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推进人类历史上宏大而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可以说，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一般的学术性议题，而是时代和现实的迫切需要。

一

新时代以来特别是“5·17”重要讲话发表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实现大繁荣大发展，其一大成功经验是做到了历史问题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相结合，说到底就是着眼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实践。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历史理论则是历史研究的指南和灵魂。我们所说的历史理论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能够帮助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历史理论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以史为鉴，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学术支持特别是理论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研究不能无视宏观理论思考，不能回避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新中国的前途为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为什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为什么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如何理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原创性贡献是什么？……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都必须从历史上追根溯源，从长时段、大历史中加以回答。

10年来，我国历史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理论研究的方向更加鲜明、学科布局更加清晰、问题意识更加突出。

第一，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研究得到显著加强。近年来，围绕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大历史观、中华民族史观等问题，学界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特别是在党史学习教育、党的文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历史理论研究更加注重从长时段、大历史中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

第二，历史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建设取得明显突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后专门成立历史理论研究所，并下设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历史思潮、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外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国家治理史、中华文明史、中国通史、中外文明比较、海外中国学等研究方向，体现了“打通古今中外，注重大历史、长时段研究”的特点。这种布局本身，就是对传统史学理论研究范围的拓展，实现了各相关历史学科的融合发展。

第三，历史理论研究更加注重回应重大现实问题。近些年，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国家治理史、文化建设、历史虚无主义批判等问题，历史学界不再满足于一般史实叙述，而是努力从历史深处回答中国道路为什么走得通、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具有原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等重大问题。

第四，历史思潮研究和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取得重要进展。近年来，围绕历史虚无主义、错误党史观、西方史学思潮影响等问题，学界更加重视正本清源、释疑解惑。

当前历史理论学科发展还面临一些挑战。比如有些研究仍然与现实脱节，习惯于做所谓“纯学问”，不愿回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再就是重考证、轻理论，缺乏宏观视野和理论概括力。这些问题带有共性，但对历史理论研究而言，更加具有紧迫性，需要我们积极作出回应、寻求改变。

二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认为三者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共同支撑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学科体系相当于学科的顶层设计，决定学科布局与发展方向。对历史学而言，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实际，补齐历史理论等薄弱学科短板，完善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学科布局，覆盖传统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形成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学科格局，摆脱西方学科范式束缚，体现系统性与专业性。

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的支撑。它是学科体系的血肉，以高质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为核心。要求我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扎根中国历史实践，提炼本土理论、概念与方法，反对用西方理论剪裁中国历史。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支撑起学科建设。

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关乎学术话语权。话语体系建设要立足中国立场，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范畴与表述，讲清楚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与内在逻辑，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有效回应错误思潮，向世界传递中国史学声音，增强学术感召力与影响力。

“三大体系”建设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贯穿始终的核心是人才。学科靠人来建设，学术带头人有权威，培育青年史学人才、形成研究梯队，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构成学术体系，支撑起学科建设；权威学者及论著所阐释的成系统的观点、思想、理论等被学界奉为圭臬，便构成话语体系。

以历史学为例，新中国成立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学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否可以说我们已构建起中国原创性历史学学术体系，恐怕还是有距离的。构建中国原创性学术体系，要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作为基础。“三大体系”是一个整体，只有在学科体系的顶层设计下，学术体系的深厚积淀与话语体系的国际传播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理论的自主性与创新性，彰显中国学术的独特魅力。

三

在当前国际学术界和公共传播领域中，关于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的某些叙事，仍然存在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例如，2023年在花旗银行赞助下，大英博物馆推出展览《中国的隐秘世纪（1796—1912）》和同名书籍。该书编者在论及中国边疆和民族问题时，深受美国“新清史”影响，曲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在讲述19世纪中国历史时，采用西方现代化史观和“冲击—回应”范式，回避甚至美化帝国主义侵华史，片面强调西方冲击对中国产生的所谓“正面”作用，想当然地作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和论述，认为晚清中国在外部冲击下作出了“各种创新性反应”，错误地将殖民化等同于现代化和全球化。这显然否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描绘的革命史叙事体系，难免会扭曲人们对19世纪中国的认识和把握。这提醒我们，中国历史学若要真正提升国际影响力，不能仅靠翻译数量增加或传播渠道拓展，而必须从根本上增强自身研究的学理深度与阐释能力。也就是说，只有真正把中国历史问题研究透彻，把中国道路形成的历史逻辑讲清楚，把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现代价值说明白，才有可能在国际对话中形成有说服力的中国声音。

因此，贯彻落实“5·17”重要讲话精神，在国际传播层面远不能简单地满足于“走出去”，而是要在坚持中国立场、中国叙事的前提下，提高概念提炼能力、理论阐释能力和学术表达能力，使中国历史研究既能够立得住，也能够传得开。还要认识到，国际学术对话不是单向输出，而是一种在比较中不断提升自身解释力的过程。中国历史学要想真正进入国际学术议程，不能只是反驳别人，更重要的是形成能够让国际学界不得不正视、不得不回应的概念和命题。换言之，国际影响力最终还是来自学术原创力。提升中国历史研究国际话语权，根本仍在于国内学术基础建设，在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在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一个经常被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处理传统史学资源与西方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二是封闭的“自我循环”。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持续推动优秀传统史学资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开放胸怀深化中外学术交流合作、坚持以我为主，有鉴别地取舍西方历史理论，主动引领学术潮流、推进学术创新。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