妻子是个坤道人家，乾是上面的，坤是下面的，所以他就认为他比他的妻子高明很多，他把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演化为一个伦理学的概念，他说你不要听她的，她没有什么道理可讲。那么司马迁也说，人是怎么来的，天把我们这些人生下来，不光生了人，像西方生了人之后也给他一些law,也给他一些规则，天将降下民，做之君，做之师，给他派了国王，派了政治领袖，政治领袖的权利叫什么，叫君权神授，皇帝说君权神授，就是说我这个权利是天给的，就是天把人降下来，又给他一个政治领袖，就是君权神授，然后再给他指定道德教师，道德教师就是你信仰它的时候多少信点伦理，不像物理学的规律一样，你没有必要崇拜它们。但是伦理的东西不一样，是要人崇拜的，这是道德楷模，而不是自然规律。就像孔子一样，宋代的人讲孔子，说天不生仲尼—说孔子不是人生的，是天生的—万古长如夜，中国永远是黑暗的。所以我到中东去讲学，有的教授非要跟我讨论论文，就问我，你们的圣人是不是处女生的，我说我们这个圣人不是处女生的。他觉得奇怪，就问：那么你们崇拜他又没有奇迹，这可能吗？跟科学规律不一样，因为耶稣是处女生出来的，是玛丽亚生的，她还没和约瑟结婚，她就生孩子出来了，而且生在马厩旁边，那么这就是一个奇迹，是违反生物学规律的，这样才是一个神。而我们这个孔子，到底怎么生下来的，有很多的传说，他肯定是一个男的和女的生的，但是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生的时候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的父亲已经很老了。为什么要跑到一个山丘上面去生，如果是一个很正常的婚配的话。所以孔子又叫孔丘，为什么叫丘，因为他妈妈在一个小丘那里生的他，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去生？ 这就是一个悬案了。到了宋代，儒家的人就说，孔子是天生的。他是一个很老的贵族和一个很年轻的女性生的，而且肯定有不合适的地方，不能在家里面生，才跑到一个山丘生下来。西方人根据玛丽亚生耶稣的传说，就问我你们那个圣人是哪个处女生的。好像孔子的母亲并不被人推崇，但是玛丽亚是很受推崇的，所以他就一定要确认孔子的母亲是谁。这个我就没跟他解释清楚，我说这个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确实也没把这个问题解释太好，就是为什么要到一个山里去生孔丘。我们结婚也是一样的，西方人结婚要到教堂，叫神来作证，我们结婚则拜天地，叫“天作之合”。实际上生命是从天地来的，你要先拜天地再拜父母。骂人也是这样的，骂你的祖先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你要是没有宗教感，这是无所谓的，撬祖坟也是无所谓的事。以前宗教文化传统明显的时候，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我觉得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其他省一级的地方不建天坛地坛，为什么要在北京这个地方建。就是因为天坛地坛是皇帝祭的，只有皇帝才能管，因为他是天子。中国人把自己的叫天民，天的人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的法律和民权也是根据天来的，有其特殊的神圣性，大家都从天这来的。皇帝也是奉天承运，他官再大，也还是天的儿子。皇帝是天子，老百姓是天民，如果他是天子，你是天民，在某种意义上你并不比他低，所以中国老百姓要造反，在法理上跟西方一样都有依据，所以中国人造反的次数并不比西方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的终极关怀给每个民族赋予了同等的权利。西方说的人权，西方的自由民主和法权，是从哪里来的，它也是假定这是宗教给定的，基督教给定的。基督教说，上帝造人的时候都是生而平等的，we are equally created by god.上帝造人是平等的，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赋予了我们许多不可转让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这些是不可转让的（unalienable rights），它的神圣性就是从天这里来的。西方人骂人或者诅咒人最厉害的就是god damn或者得不到god bless，就是上帝不保佑你，那你就完了。