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17’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新时代我国学术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近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上深耕不辍、成果丰硕，不仅坚定了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深厚的学理力量与智力支持。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征程中，不乏全国政协委员的活跃身影与学术担当。他们以提案建言、座谈研讨、交流发言等多种履职形式，为加快构建我国自主知识体系躬身实践、建言献策。

本报学术家园版长期聚焦这一时代命题，曾围绕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推出系列深度报道，先后专访王灿龙、邢广程、郑大发、刘显忠、傅道彬、贾庆国、王众一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知名专家学者，从多个维度深入解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路径。在“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邀请多位相关领域委员学者，持续探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答卷”。

推动立足中国实际、面向世界的理论创新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10年来，中国学术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上有了突出成就，‘两个结合’重大论断的提出具有深远影响。”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傅道彬表示，“两个结合”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果说“第一个结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的主要原因，那么“第二个结合”则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基本特征。

在躬耕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傅道彬看来，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一方面要从中国学术传统出发，坚守中国学术的民族立场和学术传统，“中国学术在五千年文明的发展中形成了知识的总结性、贯通性、实事求是的考据方法和非体系化的短章札记的表达形式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还要瞄准世界目光，实现中国学术本位立场和世界目光的有机融合。傅道彬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例，认为其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将历史概念转化成现代词汇，“古典文学的研究批评总是从现实生活和现代语境出发的，必须将‘历史—现实—未来’联系起来。我的专业是古代文学，也经常介入现代文学理论和文艺现象的研究和批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顽强生命力，就是因为其核心智慧能够不断地回应时代之问、解决现实之困。”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王学典如是说，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推动其现代化、社会科学化转型，形成指导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的理论成果，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重大课题。他认为，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本在于坚持“两个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核心要义在于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成果与社会科学的深度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治理理论。

王学典表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高质量发展成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政务领域广泛应用，我们更应考虑将“义利之辨”的智慧融入数据治理，构建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数据使用规范。“以儒学研究为例，可以探索把‘仁者爱人’理念转化为算法伦理的价值准则，为经济调控政策提供数智化决策咨询；以儒商精神为导向，注入市场监管的智慧赋能，引导市场行为从‘效率优先’向‘以人为本’转型；推动商场购物、自动驾驶、智能医疗、公共服务等场景嵌入人文关怀的算法逻辑，优化服务质量，防止技术为资本所操控、人性需求为技术所反噬。”王学典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显忠把思考投向学术交流互鉴，“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重要一点在于需正视国际学术对话，了解国外学者是如何构建对中国的认识的。”刘显忠表示，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可依托我国在中国史研究史料及其理解上的天然优势，加强国内外学者在一些有争议问题上的交流和讨论，增进国内外学术界的理解和认同。刘显忠认为，推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还需及时跟踪国外中国史研究最新动向，发现学术创新点和热点，并根据自有文献资料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及时回应，消除误读，引领相关研究。他建议，要多翻译一些以中国文献史料为基础的有关中国历史问题、中国边疆历史、中外关系史的最新专题研究成果，这就急需加快培养了解中国历史、精通外语、掌握政策的复合型人才，以便学者自己能准确地把其具有代表性的最新研究成果传播和推广出去。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调整，文明交流互鉴更加复杂。在这样的历史坐标上，谁能够提出解释时代的思想框架，谁就更可能赢得面向未来的精神主动。无论是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还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复杂展开，其中都蕴含着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我们用更强的思想智慧去回应。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坐标和时代使命。”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表示，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绝不是为了自说自话，更不是关起门来另起炉灶，而是要在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深厚土壤上，找准时代问题和时代需求，形成能够与世界对话、为世界理解、对世界有贡献的中国学术表达。

在研究与实践中深耕细作，持续形成重要学术成果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

“建议加快建立中国自主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建议推广现代逻辑教育、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近年来，“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建言中的高频词。委员们积极履职尽责，通过潜心研究与扎实实践，持续形成彰显中国特色、饱含原创价值的优质学术成果。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由国家启动并支持的一项重大工程，旨在以考古实证、文献研究等方法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近年来，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潜心创作《中华文明：何以五千年不断裂》、参与撰写《溯源中华文明》等，系统阐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诠释中华民族起源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程。刘庆柱深切感受到，“‘5·17’重要讲话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考古学的发展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事业，2020年9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强调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2022年5月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强调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阐明‘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推动考古学融入国家文化战略。”刘庆柱告诉记者，近10年来，考古学联动博物馆学、文化遗产学，已从学科走向社会、从国内走向国际。他表示，“当代中国发展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密不可分，这正是10年前‘5·17’重要讲话精神结出的科学成果，彰显了中国考古学的世界意义。”

