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格局乃至人类社会演进呈现深刻变化，其间涌现的新问题迫切需要话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构建中国话语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提升该领域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前提，也是打破西方学术垄断、回应本土实践需求、拓展人类交际研究、推动学术自主创新的必然选择。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传统西方强国的主导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诉求持续增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亟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基于自身实践经验、文化传统和全球语境，在外交话语、安全话语、军事话语、政务话语、教育话语、科技话语、人权话语等话语领域，基于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实践经验，破解时代问题，为中国参与全球话语权竞争、诠释发展道路与治理方案的可行性争取重要战略机遇。但也要看到，西方话语霸权依然强大，中国面临“有理难传”的困境；文化多样性与价值认同挑战凸显，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存的当下，如何在不同文化受众中建立价值认同，是话语研究面临的深层难题。同时，数智时代重塑了话语生产、传播和接受生态。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不仅改变话语载体与形式，更深刻影响权力结构和传播效果，数智技术不仅作为工具存在，更演化为一种结构性力量，重塑人类传播主体性、话语生成机制及扩散路径。这既为话语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工具与研究视角，也对传统范式提出了转型要求。

近年来，中国话语研究发展态势良好，研究领域持续拓展，研究方法日益多样。一些高校科研院所设立话语研究中心，组建中国话语研究机构联盟，吸引大量学者投身于这一领域，产出了一批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提出根植本土、放眼世界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范式，致力于挖掘本土话语资源，阐释当代中国话语演变轨迹与文化特质，尝试用中国话语理论分析中国问题，并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话语理论框架构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但同时也要看到，中国话语研究在理论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比如，不少研究以西方话语理论为核心框架，本土化创新多停留在批评话语分析结合中国案例的层面，未充分审视西方理论深层的世界观、价值立场及方法论对中国实践的解释局限。面对全球性议题，部分研究缺乏面向人类未来的全球性关怀视野。在方法论层面，数智技术在话语研究中的应用多局限于工具辅助，未能上升到方法论创新高度；技术手段多为简单套用，未结合中国话语特点进行方法改良，如对汉语隐喻、典故的分析精度不足；实证研究集中于文本分析，缺乏对话语生产、传播、接受全过程的系统考察，导致研究的整体性与动态性不足。

基于上述背景，构建中国话语研究自主知识体系需应对三重挑战：如何突破西方话语霸权的阻碍、如何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发展理念转化为具有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的话语内容。这要求我们发挥综合国力赋予的优势、数智技术进步创造的可能、世界多极化带来的机遇以及文化多元化蕴藏的资源，研究不同群体的认知模式与接受心理，制定更具文化适应性的传播策略。当前，中国话语研究正站在历史新起点，需基于中国实践和文化传统进行主体性建构，摆脱对西方体系的依附，形成既能解释中国经验又能参与全球对话的自主知识体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一是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吸纳与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整体观念可指导构建具有整体性的话语理论；辩证观念有助于正确认识研究主体与对象、语言与语境的复杂关系，避免西方文化惯用的二元对立思维；“言不尽意”的言语规则要求超越文本挖掘言行意旨；追求利他、诚信、贵和、尚中的文化特质可提供检验和指导话语实践的伦理标准……这些资源为梳理、分析、解释、评价中国话语实践、促进世界理解中国、消解人类矛盾提供重要基础，对构建中国话语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启发、支撑和补充作用。

二是拓展丰富本土化全球理论。理论主体性建构要求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框架，通过完善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以自主的概念体系、逻辑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学术表达。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相结合，通过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广纳不同文化学术传统，创新研究视野与理论。重点关注当代中国话语的内涵、运行机制及发展规律，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传播中国全球治理理念提供本土化理论基础。同时，关注数智时代人类交际格局变化，构建以交际性、和谐性和文化多样性为基石的全球数智话语体系，回应时代之问。

三是推动研究方法与时俱进。方法论创新需要回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利用数智技术创新研究方法，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开发适用于中国话语分析的工具与模型，挖掘传统研究方法难以察觉的话语现象与规律。顺应数智技术推动的媒介化趋势，利用网络新媒体补齐对外传播短板，运用中国话语方法论参与全球共治。数智时代还需解构传统技术工具论，将技术视为能动者，探讨技术与话语的复杂互动关系。同时，应加强跨学科融合，与哲学等领域对话以增强方法论反思性，吸收心理学、物理学等领域的成果以提升研究科学性。方法论创新应服务于问题解决，避免技术主义误区，保持人文社会科学的价值关怀与批判意识。

四是拓展国际学术多元对话。提升国际对话能力是扩大影响力的必由之路。应鼓励中国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展示中国研究成果；加强与国际知名机构、学者的合作，批判性吸纳国际经验与方法，提升中国理论的国际传播与对话能力。目前，该项事业已形成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多元文化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国际话语研究学术期刊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Discourses。这些学术交流平台以推动文化反思为宗旨，促进东西方学术传统对话交融，成为多元文化范式碰撞与创新的前沿阵地，吸引了全球话语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持续关注和深度参与。新的媒介手段为国际对话提供新机遇，应善用其“去中心化”特征开展全方位传播，将研究成果转化为适应网络推广的形式，以生动直观的方式传递给全球受众，主动参与公共讨论，逐步提升中国话语研究的全球传播力与影响力，消解西方学术霸权，形塑平等、包容、多元的国际学术交流秩序与空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话语研究肩负着从语言、交际、传播角度回应国际风云、践行人类发展使命的重任。对此，要立足中国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提供强大学术支撑与话语保障。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新型国际关系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