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论萌芽于唐代，一般认为韩愈《原道》中“尧以是传之舜”至“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经典论述是道统论的发端。南宋时，朱子创立了四书体系以及孔曾思孟道统之传，标志着道统论的正式成立。道统论在宋明时代影响很大，产生了多种理论形态，但其思维模式是一致的：一是强调道，认为道是由儒家学者传承，代表了最高的真理，道统高于帝王的治统，对治统有指导、修正和监督作用，治统应该向道统靠拢；二是强调统，认为从古至今存在一个单线的传道谱系，这个谱系是儒学正宗，其他都是旁支甚至异端。道统论因应唐宋时期儒学之复兴而产生，对于整合儒学资源以对抗佛老、重建儒学权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晚明时期，道统论所体现出的门户之见、自我标榜、藐视皇权等倾向逐渐引起学者的不满。其中，管志道（1536—1608）以《周易》乾卦中的“群龙无首”一语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系统的思想学说，对道统论进行了严厉批判。管志道是晚明较为活跃的思想家，“群龙无首”说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学说体系，但目前相关研究并不多见。本文以管志道对道统论的批判为中心，从三个角度探讨“群龙无首”说的义理脉络，并揭示这一学说的思想史意义。

一、圣贤平等：“群龙无首”说的第一要义

乾卦是《周易》首卦，代表天、刚健等意象，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由于乾卦的爻辞多次出现龙，管志道便以“龙德”这一概念将六爻统一起来，认为六爻各代表一种龙德。潜龙是初爻，表示潜藏、隐遁之义；见龙是二爻，代表显现于民间；三爻为下卦之上爻，处于不安定的地位，故为惕龙；四爻代表已由下卦跃升到了上卦，故为跃龙；飞龙为第五爻，即所谓飞龙在天，爻位最正；最上爻超过飞龙，故为亢龙。六爻之外，又有一句用九“见群龙无首，吉”。用九不对应任何一爻，而且只有乾卦多用九、坤卦多用六一条爻辞。关于用九的含义，有人认为只是对上九亢龙的补救，而管志道则认为用九是针对整个六爻的，表述了一种天则：

象曰天德不可为首，明言潜、见、惕、跃、飞、亢之皆天德，而不可以显晦安危分首尾也，故又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而世说乃有谓用九为救亢之穷、用六为救战之穷者，则用九、用六二繇专为乾坤上爻起义，而亢亦难乎称龙矣。朱元晦解用九之义虽讹，而训六龙皆圣人，有隐显而无浅深，则确也。安可独以亢龙为未尽善而假用九一繇以救之乎？

这里明确表示用九不单独属上九，而是对整个乾卦而言，表述了乾卦所体现出的“无首”的天则。管志道又云：“吾观文王系辞、孔子作翼，实分乾元为六用，而末乃以用九一繇合之，其几微矣。”六爻是分，用九是合，“群龙无首”一语正是对六爻基本精神的总体判断。

管志道认为，“群龙无首”的基本内涵是六龙之德无主次、无优劣，他说：“盖诸卦皆可索一爻为卦主，而独乾坤二纯卦不可以索卦主，是以有用九、用六之繇也，然坤爻犹可权以六二为主，而乾则明言群龙无首，首之为言主也，无首则何主之有？”明言“无首”即指乾卦六爻无主从之分。管志道单提“群龙无首”一语意在揭示，六龙之德都是圣人之德，区别只在于时与位的不同，其德并无优劣高下之分。他说：“龙德无成心，时乘无定格。故有始潜而终见，始见而终飞，始惕而终跃者，又有见兼惕，惕兼见，飞兼跃且亢者，千变万化，不可胜穷，亦各乘其时而已矣，要之不可为首。”六龙各自处于不同的时机和地位，虽然千变万化，但“要之不可为首”，所以管志道综合评价六龙时说：“潜虽勿用，标龙德以首之。见实时舍，举君德而归之。亢不以有悔而掩其圣人，惕跃不以不中而劣其德业，参诸别传，如褒三仁，旌至德，赞犹龙，崇西圣，俱与此意吻合，此实万世圣学之提纲也。”只要是龙德，无论处哪一时位都可以；没有龙德，处于哪一时位都不合适，故管志道说：“德诚龙矣，君天下可，相天下可，师友天下亦可。不龙而处君臣师友之格，皆苟道也。不龙而飞必亢，不龙而见必危，不龙而跃且惕必有咎，不龙而亢则吾不知其所终矣。”由此，管志道批评了“有首”的观点，反对推尊某一龙而贬低其他，他说：“神五帝而抑群臣，见飞龙之为首也。轩仲尼而轾尧舜，见见龙之为首也。谓就汤可以就桀者，必首跃。谓避人不如避世者，必首潜。贵气节薄勋庸，必跻亢于飞之上。急进修，缓锡类，必推惕于见之先。群龙于是有首矣。皆由不知天德。知天德之不可为首，则纷纷之见悉属我见。”无论推尊哪一龙，都是“有首”之论的“我见”。因此，管志道的“群龙无首”说其实是一种平等的圣贤观，认为古往今来的圣贤没有优劣之分，他们各有各的优点、长处，不能推尊一人而排斥他人，更不能推尊自己而贬斥别人。