我们骂人骂得很凶的话，就说“数典忘祖”，那就是骂得很厉害的话。我们骂台湾的陈水扁、吕秀莲，政治上骂他们，他们好像无所谓，但是我们就想了一个民族感情很重的话去骂他们，说他们“数典忘祖”，现在我们不这样骂了。为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发现这是很有问题的。台湾的人就跟我说，你们怎么这么笨，怎么能这样骂台湾人呢？他说，我们每年都要祭奠孔子，我们根本就没有忘记祖先。你们每年都祭奠马克思，那是一个德国人，他哪是你们的祖先啊。他说你们以后不能这么骂了，现在我们已经不这样骂了。你看，我们现在不再骂数典忘祖了。要是马克思也是中国人就好办了。就像佛陀，是个印度人。研究道家的人就说，老子西出函谷关，莫知所终。老子从西边出去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到印度去了，到印度去教佛陀去了，叫“老子化胡”。中国人说，之所以马克思好，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人把他中国化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信仰它、祭奠它就没有问题。如果还是德国人的那些东西，或者犹太人的那种东西，那我们的民族感情上就很难接受，所以佛教完全中国化之后才成功了，马克思主义也一样。现在世界上有三种大的信仰体系，一个是西方人的信仰体系，是从中东这里发展出来的，叫亚伯拉罕信仰体系，就是由耶和华、耶稣、安拉组成的人格化的神学体系（当然许多伊斯兰教的学者不承认安拉是人格神，他们所“真主”是逻辑的理性神），亚伯拉罕体系，西方人都是他们的子孙，第一代是犹太人，第二代是基督徒，第三代是伊斯兰教徒，都是这样一个从中东信仰传统中演绎出来的系统。但是，它们之间也有不同，就是在耶和华这个时代，犹太人认为耶和华是一个绝对的存在，是一个看不到的东西，当然，这是把人无限放大的东西，跟人没什么关系。而这样一个绝对的跟人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人就很难长期的信奉他。就容易产生一种排外的思想，就是只管犹太这一小族人，叫做“上帝的选民”，所以你看犹太人到现在都有这个问题。我只关心我犹太人，其他人我不关心，因为耶和华只管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义神”，神应该是“博爱”的，哪能只对犹太人讲哥儿们义气，而不管其他民族呢？他只关心犹太人，他只把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分给犹太人，流着奶和蜜的地方，就是迦南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其他人的地方，他硬是给了犹太人，犹太人就从埃及跑过来，从伊拉克跑过来，摩西这个先知带着在法老控制下犹太人跑回来。还有一支，巴比伦之囚，巴比伦国王把他们逮住了，波斯把巴比伦打败后，又把他们放回来了，这些囚徒又跑回来了，跑回来后他们就想一定是上帝帮了他们。犹太人觉得上帝只选了他们，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第二，上帝只给他们一块地方，那块地方叫做“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他们是“上帝的选民”（chosen  people），上帝专门选他们并将一块“流着奶和蜜”的地方神许给他们。这样看，耶和华就很狭隘，他只管以色列人，那么这么狭隘的东西怎么能和宗教统一在一起呢？ 以前的科学也叫自然哲学—也可这么笼统的讲，叫科学求真，艺术求美，宗教求善。善就是博爱，你只管这一小撮人，这个地方就封给他们，其他人不能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你这个神就违反了你自己的宗教的基本概念，不是博爱，是一个很偏执的爱，只爱犹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把这块地留给犹太人，这是很不符合历史现状的，所以这就是犹太教。后来罗马帝国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希腊的马其顿帝国也被灭了，希腊的哲学家就到处乱跑，希腊的哲学家就把柏拉图的概念带到这里，柏拉图说有个神圣的东西，一个绝对的理念，但是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理念的，我们知道了许多现象，知道的多了我们才发现里面藏着个不变的东西，就像物理学家观察物理变化一样，这些物物理的物体，动来动去，它为什么动，里面有没有规律，它背后藏着个东西。