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特色社会实践、总结中国宝贵经验、阐释中国发展道路、沟通世界学术的术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因此，它绝对不是一种封闭的知识体系，也并非简单地以本土术语替代外来术语。术语是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单位，也是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稳定、准确、系统的术语体系能够呈现清晰的学术风貌，生成有解释力和传播力的自主知识体系。

从名实传统到术语自觉

术语是知识表达的重要语言形式，也是知识体系的重要节点。中国人文学科的概念史书写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名实之辩和训诂传统。先秦以来，历代学人高度重视名实关系。儒家的“正名”思想强调的就是名分秩序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墨家重视名辩，关注概念分类与逻辑推理。名家则围绕名实关系展开深入辨析。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术语意识和概念自觉。

中国古代小学、训诂学、文字学和辞书学等学科都为术语学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尔雅》《说文解字》《释名》《广雅》等典籍，便是古代知识分类、概念组织和文化秩序建构的文本体现。这些传统资源表明，中国不乏概念整理和术语规范的思想传统。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重视对古代传统术语资源的现代阐释，从传统学术文献中发掘有当代价值的术语，如仁、义、礼、智、信、天下、大道、法治、民本等。而传统术语的现代转化，则需要术语学提供方法论支撑。术语学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术语的历史溯源、语义演变、内涵界定和跨语言表达，使传统术语和外来术语在现代知识体系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成熟的知识体系需要以术语为基础，通过术语获得稳定表达。哲学社会科学不是一般的经验叙述，其知识生产依赖术语区分、范畴建构、命题表达和理论推演。术语在其中发挥着定名、定界、定序和明法的作用。定名是为新的知识对象、思想范畴和理论命题提供准确名称。定界是明确术语的内涵、外延及其与相邻概念的边界。定序是将分散术语纳入系统化知识结构。明法则是通过核心术语揭示学科的问题意识、研究路径和方法论取向。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用自己的术语准确表达自身的发展与经验。在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中国实践不断催生出新的制度规范、治理策略和发展经验。这些经验若长期依赖外部理论框架进行解释，容易出现用别国的镜子照射中国实际的问题。术语学能够帮助我们从中国实践中提炼概念、规范术语、形成范畴，从而形成具有学理价值的知识表达。自主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知识，而是强调知识生产的主体性、解释框架的自主性与原创表达的自觉性。术语学通过概念书写、术语辨析、术语规范和术语系统建设，凝练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经验中生成术语的概念内涵，厘清外来理论移植概念的嬗变及其本土化新义，从而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借用概念走向生成概念、从解释他者理论走向阐释中国特色。

从学科发展到话语生成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各个具体学科为落脚点，学科的发展则需要以规范、系统的基础概念网络为支撑。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学科，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有自身独有的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相对稳定的术语系统。举例而言，政治学中的国家治理、制度效能、全过程人民民主，法学中的法治中国、涉外法治、民事主体，社会学中的社会结构、社会治理、社会团体，经济学中的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等，都不是孤立的术语，而是学科知识网络中的关键支点。术语的准确、规范影响学科边界的清晰度、研究对象的明确性与学术交流的顺畅性。

术语是学术传播的基本要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只靠一般叙述是不够的，要依靠可理解、可翻译、可传播的术语系统。从这个层面看，术语翻译就不只是语言转换，而是知识转换、价值表达和形象建构。术语翻译得是否准确，关系到国际社会能否理解中国制度、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术语在外译过程中面临着目标语译法是否对应、文化语义是否充分、制度内涵是否被误读等问题。术语学可以为这些术语提供定义、分类、语义关系、译名规范和跨学科阐释框架，推动政策话语、实践话语向学术话语、理论话语的正向转化。

从概念转化到国际传播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曾一度大量吸收西方学术概念，这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不少术语在跨语传播中生成并不断被重释为现代学术概念，它们的译介与吸收推动了中国学术话语的发展，但在进入中国语境的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概念依附、理论套用和解释错位等问题。在一些研究中，外来术语被直接视为普遍理论，中国经验则被纳入既有理论框架中加以验证或修补。这种粗糙模式贻害颇深。一旦中国问题被简单归入西方经验形成的分析范畴，便难以呈现其自身的复杂性。长此以往，中国原创性实践也难以转化为原创性理论，只能成为既有理论的补充案例。破解这一问题仅靠学科规划和口号式倡议是不够的，这就需要解决学科建设的方法论问题。术语学就是这样的方法论学科，是概念、知识与理论结构的语言化形式。

因此，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能简单归结为去外来化，而是要对外来术语进行科学辨析、合理吸收和创造转化。术语学能够帮助我们对外来术语进行概念史、翻译史和语义史考察，分析其生成语境、理论预设和适用边界，从而避免无条件移植。同时，术语学也有助于揭示外来概念进入中国语境后的语义重组过程。例如，“现代化”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不再单纯指工业化、城市化或西方化等内涵，而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制度基础和文明意义联系在一起。术语学研究能够更清楚地揭示这些概念如何在中国语境中被重新定义、丰富内涵并获得新的理论阐释。此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在国内形成阐释力，更要在国际交流中产生影响力。一些中国术语具有强烈的制度基础、文化痕迹和历史底色，仅作字面翻译易造成理解偏差。例如，“法治中国”“共同富裕”等术语，它们承载了中国的制度内涵，又承担了向外解释中国实践的功能。若我们完全套用目标语系既有概念，很可能会无力解释中国经验的独特性。

由此可见，术语学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大有可为。应围绕中国道路、制度、治理、文化、法律、思想等重点领域，梳理出具有原创性、标识性和传播力的核心术语，明确其概念内涵、理论来源和现实指向。总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高度重视术语的作用。术语学能够为学科发展提供概念基础，为理论创新提供表达工具。作为方法论学科，它既能帮助研究者整理传统学术资源、书写现实实践经验，也能推动中国理论走向世界。要把中国实践提炼为中国术语，把中国术语组织为中国理论，把中国理论转化为可传播、可对话的自主知识体系。由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增强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基础上，逐步提升国际解释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