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东西方古典时代，重温东西方古典文化，对今天的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春秋战国时期编纂与创作的经典，一方面全面记录并总结了三千多年前中华文明的内涵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应时代需要，对此前的农牧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提升到哲学高度，最终成就了中国古典学的高峰。这不仅为秦汉以后的中华儿女，也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中国智慧。

天人合一与天地之心

中国先民因农牧生产生活需要，长期观察日月运行、溪水奔流、农作物与飞禽走兽的生长，相信万物有灵，因而敬畏自然、沟通自然、认识自然、融入自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将其总结为“天人合一”观念。《吕氏春秋·古乐》：“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其中有“敬天常”，“依地德”，然后是“总禽兽”，“逐草木”，“奋五谷”。《周易·系辞》总结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天人合一”观念反映了先民对大自然的探索与认识。如阴阳变化的辩证观：“一阴一阳之谓道”“往来不穷谓之通”。又如生生不息的发展观：“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日月相推而明生焉”。

更为重要的是，在“天人合一”观念中，高举人的主体性，提出了人是“天地之心”的宏大主题。《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正因为这样，古典学一方面要求人向大自然学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另一方面，要求人参与天地的生成变化：“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为天地立心，是因为人拥有思想，可以使自然人化，最终实现人对自然的对象化，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目的性的和谐统一。18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人是自然的主体”“人为自然立法”“自然向人生成”等深刻的哲学与美学命题。其实，这些命题在中国先秦古典学里已经提出来了。

集体伦理与个体自律

中华先民很早就聚族而居。进入文明社会之后，氏族社会的血缘管理模式依然延续并发展为父权家长制贵族公社。这种族群血缘传统又通过原始宗教活动的长期延续而牢固地团结了全体族民，并形成了强烈的集体观念与自觉的伦理道德。《礼记·祭统》：“夫祭有十伦焉”“见父子之伦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春秋战国时期整理的“六经”与创作的诸子著作，都是对这种集体观念、伦理道德的总结与倡导。

春秋战国时期，又发展出了个体精神自觉、行为自律的新主题。这首先表现为，将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为内在的心灵自觉。这就是孔子的“释礼归仁”。孔子在《论语》里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要求君子个体能够自觉、主动、积极地去承担道德伦理建设的责任，以拯救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这一倡导的意义在于，把个体的“修身”作为群体“治国平天下”的前提与基础。

其次，将外在的物质享受转变为内在的精神道义。孟子有“浩然之气”，庄子有“心斋自由”。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庄子生活在诸侯激战、新旧贵族争斗的战国时代，他深切感受到，“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异化现象。如何解决这一异化？庄子提出了“不役于物”的精神自由境界，因而提出了“心斋”“坐忘”“天籁”等精神境界。

“协和万邦”与“群而不党”

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最初表现为“多元并行”格局。到夏商周三代，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夏商周三族作为联盟“共主”，自然是“多元一体”的“核心元”。而参盟的其他各部族、方国、封国就是“多元”。“多元”团结在“核心元”周围，形成了联盟“一体”。如何发展好这个复合型的“多元一体”部族命运共同体，中国古典学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

如“协和万邦”。据《尚书·尧典》记载，唐尧能够“以亲九族”，“协和万邦”；虞舜能够“宾于四门，四门穆穆”。孔子将其归纳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要求“核心元”能够“为政以德”，“多元”能够“众星共之”。

又如，“和而不同”与“群而不党”。《国语·郑语》与《左传》昭公二十年都提出了“和而不同”原则：“和”不等于“同”。“和”是调剂，如“剂五味，和五声”。对不同的味与不同的声，都要尊重。如果能够协调好不同的味，就能成为美食；如果能够协调好不同的声，就能成为美曲。“同”是整齐划一。如果要求五味成一味，便无美食；要求五声成一声，便无美曲。《国语》有云：“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从社会政治角度讲，“和”是承认、允许，甚至是欣赏、赞美彼此有差异、有区别、有分歧，然后又积极地去协调，使这些差异、分歧在整体中处于恰当的位置，并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很高的境界，只有明主、君子能为之。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孔子还由此进一步提出君子“群而不党”的原则。朱熹曰：“和以处众曰群，然无阿比之意，故不党。”也就是说，“群”是强调整体的团结和谐，讲大局，是积极的；“党”是搞小团体，也就是“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这是破坏大整体，自然是消极的。

再如，“四海观”与“天下观”。春秋战国时期血缘管理逐步向地缘管理转型，中原华夏部族与周边少数部族进一步交流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古典学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四海观，又有“以天下为天下”“以天下观天下”的天下观。这是对“协和万邦”的推广、对“和而不同”的升华。这是超越了血缘部族的视野，用世界的尺度去理解世界、去构建世界新秩序，其境界是何等善美！何等宏阔！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在不同历史阶段，东西方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各有侧重。当下，西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加剧，如何解决世界各国发展难题，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课题与“世界之问”。以上三点中国古典智慧可以为此提供有益参考，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