你认识到里面藏着个东西的前提是，你观察了许多物理现象。犹太教的上帝是一个启示性的神，你不要观察这些现象，有一个先知，他莫名其妙的就先比你们先知道，然后他把上帝的信息，就启示给你们，所以叫启示性宗教。启示性的宗教，只靠一个先知来启示神的话，这个先知就可以胡说八道，既然他胡说八道，就要带着他的私心杂念，他就不可能表达宗教的博爱，这就是一个矛盾。那么马其顿被罗马帝国毁灭了之后，哲学家就到处乱跑，他也要找一个他的哲学被别人接受的方式，那么犹太人觉得我们要在罗马帝国的范围内生存，我们要有一个只保护我们的神才行，不让别人也有一个保护他们的神，不跟别人沟通，别人怎么会接受我们呢。罗马靠一个罗马法管，而且当时只有市民法，没有关心帝国境内众多民族的“万民法”，犹太人是靠旧约，就是亚伯拉罕和上帝签的一个合同，他的旧约的核心部分也叫做律法书，就是他们的法律，这边是罗马的法律。所以那个时候讲法律，有罗马法,有犹太人的律法，戒律就叫law，犹太人解释这些戒律的比先知低一点的叫“拉比”，他们是犹太人的律师，而罗马人的打官司的人，一定在前面加一个Roman ,叫Roman lawyer,那么，旧约的律法书里也在讲不准杀人、不准偷盗什么的，你打瞎他的右眼，就把你的左眼打瞎，你敲掉了他的上牙，他就可以敲掉你的下牙，这是an eye for an eye , a tooth for a tooth（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是旧约的律法书里面讲的，你做任何坏事或者好事，都有一个invisible hand，上帝都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那儿控制着，他将来会把你抓起来，市场经济需要一个invisible hand来掌控，社会上的法律也是个invisible hand，他也会抓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套东西并不适合于罗马人，不适合于希腊人。怎么办？逃到希腊、罗马的犹太人，想要生存，就要变革自己的宗教。约翰、耶稣就开始变革，犹太人就开始杀他们，说我们的传统宗教是比较严谨的，你们这些人变得先知不像先知，托一个梦可以让一个女人生孩子， 生出来你就是神了，因为先知是摩西，怎么变成你约翰也是先知了。约翰自认为比先知还厉害，要改革这个宗教。世界有个名画，可能是莫罗作的，叫做“施洗者约翰的头”，就是一个舞女因为喜欢约翰而没有得逞，就请暴君希律王答应她的请求，将约翰的头砍下来欣赏，用一个盘子托着约翰的头。这个女的很喜欢约翰，但是约翰因为有一个神圣的使命，他是神的孩子，他才不关心世俗的事情，他要救好多人，他才不会为一个女子而约束自己。所以，莎乐美得不到活的约翰，就要死的。约翰是谁，是耶稣的堂兄；耶稣也得到这一个启示，也被说成是处女生的神子，这样很多人也信他，他就带着他的十二门徒到处传教。他的十二门徒中有一个叫犹大的背叛他了，就是最后的晚餐里画的那个手捂住钱袋子的那个人，他大概是为了三十个金币出卖了耶稣。实际上罗马人并不想杀掉耶稣，罗马人虽然不喜欢他，但也并不想杀他，因为罗马人管理这个社会靠法律就行了，可是犹太人的法律是犹太教，要是有很多人不信这个法律的话就得散伙了，就变成罗马人了，这对犹太人来说是很恐怖的。所以他们就千方百计想把耶稣害死，耶稣就带着他们的门徒，马可、彼得、保罗这些人四出传教。所以西方很多人的名字都是仿照十二圣徒来取的，当然大概没有人愿意叫“犹大”。文化稍微高一点的觉得都取圣徒的名字太多了，也没有个性，还不如取一个更好一点的，像康德的名字，列维纳斯的名字，都叫“依曼努尔”（上帝保佑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名字是跟宗教有很大关系的。这样取名也与希腊哲学有关。柏拉图认为世界就是由神圣的理念和理念的仿制品构成的。因为理念是个神圣的东西，是超越性质的，而仿制品是世俗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就有一个犹太神学家叫做斐洛的，他尝试着把犹太教教义与柏拉图的哲学混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神学体系，这样就催生了基督教的神学理论，像“道成肉身”这样的概念在犹太教和柏拉图的哲学中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改革一下，将神意托给世俗的人生育，将柏拉图的绝对理念与仿制品之间的关系联结起来，就可以解决神人二元对立的问题。