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十五五”规划建议再次将其列入，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关乎文化传承发展全局，既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高扬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必须选择，也是深刻理解和落实“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现实举措，同时也符合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升文明叙事能力的时代需要。

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属于一个立意宏大、涵盖广博、概括凝练、要素易于辨识的价值系统和符号体系，大致包括物质、习俗和精神三个层面的要素，且以外显、外隐、内显、内隐四层次辐射、蕴含于地理、建筑、典籍、器物、风俗、技艺、语言、文字、制度、思想、信仰、理论等各类载体之中。梳理当前学界、理论界的相关研究，关于该问题的“应然”探讨与构想居多，而“实然”的剖析与路径偏少。按照循名责实的方式，揭示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两层逻辑，对于我们理解其“应然”与“实然”或有裨益。

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深入研究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基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为重视对自身历史的探究、自身文明的追溯与自身文化的弘扬，多次就相关问题进行学习讨论、发表重要讲话、作出指示批示。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认真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讲话，立意深远、内涵丰富，明确强调了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与意义。首先，中华文明十分重要。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形塑了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它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无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还是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这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屹立不倒之本；它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属于根植于彼此内心深处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血脉相连、心灵契合的文化基因，更是全世界华人的共有精神家园；它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所谓因革损益，与时俱进，贵在返本变通中赋予旧物新意。当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聚焦于把悠久文明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明标识发扬光大。其次，中华文明十分独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筚路蓝缕，跋山涉水，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是在中华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内化为异于其他文明体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再次，中华文明十分关键。中华文明植根于中华大地，具有独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在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兼容并蓄，能够持续与时代共进步，葆有旺盛生命力。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远景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离不开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深入研究，这是阐明中国道路的文化底蕴和理论支撑，也是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的重要基础。这要求我们要具备敏感且强烈的文明意识与历史自觉，在高远宏阔的文明视域中来把握中国的道路演进、未来远景、历史使命及与世界文明的关系。

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对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极为关键。长期以来，对于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学术界面临众多有待攻关的重大课题：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促使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作为中华文明主要物质内涵的科学技术发明和创造与精神文化的发展具体状况如何？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且意义重大，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这一关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认识，就是根据探源工程中的良渚古城的发现而得出的重要结论。良渚的一系列成果突破了西方以英国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所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国家形成的“三要素说”，根据中国的材料（尤其是良渚古城的发现），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这一方案也丰富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根据考古学家总结，良渚作为一个早期国家，具有七大特点：第一，良渚种植水稻和养猪，我们常常说江南“饭稻羹鱼”，但良渚人养猪，猪成为当时很重要的肉食来源；第二，良渚拥有发达的陶器、石器、漆器制造业；第三，良渚文化遵从以玉器为标志的权力和信仰、礼仪等级制度；第四，良渚的城市选址以山为郭、以中为尊，站在良渚古城的宫殿上可以看到三面环山，形成了宫殿区、内城、外城的三环结构，这是由古至今中国城市发展扩建遵循的一种模式；第五，良渚有高大的土台建筑和高土台上的贵族墓地；第六，临水而居，水陆交通是良渚文明的特点，也是中国长江下游文明的一个代表；第七，稳定安宁的血缘家族社会。

良渚古国文明基因的传承嬗变历程，印证了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当黄河流域彩陶、辽河流域玉雕与长江流域玉琮在华夏大地上交相辉映，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已然磅礴成型。良渚古国文明的发展历程揭示出伟大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自海纳百川的包容并蓄，在交融汇聚中实现升华，这正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深层密码，恰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当着力之处。

当然，尚需清醒认识到，已有成果还是初步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重大问题有待破解，比如，因缺乏足够的文字记载，夏代史研究还存在大量空白；又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这都需要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而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恰恰可以进一步促进以上难题的推进与拓展。

相应匹配的学科体系建设是重要载体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历史、现实、国内外诸多原因，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较多停留于“应然畅想”状态。尤其是对把握规律起到基础性作用的中华文明史学科，面临着多种挑战。长期以来，西方从未停止从历史观、文明史角度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打开缺口，分化动摇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销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共同体意识，这实际上属于一种“利用中华文明解构中华文明”的手法，严重威胁到我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

