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并提出了“‘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等重大论断。由此引导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巩固文化主体性？如果说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而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巩固文化主体性”，那么，“巩固文化主体性”便在普遍规律的意义上成为一个民族的生存论基础。简言之，一个民族只有巩固其文化主体性，才能得以持久生存下去；而一个民族要想持久生存下去，就必须巩固其文化主体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建基于马克思“类存在物”的生命结构

巩固文化主体性是人类物种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必然结果。动物没有“意识”，因而不是文化的存在，所以不涉及文化主体性的问题。马克思称人是“类存在物”。所谓“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就是人类借助于“意志”和“意识”对自己的生命活动加以反思，即“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生命形式。“有意识的生命”使人的生命超出了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生命形式而获得了“文化生命”的形式。实际上，动物因为不具有“意识”和“意志”，因此无法成为自己生命活动的“主体”。但是，人类作为“类存在物”的“文化生命体”，能够对自己的生命活动加以认识和反思，使自己成为自己文化生命的“主体”。

文化是人类物种作为“类存在物”特有的生命活动形式。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做了唯物主义改造，改造后的“自我意识”，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加以反思的生命活动，从而使人类物种成为“文化生命体”。就人类因为有精神而有“主体性”这一点来说，马克思是认同黑格尔的。但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的改造之处在于：精神返回自身是人扬弃动物的“直接同一”的生命活动而成就“文化生命”的过程，而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返回自身的过程。人的生命主体性是毋庸置疑的，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就是吃喝穿住，不同于动物被动地“适应”自然，人类是凭借自己的劳动主动地来创造。而且，在“意识”和“意志”的反思中，生命作为主体是不容被否定的，是绝对的存在，这相当于一般所说的“生命权”。当上升为“生命权”的时候，人类便进入了“文化生命”形式，这就意味着人的生命活动的主体性只能在其“文化生命”中才能得到确证。也就是说，人类物种的生命主体性是需要在其文化生命中被巩固下来的。这样，当意识到并提出“生命权”的时候，人就成为文化生命的主体，即自己在自己的文化中确证自己的生命主体性。文化生命帮助“类存在物”返回到了自身，于是成就了文化生命的主体性。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自我意识返回自身，是指人把自己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加以反思，这种反思性的生命活动就构成了人类自我意识返回自身的文化生命。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命活动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生命活动，是因为人类物种的生命活动是被其文化生命所“反思”或“加工”过了的生命，正是并且唯有通过这一“加工”，生命才能得以生存下去。所以，文化生命成为“类存在物”得以可能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人的文化主体性理解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有意识的生命，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自我回到自我的主体性生命结构。凭借这一结构，马克思确立了人类物种作为“文化生命体”的主体性，亦即文化主体性。

巩固文化主体性起始于近代“救亡图存”的生命诉求

近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曾一度出现“文明蒙尘”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点燃了中华民族精神，创造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创造，是近代中国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重大事件。之所以称其为重大事件，乃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基因的激活，不仅实现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而且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甚或可以说，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使命，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激活中华文明基因而实际地完成的。“救亡图存”首先是中华民族作为“自然生命体”的生命诉求，只有通过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诉求才能得以实现。这充分确证了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与生死存亡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一个拥有文化主体性的民族称为“文化生命体”。

人是文化的存在。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诚然主要是由西方殖民入侵所导致的，但另一方面，本质上也是一次“文明危机”。在资本主义文明向世界扩张的背景下，中华文明向何处去？这对于当时的中华民族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文明事件”，均是中华文明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时候，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发生的“剧烈阵痛”，而这“文明蒙尘”和“文化冲突”所隐含着的重大问题，便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在这一紧要关头，如何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构成了“救亡图存”的首要问题。而这一历史重任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文化主体性”以中华民族精神的特定历史形态——伟大建党精神的确立得到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这一时期文化主体性的经典标识。这足以表明，文化主体性关乎民族的生死存亡。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立足“两个结合”的方法论

巩固文化主体性，不只是捍卫从前创造出来的历史文化，更要不断创造新的历史文化，也就是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述包含着辩证法原理。在阐明“两个结合”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其“创新”本性，即“两个结合”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民族不能生成新的文化，就不是一个“文化生命体”；而如果不是一个“文化生命体”，就失去了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是在一个民族“文化生命体”的活动中得以确立的，因此，巩固文化主体性构成了文化生命体的生命原理。

“主体性”要求把自己的道路掌握在自己手中，把自己的理论掌握在自己手中，把自己的制度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最终意义上把自己的文化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便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应有之义。把自己的道路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是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把自己的理论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是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自觉抵制资本主义的文化殖民；把自己的制度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是要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警惕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等错误思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侵袭。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构成了新时代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典范。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更是基于“两个结合”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典范。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总结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提出了“两个结合”这一文明生成的方法论，形成了对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综上所述，巩固文化主体性，归根到底是由人类这一物种所具有的独特的“类存在物”的生命形式所决定的，而人类物种作为“文化生命体”是由人的“类本质”所决定的。近代以来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从“救亡图存”的生命诉求开始的，因而巩固文化主体性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生命诉求。而今天，巩固文化主体性关键在于立足“两个结合”的方法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唯有巩固文化主体性，一个民族才能够持久地生存下去。

（作者系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