照他的思想看，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经验中找一个人就像这个神呢？因为神如果在对立面，我们永远无法认识他，找到我们中间的一个经验，就说这个经验是他的样本，我们就可以去信仰他，我们知道一个“多”，就可以想象这个“多”后面藏着一个可以化出无数个多的“一”来，就知道他的神圣性了。耶稣就受到这个影响，大家可以相信耶稣，耶稣就是那一个东西，他可以投射出很多的东西，他是经验中的人，但他又有很多神圣性，比方说上帝三位一体，至少他是道，他的道可以演化成经验中的每一个人，成一个肉体，所以叫做道成肉身—当然，基督教只承认“道成肉身”只适用于耶稣一个人，以证明他的绝对神圣性。就上帝的性质来说，他是一个绝对的道，一个柏拉图哲学式的“理念”，他可以化成我们肉体这样的身体，你就知道上帝是一个真的。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肉身来相信上帝。这样实际上就使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点神圣性。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人是按上帝的样子造的，谁都没见过上帝，你怎么知道人是按上帝的样子造的。现在有了“道成肉身”的耶稣，问题就解决了。就是让你看到他是上帝的一部分，这样就不用怀疑人是按上帝样子造的了。既然人是按上帝形象造的，人就有了一定的神圣性，神圣性就获得了他的公平性，所以西方的宪法、西方的人权法一定要写人生来平等，上帝赋予了人某些神圣性和权利，所以他的人权叫做天赋人权论，“天”是一个中国人翻译的概念，实际上是神赋人权论，中国类似的说法就是“天赋人性”论。中国人说人的本质是天赋的，每一个人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神圣性，这个神圣性可以表现为规律，可以表现为向善的伦理，可以表现为一个本质，它不断发展以后，就把一切都演示出来。《中庸》把这个神圣性叫做“天命之谓性”，天让每一个东西都具有一定的性质，再根据这个性质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物质，所以孟子说你要去想这个事情，你身上都有天赋予的这个性，然后你要去想，联系并“推己及物”，叫做“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其心，就是要用心去想去做，因为事物都有神圣性，汽车有神圣性，就是因为它有热动力学原理、机械原理，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等等，你用心去想，热动力学原理、机械原理把它演示出来，演示出一个可以开的汽车，汽车之所以能开，就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个规律，那个规律是已经有的，是上天赋予的，人只不过是去发现这个规律，然后发明一些技巧把这些规律演示出来。人也是这样，你知道你的性怎么展示出来，你就知道天是怎样赋予你性的。所以你是发现科学规律，而不能发明科学规律，你发明很多东西把规律演示出来，这是基督教。伊斯兰教比它晚一点，现在我们看伊斯兰教，确实有很多跟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什么圣战组织，吉哈德这些东西。中世纪，就是在基督教渐渐解体，变成天主教和拜占庭东正教之后，伊斯兰教是很发达的，伊斯兰教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所以伊斯兰教的医学、哲学、航海、数学相当的发达，以至于十字军跟他们打仗打不过他们，而十字军把拜占庭消灭以后，拜占庭的接触过阿拉伯文化的学者大部分都逃到西方去了，这个时候西方人才知道，在我们之前这个希腊、罗马、中东是那么的发达，地中海是那么的发达，他们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我们是很落后的，所以才赶快搞文艺复兴，搞地理大发现，搞宗教改革，搞科学革命，这样才开始有了很大的进步，西方的进步是从十四世纪开始慢慢开始的，之前是很落后的，罗马人管他们叫蛮族。没有法管他们，就用罗马法管他们，罗马法也管不住他们，就用天主教去管他们，后来他们自己建立的帝国就叫神圣罗马帝国。