当前，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主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系统性研究阐释不足。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涉及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民族乃至天文、物理、化学、古动物学等多学科，是一项跨领域、综合性的系统工程。目前我国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众多，分布广泛，但明显处于各自为战、分工细碎的状态，多数学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沉浸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具备文明史研究的广阔视野、理论高度和国际对话能力，导致研究议题分散、难以聚焦、方法较为陈旧。总体而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及其规律研究仍处在“碎片化”的境地。二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国际传播力度不够。客观而言，长期以来我国中华文明发展史及规律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音量”不够大，效果也不理想。虽然我国通过组织世界中国学、国际汉学、古典学等学术交流持续进行对话传播，但在广度和深度层面尚不够理想。一些学者在涉外学术活动中面对敏感问题时往往有意回避或不敢直面反驳，甚至有的学者盲目推崇海外学术观点，接受了诸如“想象的共同体”“赞米亚”学说等西方理论。如何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这一新议题通过合适的柔性的方式传播到海外，确实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三是中华文明发展史学科建设不强，这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整体而言，中华文明发展史理论研究成果有数量但缺乏质量，实证性研究多，视野开阔、体系完备、理论水准高的成果少，部分作品重复论证、原创性弱。其中，亟待阐释的学理、哲理层面的基础性研究并不够深，且很多重要领域未形成共识，这无疑影响了各学科参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实际效果。

客观而言，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由来已久，但其学科建设却刚刚起步。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具体到中华文明发展史方面，目前国际上很多知名高校都设立了文明学甚至涉及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的有关专业，而目前国内开设相关课程的院校还相对有限，进入实质性学科建设阶段的仅有中国人民大学等少数高校，且更多属于探索性质的试点，尚未形成规模。

立足现有情况，做好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要加强中华文明史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完善中华文明学学科建设。中华文明发展史学科建设与相关人才培养，是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学理化阐释、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是一项关乎大局的战略性工作。首先，国家应加强学科体系的“顶层设计”，推动“中华文明发展史”交叉学科建设，为培养领军人才、建设人才梯队打造新的高端学科平台。如前所述，国内某些高校的中华文明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已开始试点，可以考虑编制全国中华文明学学科发展规划纲要，有条件的高校可自主设立中华文明学交叉学科，尽快形成完善的学科人才培养体系，条件成熟后再纳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提升中华文明学组织科研能力，设置一批国家级研究基地和重大科研项目，聚焦中华文明史等基础研究，打造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二要加强学科机构建设，创建国家级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专门研究机构。由中宣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牵头，创建中华文明发展史专门研究机构，为中华文明发展史研究建立国家一级的组织机构，从而有力有效地组织、集聚一定数量的国内顶尖优质人才，并起到号召、示范与引领作用，以加强学术机构组织的形式推动学科建设。三要加强中华文明发展史基础研究特别是考古研究工作。中华文明发展史学科建设依赖于基础研究的推进。当前中国文明研究的热点是中华文明探源。自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成绩巨大，代表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最高水平。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理论研究缺乏深度，缺乏文化本位，尚未摆脱把西方研究当成一般理论模式的窠臼。在考古成果的阐释与传播上，视角还不够丰富，还不够接地气。建议重点加强“三中”考古，即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的研究，这是中国考古学的基本立足点。目前在中国人的由来、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上成绩较为显著，但在中华文化的起源研究上相对逊色一些。同时，推进西方考古学研究。长期以来我们是西方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未来需要把西方也作为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西方是现代考古学的发源地，有很好的学术积累，将之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文明互鉴交流。此外，建立数字化的考古资料共享平台。目前国内考古资料共享的数量和质量跟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四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构建智慧型中华文明知识谱系。建议中宣部、教育部协调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整合中华文明知识数据，强化古文、古文字、古语音和各民族语文训练，加快研发中华文明大语言模型。利用自主学习、多模态信息抽取等技术，打通现有资源体系，汇聚各方成果，构建智慧型中华文明知识谱系。这一知识谱系的构建，将为相关领域研究带来能力与效率的飞跃，提供巨大的智慧与工具保障。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