2025年12月，近百万字的《法律人类学》出版，呈现了法律人类学这一研究领域的系统性总结。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张冠梓是这本学术专著的作者。他告诉记者，“法律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一部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引进走向自立的学术史。”30余年来，张冠梓始终深耕这一领域，从早年的《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到后来陆续出版的《法律人类学：名家与名著》《多向度的法：与当代法律人类学家对话》，这些著作无不致力于在与中西方学术传统的对话、借鉴与批判中，探寻法律人类学的中国表达与本土路径。

张冠梓坦言，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一度是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正视的问题。“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乡土社会的习惯法秩序、少数民族的习惯规范体系、国家制定法与民间规则的历时互动，构成了世界法律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知识富矿。我们要利用好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持续推动构建属于我们的自主知识体系。”张冠梓表示，法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个案研究与跨文化比较等方法，能够深入激活这一文化基因，提炼本土概念，建构具有主体性的理论框架。

“《现代汉语大词典》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依托辞书研究中心专业团队，举全所之力，精心编纂打造的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词典。”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王灿龙说，“这部吸收词汇学、词典学和语法学研究成果的学术著作不仅有助于辞书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还将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文化传承发展及汉语国际教育与传播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久前，该大型辞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个大系统，由众多不同子系统有机汇聚、整合而成。科学完备的语言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首先需要语言学范畴内不同学科的子系统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王灿龙举例说道，“知识体系是学科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理论，理论又靠实践来检验，并指导实践。比如辞书编纂是实践，这一实践可以促进辞书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而好的辞书学自主知识体系又能指导新的辞书编纂工作。”

谈及近年来所关注领域的学术创新成果，刘显忠如数家珍：《中俄关系历史档案文件集（清代编）》《中苏文化关系档案文献汇编（1949—1960年）》《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多部重磅学术著作陆续出版，其中不乏有他所参与撰写或编纂的。“构建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搞清楚以往研究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哪些不足，如此学术研究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守正创新。”刘显忠认为，在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要积极回应当今时代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历史为现实服务，主要指选题要具有现实意义，反映时代的要求，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从历史上寻找答案，以为现实提供借鉴。时代在变化，对历史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入。”刘显忠表示，新时代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应继承优良传统，不断提高研究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推动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治理效能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研究，最终要落脚于服务国家发展、助力社会治理的实际成效。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协调并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保江致力于经济学研究与实践数十年，对此有着深切体悟，“10年来，经济学界逐渐筑牢理论自信，集中体现为告别西化、回归本土，问题导向、注重原创，经典引领、建构体系三大特征。”他进一步分析道，经济学界已摆脱对西方理论的盲目追捧，理性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研究，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对中国本土问题开展深层次、系统性研究。“中国经济学逐渐总结出自身发展规律，提炼出原创性理论成果，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了一大步。”韩保江表示。

“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此回应现实关切、提炼中国经验、深化理论范式，是经济学界10年来集中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其中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所有制论、社会主义分配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治理论、社会主义开放经济论等系统理论，共同构建起独具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范式，成为破解中国发展难题的重要理论抓手。”在推动理论落地转化过程中，韩保江始终致力于深耕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入阐述其思想精髓和核心逻辑，聚焦如何妥善处理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这三大关键议题，将理论创新有效转变为实践效能。“我们须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树立正确政绩观，才能使研究成果经得住经济社会发展的检验，经得住人民的检验。中国式现代化唯有经得住人民的检验，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需求，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终极目标。”韩保江说。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张冠梓看来，法律人类学的独特优势正在于扎根真实法律生活的经验研究，天然具备服务治理现实的潜力。“‘枫桥经验’的长期实践表明，植根于本土社会关系与民间规范的纠纷解决机制，往往比单纯依赖制定法的外部介入更具持久效力。这正是法律人类学长期关注的核心命题：在国家法之外，习惯规范、地方性知识同样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张冠梓认为，将这一学术洞察转化为制度设计的依据，在基层治理中有意识地激活本土法律资源，正是推动成果转化、培育法学创新生态的可行路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核心在于实现法律体系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度契合，法律人类学为这一进程提供了有力支撑。”张冠梓强调。

“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也成为张冠梓委员履职的重要着力点。他提出具体建议，“其一，坚持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下推动法律人类学研究的系统布局，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加大对这一交叉学科的支持力度，形成有组织的知识生产体系。其二，推动田野研究成果进入决策视野，法律人类学积累的大量基层法律生活素材是制度设计的重要依据，应建立学术成果向政策咨询转化的常态化通道。其三，在国际学术对话中树立中国立场，在平等对话中输出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让中国法律人类学研究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发出更有分量的声音。”

十年深耕，成果丰硕。此次采访，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委员——特别是社科界委员的心声：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始终与国家治理同频共振，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实践赋能，让学术研究真正成为治理效能提升的智力引擎，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厚重的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