伊斯兰教在这个期间是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的，如地中海文明、巴比伦文明以及埃及的文明。所以他们把整个哲学、宗教和科学传袭下来，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当然，现在伊斯兰教的人也在反省：我们有过一次辉煌，现在我们走到一个跟恐怖主义沾边的环境中，要不要反省一下，再走一次辉煌，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所美国学者亨廷顿写了本《文明的冲突》，他也很担心这个问题，担心伊斯兰教和儒家的结合，因为这两大文明一旦结合起来，基督教世界就不一定会占上风，因为它只是从宗教改革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文明，时间不是很长久，各种实力仍然具有潜在的脆弱性，所以有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南开大学的教授说了一句名言：不知道中国史，就不知道中国之伟大；不知道世界史，就不知道中国之落后。我说我改一下他这句话：不知道中国古代史，就不知道中国之伟大；不知道世界近代史就不知道中国之落后。实际上， 它是从近代开始的，也就是从十六世纪以后才有比较大的进步，之前阿拉伯人嘲笑西方人，说我们的国王在认真研究希腊和波斯的哲学时，西方人的查理曼大帝及其近臣贵族还在学习写自己的名字！你说这个差别有多大。那么，印度教又是另外一个系统。印度教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和逻辑系统。中国的儒家是一个伦理学的系统。讲的是人是跟天有关系，像我们起名字也是这样的，具有伦理学的意义，而不是教徒的名字。中国政法大学有一位副校长，他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名字叫马怀德。我就想起孔子讲的那句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一个管理国家的人，他是一个君子，他要有一个道德，这个道德是天命的，是神圣的，是天赋予的，这就是“怀德”。然后这个小人“怀土”，小人能站在他那块土地上生存就行。那么你管理他，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君子怀刑。如果宗教伦理的神圣性赋予了你这权利，你去管他，你就是用法律的办法，行政法或者什么法，这是第二步，所以说君子怀德；然后是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这个刑，你再去控制时就要用到极限，你要是再去想办法使他得到实惠，你的刑他才会信仰，否则就是“法不责众”。所以那天我还跟秦院长讲，西方的无罪推定，解释并不全面。我们汉代的贾谊，关于这个无罪推定也有他全面的说法，叫做：“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 （《新书·大政上》）疑罪没有证据的时候，假定它没有，以见其仁；这是要体现一个伦理道德。疑功从予，立没立功，你虽然不能确定，但可以假定其有，以见其信。儒家不是讲仁义礼智信嘛，所以，以仁开头以信结尾，它的法律表达了伦理的含义，西方的法律表达了宗教的情怀，就是法律的神圣性，中国人说法律还要表达伦理情怀。

 六

我再讲一下真理问题吧。这个也是与宗教、科学和哲学有很大的关系。照我看真理实际上有三种类型，西方人写宪法或者人权法，自由啊、平等啊，这些权利哪里来的，据说都是上帝给的。但是宗教改革以后不能说是上帝给的，要写成文字形式的东西，让我们世俗的人能够理解，就把这一部分的真理称为self-evident truth,即自明性真理，这种真理是不需要讨论的，不要做实验，它自己就能证明自己，叫做自明性真理。他们的宪法或者人权法都会写这些东西，解释人权的时候都会说是自明性的。但是你仔细想一下，这根本不是自明性的！他们在解释的时候说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有不可转让的权利，人人都有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而这些权利实际上并不是自明的，自明性实际上就是，按康德的讲法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按这两个标准来推断的话，在印度在希腊就不能成立，柏拉图就认为人生来的时候，根本就不是平等的，造的时候的材料不一样，国王是用金子造的，武士将军们是用银子造的，工匠是用铁造的，实际一生下来的时候就是不平等的。