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院外的门神怒目圆睁，红包里的压岁钱叮当作响，元宵节的灯火照亮夜空，这些绵延至今的春节习俗，连接着过去与现在。翻开书里的年节记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形式与传统，更是中华民族对平安、富足和光明始终如一的祈愿。

门神崇拜

门，在古代列为“五祀”之一，是家宅内外之界，也是精神守护之所。唐代以后，门神形象逐渐定格于钟馗、秦琼、尉迟恭等武将，他们被绘于年画、贴于大门，承担驱邪避鬼、护佑家宅的职责。此外，象征吉祥的“和合二仙”“福禄寿三星”等内容也出现在门上，成为“祈福门神”的代表。山东杨家埠等地的木版年画中，便留存了丰富的门神谱系。

门神崇拜与门神迷信，是社会史演进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现象。这种观念形态的历史变化，其实往往体现出多种不同文化基因在不同的民俗背景中、不同的社会层次间、不同的心理条件下奇妙的复合作用。门神系统的多元化，说明人们内心所祈望的“喜”“福”“吉”“祥”，其具体内涵原本也是多元的。面相慈和的所谓“祈福门神”，代替了神情凶狞的武装门神，无疑可以使居主体会到某种亲近感。这种变化，至少也可以表现出社会审美观念的某种进步。

不过，一般宅院在内门堂室贴用“祈福门神”画像时，大门仍然用厌鬼祛邪的武士门神镇守，说明人们观念意识的深层结构中，依然存在难以摆脱的早期门神崇拜的影响。正如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唱词：“门神门神骑红马，贴在门上守住家；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朴素的语句背后，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安心之愿。

除夕压岁

压岁钱，是中国年俗中充满温情的礼仪。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中《十二月·岁暮杂务》说，除夕，“阖家团拜，更尽分岁，散黄钱金银锞锭”。娄子匡编《新年风俗志》也说到绍兴越中民间新年儿童拜岁礼俗：“这是辈分较小的向着生存着的辈分较大的年长的人拜新年的礼节。幼者要跪下叩头三响，长者只须俯首揽臂道好，不过客气一点的长辈，他就跟着跪下，还要送红纸小包的拜岁钱几角或几元，叫小辈去自买玩具或食物。”这“拜岁钱”，便是今日所说的压岁钱。

《红楼梦》第五十三回里，此俗写作“押岁钱”，并提到“押岁锞子”。瞿秋白在《赤都心史》中也沿用“押岁盘”之称，将“压岁”写作“押岁”。

钱币深深嵌入民俗肌理，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承受着“钱”的干预。有些民间礼俗因此重重地打上了“钱”的烙印，诞生出“花灯钱”“月饼钱”“压岁钱”等名目，承载着超越经济价值的情感与祝愿。压岁钱从最初的辟邪物，逐渐演变为传递关爱、维系亲情的礼仪符号，成为人人皆知的年节风景。

上元春灯

正月十五，道家称“上元”，此夜为元宵、元夕。因例须张灯，故又称灯节、春灯节。《说文解字》释“元”为“始”，而这一天作为一年中第一个满月之夜，更被赋予“圆满”“美满”的寓意。人们张灯结彩，欢庆良宵，恰如南宋范成大所咏：“新年第一佳时节，谁肯如翁闭户眠？”

上元节俗极为丰盛，除了赏灯、猜谜、舞龙灯，还有走百病、迎紫姑、照田蚕等多样活动。满天烟火、街衢杂技、高跷秧歌，共同将节日推向高潮，使之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全民“狂欢节”。如果说上元是时序的一篇乐章，那么春灯就是它的前奏曲和主旋律。按时序来说，自腊月启动的年节气氛，至此达到顶峰，过节后落灯、收灯，新年就告一段落了。

在山东，大明湖、台儿庄古城等地会举办元宵灯会，有河灯祈福、举灯游街等活动，力求将“年味儿”拉长。无论身在何方，当盏盏春灯挂起，人们便知：又到上元佳节，又见火树银花，又是人间一场团圆光明的好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