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华大地百家争鸣，思想璀璨。两千多年前，鲁南薛滕一带诞生了一位出身城市手工业者阶层的伟大思想家——墨子。他不仅提出了“兼爱”“非攻”等社会理想，更以其学派在自然科学、逻辑学、军事技术等领域作出前瞻性探索，为后世留下丰厚遗产；其独特的逻辑体系、深刻的平民立场和卓越的科技成就，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大放异彩。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的时代重任面前，重读《墨子》，深入挖掘和弘扬其科技思想中的精髓，对于坚定文化自信、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墨家科技思想体现了经验、理性与工匠精神的早期融合

墨家思想体系蕴含着鲜明的实用理性色彩和朴素的科学精神。与同时期更多关注伦理政治的其他学派相比，墨家将认知的触角伸向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展现出一种可贵的“格物致知”的探索欲望。

一是重视经验观察与实证方法。墨家认识论强调“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墨子·非命上》），即从百姓的普遍经验中考察事实。这种尊重感性经验的态度，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墨经》中记载了大量基于观察的实验与定义。最著名者莫过于“光学八条”，系统论述了光的直线传播（如《经说下》“光之人煦若射”）、小孔成像（如《经说下》“在远近有端与于光，故景库，内也”）、影子成因（如《经说下》“光至景亡，若在，尽古息”）、镜面成像（如《经下》“临鉴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说在寡区”）等原理。在力学方面，墨家对杠杆、滑轮、斜面等简单机械的原理也有论述，如“力，刑之所以奋也”（《经上》），已触及力与运动的关系。这些成就表明，墨家已初步掌握了通过观察、实验来归纳自然规律的方法。

二是追求逻辑严密与概念精确。墨家可以说是先秦逻辑思想的集大成者。为了在论辩中厘清是非、驳斥诡辩，他们发展出一套具有形式逻辑特征的“墨辩”体系。《墨经》中对“故”（原因）、“理”（规律）、“类”（类推）的论述，触及了演绎推理的核心。他们强调“辩，争彼也”（《经上》），辩论必须针对同一对象（“彼”），遵守同一律，不能偷换概念。对于“名”（概念）与“实”（实际）的关系，主张“以名举实”（《小取》），要求概念准确反映客观事物。这种对思维确定性和逻辑严密性的追求，是科学理论建构不可或缺的基石。尽管其体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不尽相同，但在强调理性推理、反对模糊玄谈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注入了难得的理性分析基因。

三是崇尚工匠技艺与工具理性。墨子及其弟子多出身手工业者，这使得他们的思想深深植根于生产实践。墨子将治国理政比作工匠劳作：“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法仪》）工匠有规、矩、绳、墨，治国也需有“法仪”，这个“法仪”就是“天志”——一套代表公利与正义的客观法则。这种类比，凸显了墨家对规则、标准、工具效能的高度重视。在《墨子》城守各篇中，这种工匠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对城门防御、器械制作、兵力配置的论述，细致入微，数据具体，如“二步一渠”“五十步丈夫十人”等（《备城门》），展现出极强的可操作性和技术理性。这种基于实践、追求精准、注重效用的工匠精神，正是技术创新的原始动力。

墨家的务实创新观为我们提供了古老而鲜活的思想资源

在秦汉以后，墨家学说渐趋式微，但其内在创新精神并未湮没。近代以降，西方科技、经济、文化潮流引领世界，古老的中华文明几经沧海沉浮，墨学复兴数度回潮。及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我国正在加快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研究墨家创新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立足实践的务实创新观。墨家主张，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中》）为旨归。他们的科技活动，无论是光学、力学研究，还是城防器械发明，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目的在于解决实际问题、改善民众生计、捍卫天下和平。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态度，与今天强调科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导向内在相通。墨家反对空谈“命定”，主张“非命”，强调“赖其力者生”（《非乐上》），即依靠自身努力改造世界，体现了积极进取、人定胜天的创新主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墨家这种从现实需求出发、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务实创新观，为我们今天摆脱思维窠臼，创出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推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破解“卡脖子”难题提供了古老而鲜活的思想资源。

追求真理的理性探索精神。尽管墨家思想中有“天志”“明鬼”的表述，但其主流是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所谓“天志”，更多是被抽象为“兼相爱、交相利”的客观法则；所谓“明鬼”，其强调的“赏善罚暴”也侧重于道德监督的心理效用。墨家的真正着力点，在于通过“三表法”，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来检验认知，通过“摹略万物之然”（《小取》）来探究规律。这种不迷信权威、注重经验与效验、努力探寻事物所以然的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雏形。我国近年来以“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九章”系列量子计算原型机等大国重器向古代科技先贤致敬，正是对这种理性探索精神的当代传承。

体系化思维与协同意识。墨家“十论”是一个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从宇宙观（天志明鬼）到伦理观（兼爱非攻）、政治观（尚贤尚同）、经济观（节用节葬）、生活观（非乐非命），环环相扣，逻辑自洽。在军事防御上，《墨子》城守各篇也呈现出系统部署、协同作战的特点。这种注重整体关联和系统运作的思维模式，与当今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融合、需要协同攻关的特点正相契合。墨家学派本身就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注重统一行动的团体，在止战非攻的行动中展现出强大执行力。与此相通，今天的重大科技创新往往不是单点突破，而是需要系统布局、体系化推进，需要构建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联合体，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凝聚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

墨学精神为培育新时代创新文化提供滋养

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放眼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历史潮流，重新审视博大精深的墨家学说，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感悟到，墨学精神不仅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对未来发展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墨学文化彰显了中华文明固有的创新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墨家辉煌的科技与逻辑成就，有力驳斥了所谓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片面认识，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富有理性探索和科技创新能力。李约瑟、普里高津等国际学者都曾高度评价中国整体性、有机性的哲学思维对现代科学的潜在价值。传承墨学文化，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破除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史观。

墨学精神为培育新时代创新文化提供滋养。建设科技强国，不仅需要硬件投入和制度保障，更需要深厚的创新文化土壤。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奉献精神，“巧转则求其故”（《经上》）的究理精神，“百工为方以矩”（《法仪》）的求实精神，“述而且作”（《墨子·耕柱》中反驳儒家“述而不作”时，提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的创造精神，与今天倡导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高度契合。弘扬墨学精神，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学、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精益求精的氛围，使“坐冷板凳”和“十年磨一剑”成为科研人员的价值追求。

墨学理念有助于携手共建全球科技共同体。墨家的“兼爱”“非攻”，倡导普遍的无差别的爱与和平，反对以强凌弱。这种胸怀，与今天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科技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理念息息相通。墨子奔走各国止战扶弱，体现了超越国界的道义担当。在科技领域，我们应秉持墨家这种“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中》）的智慧，坚持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反对科技霸权，让科技成果更多惠及全人类，以科技的力量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墨子，这位两千多年前从齐鲁大地走出的“平民圣人”，以其深邃的思想、卓越的科技贡献和实干精神，在中华文明星空中刻下了不朽的坐标。他的学说，特别是其中蕴含的重视实证、讲求逻辑、崇尚技艺、务实创新的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的今天，重读《墨子》，不只是为了钩沉历史，更是为了在今天激活深植民族血脉中的创新密码。我们应深入挖掘墨家思想的时代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将这份珍贵文化遗产与当代科技创新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