印度教讲，一生下来就有各种种姓（caste），就是不平等的，人生而有很多种种姓，那人生来平等怎么能说是自明性真理呢？实际这是信仰性真理，信仰性真理的特点就是“信以为真”，我信它就真；不信它就假。中国人好像也有这个味道，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能打洞之类的说法，这显然也不是自明性真理，它显然认为人生来也是不平等。所以这一部分，不是自明性真理而是信仰性真理。就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共产主义实际是信仰真理，因为科学真理是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经得住实践经验的检验，经过实践检验过，而且可以重复检验，共产主义从来没有实践过，甚至没有被成功地普遍实践过，所以共产主义严格讲只是一个信仰，很难把它当作一个必然性和普遍性真理，必然而普遍的真理必须具有时空的无限性，即中国人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和“质诸百王而不谬”，如果全世界都不搞，或者某个国家不能坚持永久地搞，你怎么能够证明共产主义是普遍而必然的真理呢？它只是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真理，像信以为真的宗教那样，那么它就是一个信仰真理。我信仰它，我就是一个共产党人，那就对了。

还有一种是科学真理。科学真理是一种实践真理，它是或然的。今天我认为物质的最小结构是分子，阿佛加德罗的分子理论因此而成为真理，结果后来发现原子，道尔顿的原子论又变成了一个实践真理了，后来发现物质的最小结构式基本粒子，即丁肇中实验证明的那个，丁肇中讲的又是一个科学真理。这些真理是或然的，在他的时代是真理，但并不普及到任何时代，对任何一个人都这样，它没有必然性，这是科学真理。科学真理都是和实践有关系的，而经验的可重复性、可描述性，同时又具有或然性。

   还有一种真理，就是自明性真理，自明性真理既不靠实验，也不靠信仰，它是靠逻辑自身把自己定义的，如一个单身汉是一个没有结婚的男人，一个自行车有两个轮子，一个物体具有广延性，二加二等于四，舅父是具有外甥的男人等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自明性真理，就是不管实践经验怎么样，不管你信还是不信，都是正确的，是self-evidence自明性真理。西方的人会讲，我们的和平团到你们中国来支援的人不过两三千而已，但是在网上看到的洋雷锋，大约有几十号，按你们这个标准可能我们来的人每一个都是洋雷锋，因为和平团自愿来帮助搞建设，来中国最苦的地方，来教英语或者做环保方面的奉献，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义务行为，就是一个向善的受基督教支配的行为。他们来到中国很落后的地方，人家给他两倍的工资他不干，很生气给退了，因为这样没有体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们报纸上经常报道这种人叫洋雷锋，西方人说我们就几千人来你们这里，就有几十个洋雷锋，比例相当的高啊！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要来，他们的动机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些洋雷锋是怎么培养出来的，他们说就是依靠基督教的那个博爱精神。那个基督教是什么，就是他们的道德孵化器，它的社会功能就是一个社会孵化器。我们自己人的负面报道也很多，什么见死不救、坑蒙拐骗，甚至知法犯法之类的，最近在网上看到两条知法犯法的报道都令人震惊，一个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叫袁宝璟的雇凶杀人者，他在很短的时间暴富了三十多亿，最后因雇佣人员杀人不成，又亲自再雇凶杀了前面那个失职并敲诈他的凶手。后来他的妻子著名的舞蹈家卓玛又花950万请一个骗子“捞人”，这些都是中国的法律笑话。还有就是河南周口市警察杀人的事，一个小商贩因为与当地法院的书记员的亲戚发生纠纷，书记员就纠集警察把当事人抓回派出所，凌辱过后就将这名小贩从楼上抛下来摔死了，派出所的领导和当事的民警还串通起来作假证。后来这些犯事的警察都被判了刑，杀害小贩的警判了死刑，法院的书记员判的死缓，那个唆使手下抛人的副所长判了无期。西方人看到这样的报道也在说：你们中国很有意思，光靠法是不行的，没有良知是不行的。就是康德讲的这个问题，你知道这绞刑架可以克服你的生物律—你那个好色的规律，但是你还应该知道，不能陷害正人君子的道德律还能克服你这个法律。所以这就是他们说的宗教的作用，这就是他们的道德孵化器。所以西方人看到我们对于孵化器的说法时就有些好奇，他说你们也有这么多孵化器吗？我说我们不是，我们是搞经济的，是科技园孵化器，都挂在二环路边上的那些广告牌上，那是指经济活动和科技转化这方面的问题，并不是指道德孵化器这样的信仰和基本价值问题。

