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领域有很多关于“言”的论述，特别是先秦哲学中有大量讨论，涉及言说、言行、名实和言意等多个维度。针对“言”的规范性问题，先秦不同流派的学说虽有交集，但差异与特色也非常明显。儒家强调言行一致、行胜于言的伦理德性规范；道家从老子的“希言”“贵言”，走向庄子更为极致的“得意忘言”“辩不若默”，追求超越言默的体道境界；同样是重视“言”的实际效用，墨家“三表法”带有经验主义的色彩，法家将“言”看作统治者御下的治理工具。

言行一致、行胜于言的伦理德性规范

孔子关于言的论述，与他的核心主张“仁”和“礼”息息相关，“仁”是最高的内在修养，其核心要求是“爱人”与“克己复礼”；“礼”主要表现为道德教化和等级秩序中的行为规范。“言”虽然针对所有社会成员而论，但主要实践主体是“君子”这个理想人格。就所有社会成员而言，孔子强调“言而有信”“言忠信”“不忘平生之言”“非礼勿言”，把守信用和合乎礼仪看作说话的主要规范，而遵守这一规范的根本原因在于行动，在于“行笃敬”。因此，孔子主张言行一致，并且，君子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做到重行轻言，行胜于言。

关于君子的言行，孔子在《论语》中反复强调，君子应该“敏于事而慎于言”“讷于言而敏于行”，要成为君子就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可见，行动才是君子言语的真正导向，做不到毋宁不说。重行轻言、言必可行的主张对君子而言不仅是内在道德修养的要求，也是遵循社会秩序的规范约束，“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确定名分之后必须能够合理表述，且必须能够付诸实践。除了正面论述，孔子也从反面批评了“巧言令色”“巧言乱德”“言之不怍”等夸夸其谈、言不符行的现象。尤其是“宰予昼寝”一事令孔子震怒，他由此感叹道，自己过去“听其言信其行”，现在经由此事则改为“听其言而观其行”。

孔子的言行说为后续儒家所继承。孟子在“言语必信”的基础上将言行升华到“义”的高度，认为“信”是君子言语的外在表现，最终要服从于“义”这一最高规范，其“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的论说，实际是对孔子“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改造升级。荀子区分了圣人之辩、君子之辩、小人之辩，并且主张“君子必辩”，肯定了在合乎仁义和礼法前提下的有效言说，“圣人之辩”则是对孔子言行观在战国论辩风气下的理论深化与补充。

超越言与默的体道之境

道家从“道不可言”的本体论出发，对言说持怀疑、否定、超越的态度，这与儒家形成鲜明对比。《道德经》开篇指出：“道可道，非常道”，强调语言无法捕捉“道”这个终极真理，道只能在虚静无为中体悟。不光是悟道，国君施政于百姓时，也应该做到“悠兮其贵言”“希言”，少说教、少发布政令，行“不言之教”，达“无为之益”。老子对“言”总体持一种怀疑和否定的消极态度，比如“大辩若讷”和“知者不言”。不过，老子所谓的“不言”，并非彻底弃绝言语，而是让言语回归“道”的自然状态——不强辩、不妄言、不扰民，以虚静之心应对万物。因而，“不言”恰恰是最深沉的“言”，它以沉默承载道之玄妙，以无为成就有为之功。

较之老子，庄子对语言、言说的态度则更为极端和彻底。老子强调“希言”“贵言”，庄子则主张“得意忘言”，不言不辩，物我两忘。针对当时儒墨两家有关仁爱兼爱、天命非命、义利等主张的争论，庄子认为，大辩是不用言说的，道一经说明就不是真道了，语言过于辩察则不能到达真理。因此，就连圣人之道也不能通过语言文字来流传，所谓“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在此基础上，庄子区分了人道和天道，“知而言之”的是合乎有为的人道，“知而不言”的是合乎自然无为的天道，言语能够表达的仅限于事物的极限，言语终止的地方才是道开始的地方，“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有所极”，忘言者方与天游，最终言默皆忘，物我两忘，与自然圆通一体。

言以致用的实际效用尺度

墨家和法家均强调“言”的实际功用，但二者各有侧重。作为从儒家分化出来的墨家，其继承了儒家言行一致、“慎言知行”的言行观念。但针对儒家“信而不验”的言行观，墨子提出“言有三表”，即立言需有三种标准：“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所谓“本”，是指向上追溯古代圣王的事迹；“原”是向下考察百姓耳闻目见的实情；“用”则是将该言论付诸刑政实践，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墨子的“三表法”以历史经验和直接见闻作为检验言说实际效用的尺度，带有较强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具有一定的实践维度。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则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将“言”看作君主制御人臣的政治手段。韩非子在论及君主制臣的“七术”时，强调“众端参观”，即要从多方面参验臣下的言行，避免偏听偏信。他在《南面》篇中指出，君主须使臣下言必有据、不言亦有责，“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说话与沉默都负有责任。此外，通晓治国方略的君主还承担着核实臣下言论是否有用的责任，“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对言论效用的考察是君主施行赏罚的重要依据，因此无用的空谈不应留存于朝堂，朋党的私议不能上达于君主。

“言”与“断言”的中西比较

讨论先秦哲学中“言”的独特规范，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是将其与西方断言规范理论相对照。“断言”（assertion）是人们分享和获取信息的重要语言交流方式，是一种发生在言说者和聆听者之间的言说行为。言说者陈述某个命题或者表达某个信念，聆听者则希望通过接受这一断言获得真实的信息。作为一种断定式或陈述式的言语行为，断言不同于疑问、命令、猜想等其他言语行为。

分析哲学家关于断言的讨论，经历了从定义到规范的转变。弗雷格最早注意到了断定句（断言句），认为断言是对句子为真的判断的表达。皮尔士将断言的社会责任、意向性与理性探究整合起来，确立了断言的规范属性。奥斯汀将断言看作一种典型的以言施事行为，塞尔继承了这一基本思路，但将断言的规范理解为一系列构成性规则。威廉姆森将塞尔的构成性规则深化为断言的C规则理论：断言P仅当C。C规则体现为知识、真理、信念、确证等不同的阐发路径，也是当代西方断言规范在认知维度的集中呈现。然而，如前所述，西方断言规范的认知维度，无法解释先秦哲学中关于“言”的丰富论述。

总之，针对“言”的规范论述，中西哲学展现出一定的差异。在西方哲学中，求真的认知规范被视为“断言”的首要目标，而中国哲学更注重“言”的实践层面，涵盖了伦理实践、体道超越与政治功用等多种旨趣，显示出两种哲学传统在追问“言何以有效”时的不同哲学关切。这一初步审视，有助于揭示西方断言规范只关注认知维度的局限，引导我们重思言说规范的丰富维度。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