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为性之所可达而非性本身。北宋苏轼提出的关于善与性、即道德与人之本性的关系的命题。语出《毗陵易传》：“昔于孟子以为性善，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未至也。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见性，而见其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犹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夫熟物则火之效也。”这是对孟子性善论的反驳。苏轼认为，人之得于道的自然本性，就是喜怒哀乐、饮食男女的情欲；从这种本性出发，推己及人，求天下人之本性的共同满足，是为善；同样从这种本性出发，损人利己，唯求个人之享乐，是为恶。因此，善只是性之所能之，而非即是性，性无所谓善恶。他曾说：“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恶之论。唯天下之所同安者，圣人指以为善；而一人之所独乐者，则名以为恶。”（《扬雄论》）此亦同上意。善者性之效与善立而道不见在《毗陵易传》中本属一段，含义亦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