  本来我还准备了些英文的材料，如果你们不懂这些宗教背景的知识，看西方的文献不太容易看明白，像“公共的和私人的善”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不知道宗教求善的博爱意义，你不知道教堂是道德的孵化器的观念，你就读不懂这些材料。谁是公共的和私人的善的那个最伟大的写作者，他规定了我们这个向善的本性，这个规定者是谁，就是上帝，因为他是law giver，他给定了这个法律，给定了这个道德律，给定了宇宙万物的规律，所以这是一个law giver,这个invisible hand ,原来我们说市场经济也是一种规律，叫做“无形的手”，这也是指上

上帝—人类慈善的父亲。因为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他为什么要造人呢，这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啊，就是因为善，就是一个道德的东西，完全是一个利他的，对我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对他有用，对人类有用，所以他就做了，到了第七天他大概累了，就要休息。所以人为了表达这个感情，所以第七天要去礼拜他。美国人说自己真幸运，得到上帝的关照，美元上从一分钱到一万块钱上都印着一个东西，即“我们信赖上帝”。有没有宗教的信息表示是不是美元，有没有数字表示美元是多少，这个叫做票面价值，就是一分钱还是一万块钱，就是一个surface value,就是兑换的时候你去告诉别人这个多少钱，但是宗教信息确定了这个钱是真钱还是假钱，在所有的美元上你都会发现一个In God We Trust。不知道你们观察过这个没有，没有这个就不是美元。这个就是美国人的价值观，美国人说宗教是他们价值观的源泉，在钱上面就明显地反映出来；如果有一个美元上面没有印上“我们信赖上帝”的话，这就不是美元，所以数学和经济学只帮助我们确定量的多少，它的票面价值，绝不帮助我们确定它的价值本身，绝不确定它是不是美元。上帝那种神圣性，那种对人的关照，他也会写在一些大的事情上，就是上帝造这个宇宙万物，他不会乱造，他一定是让宇宙在一个规律中成这个和谐的样子，所以，以后再说“发现”宇宙的规律，因为它已经预先就在那里了，你不能说发明宇宙规律，它已经在那里了，谁使他在那里的，谁给的？是law giver，就是上帝。包括物理学这些规律都是这样的。还有我们讲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你做了坏事，或者什么东西，老天有眼，他盯着你呢。你的良心得不得到安宁，还有我们任何一个人做一件事情我们说是不是“心安理得”，道理是可以去讲的，什么自然科学、伦理学、法律学都帮你讲，但是你的心安不安，那是宗教管的，所以宗教是管你的安身立命的，科学和其他规律是管你的寻根问底的，它能给你讲出一个道理来，你去描述它，去传递给别人，可以修改它，但是“立命”的东西是没办法的。

  老布什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是1989年，1789年是美国第一届总统华盛顿，所以他说我既然是第二百年当选这个美国总统，这个日子特别重要，所以我宣誓就职时按的那本圣经一定要是华盛顿用过的那本，以表示他的这届总统很神圣。美国的总统每人都有一个精神导师，他的精神导师是个神职人员，就是江泽民到美国去访问见的那个美国新教领袖葛培理，这个人就是他们的精神导师，他要找这个人来监督他宣誓就职。葛培理同意老布什的要求，老布什宣誓就职时就这样说，我现在在这里讲的这些话还是当年华盛顿讲的那些话，我按的这本圣经就是他按的那本圣经。他最后还说，作为美国总统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祈祷，要神保护我们，这在文化传统上仍然还保留着“君权神授”的形式，但是其实质是说人类具有的普遍性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