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墨子 “兼相爱，交相利”的中国传统理念被频繁运用于国际交往语境，这一思想内涵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要求，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并在各类双边及多边合作框架内得到落地实践。

墨子是诸子百家时期墨家学说的创立者，当时墨家是与儒家齐名的显学，有“非儒即墨”的说法。从史料来看，墨子出生时其家族已由贵族变化为平民，因此他善于以百姓视角来看待社会演进、国家纷争和阶层治理；墨子着布衣、穿草鞋，奔走于田野、着眼于实践，非常关注实际的社会矛盾，并注重以实操来解决问题；墨子曾为工匠，精通技艺，他对自然规律有着客观而深刻的认识，并总结出一整套认识客观世界、分析客观世界的办法，形成一套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范式；墨子讲求逻辑、强于推理，他创立的“墨辩”逻辑体系比肩古希腊逻辑学，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据重要位置。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墨子言行汇编成《墨子》全书，原书七十一篇，如今只留存五十三篇，而《兼爱》就是这五十三篇中的一篇经典之作。

人类社会始终在矛盾运动中前进。既然有矛盾，那就有冲突。如何看待、运用和化解矛盾，如何对待、利用和消解冲突，是社会治理与哲学思辨绕不开的时代课题。墨子生活在春秋渐末、战国兴起的时代。那个年代在儒家看来，正处在“礼崩乐坏”的时期，须用仁、义、礼、智、信这一套纲常来构建社会、规制行为。而那个年代在墨家看来，正面临战乱多发、百姓受苦的困局，为解决这一难题，墨子提出了兼爱思想。儒家和墨家这两种思想学派都是针对那个年代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二者有共通之处，又截然不同。相比于儒家思想，墨家思想来源于民间、形成于实践，具有创造力和鲜活生机。特别是兼爱思想，随着时代发展，在当今愈发彰显出其深刻价值和旺盛生命力。

《兼爱》首先提出了一个放在今天人类都在提问和思考的命题：要治理天下，必先探明乱象产生的根源，然后才能根治。就像医生看病一样，要知道病人病因是什么，才能治病。原文是“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只有找准问题本源，才能够妥善化解治理难题。这个以问题为导向的开篇，引出了后文对兼爱思想的论述。

《兼爱》阐述了天下乱的表象：亏人而自利；分析了乱的原因：不相爱。君臣失和、父子相悖、盗贼横行、宗族纷争、列国交战，究其本源都是各方囿于一己私利、损害他人利益，冲突由此滋生。如何避免动乱而治理好天下？答案就是人与人、家与家、国与国之间要禁止相恶（自利而亏人），鼓励相爱（兼相爱和交相利）。正如墨子所言：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

兼相爱、交相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墨子认为，应当是国家之间没有战乱，家族之间没有篡逆，人与人之间没有算计；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弟调和；强者不去控制弱者，多数人不去劫持少数人，富人不去欺负穷人，尊贵者不去倨傲卑贱者，狡诈者不去欺骗愚笨者。这样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这样的世界，社会成员平等相视、以我度人、以人度我，“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所以，墨子认为“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兼爱怎样施行？墨子认为，“上以为政，士以为行”就可以推行开来，君主立政令、做示范，士子带头行动，兴天下之利（兼爱），除天下之害（亏人）。在《兼爱》中，墨子用三次“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犹未止也”开头，从质疑者的角度提问，以自辩的口气作答，论述了士子怎样施行、君主怎样施行、过往圣王怎样施行。他用例举的办法强调君主带头的作用，“楚王好细腰”的典故就出自此处。墨子认为，“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就是说对“兼相爱、交相利”，国家用制度要求来规范，社会成员都来倡导力行，做得好的就对其赏誉，做得差的就处以刑罚，那兼爱就会像火向上燃烧、水向下渗透一样，在天下得以施行。

墨子的“兼爱”思想，表达了对当时乱世进行治理的愿望，阐述了一种朴素的构建美好世界的愿景，这一愿景的核心是平等、博爱、互利、共赢。正是因为源自草根，这一思想才引得当时礼制派等方面的辩论、抵制甚至罢黜；但也正是因为源自朴素，才有着法于自然世界、注重客观规律的顽强生命力。当下，从全球治理、国家交往、民族共处到个体交往，墨家兼爱思想不仅蕴含深厚的历史价值，更具备鲜明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为构建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传统智慧滋养。

（作者系中共青岛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