管志道的“群龙无首”说，充分吸收了佛教的无尽轮回观。管志道比较欣赏华严宗十方三世诸佛层层无尽的观点，即认为诸佛圣人都在法界中修行、成佛，他们的修行方式、修行时间各有不同，故虽灭于此世而可能生于彼世继续修行，三教的圣贤就是这些在法界中进行多世修行的人，他们都有很高的德行，怎么能分高下优劣呢？管志道云：“圣贤出没三祇劫中，亦何定相之有？安知孔子再来之不现祖师相，马祖再来之不现儒宗相乎？……吾侪不具佛眼，则姑以群龙无首一案收之可矣。”正是这种世界无穷、时间无尽的宇宙观，奠定了“群龙无首”说的思想基础。

这种平等圣贤观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上。

第一，承认三教圣人。宋代以来，儒者多斥佛、道二教为异端。管志道以“群龙无首”说批驳了这种看法，认为三教圣人都是圣人，没有高下之分。孔子曾称老子“犹龙”，管志道认为老子也具龙德，“盖在潜见之间”。他尤其推崇佛教，认为佛是“神龙而飞”者。飞龙一般指在位而能普济大众的圣人，佛正是“以大智洪慈，普化大千尘界，其为云龙风虎之应，抑又远矣！非洞彻先天而满其乘龙御天之分量讵能然乎”。佛作为天人师，救度众生，所以完全称得上是飞龙。称佛为神龙，也并不意味着其高于六龙，管志道在回复其师耿定向的质疑时说：“师疑《六龙解》中推佛氏为神龙，出于潜见惕跃飞亢之上，此非愚意也。乾之六爻，无一而非神龙也，是以谓之无首。使六龙外更有神龙，则群龙不称无首，而神龙独为首矣。……唯自宋以来，儒者类以孔子掩佛……岂合天道？故表佛为神龙，以见其不异于尧孔也。”可见，管志道认为，六龙都是神龙，单称佛是神龙只是为了突出佛与六龙无异，以打破世人以佛为异端的看法。

第二，推尊孔门诸子。宋儒对孔门诸子区分等次，过度推尊颜子、曾子，而对其他弟子则常常吹毛求疵地推论其过失。管志道对此类观点进行了批评：“宋儒知尊孔子矣，而于孔门诸贤则唯放过颜、曾二子，余并吹毛求疵，几无完品，酿起后生浮薄之根，往往不揣分量，而妄议古人长短。”管志道认为，宋儒这种“进退古今、表里人物之有失衡处”，其根本原因“则皆为群龙无首之义不明也”。进而，管志道说：“孔门诸贤，无一非古心古道、希圣希天之君子，不可以凡心忖量也。”实际上将孔门诸子当作无穷宇宙中历世修行的群龙，他们各有成就，都是圣贤，而不是只有某位弟子才得到孔子真传。以此为基础，管志道对朱子批评孔门弟子的言论进行了反驳。如朱子认为颜回的境界高于仲弓：“克己复礼，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颜、冉之学，其高下浅深，于此可见。”管志道不同意这种说法：“颜、冉之所造有浅深，而克复敬恕，则皆彻上彻下之道也。朱子别为乾坤二道，亦言其似耳。”又如樊迟，因他曾问学稼学圃，孔子批评其为小人，这一点被朱子放大，认为樊迟有“粗鄙近利”之病，管志道则云：“语中所纪樊迟言行，无一而非切问近思之事，独稼圃一问近于粗鄙近利，而遂被以是名，此先儒操之切处，不可不察。”大体来说，宋儒多苛求颜、曾之外的孔门弟子，而管志道多予以正面理解和褒扬，这正是其“群龙无首”思想的重要体现。

第三，肯定功业人物价值。宋儒往往对事功型历史人物如管仲、汉武帝、唐太宗、诸葛亮等人评价很低，如朱子说：“管仲之德不胜其才，子产之才不胜其德，然于圣人之学，则概乎其未有闻也。”管志道则认为这些人物也有龙德，其价值也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说：“愚考春秋之世，先王六德之教犹存，孔颜之学未尝不在宇宙间，特不若后儒之张道帜耳。子产以博物君子闻，而管仲志行周公之道，其学必有所本，岂从六德遗教中来耶？夫子高其人品，亦不徒以事功较量而已。……后儒类知闻道之为学，不知藏悟显行之为古学，乃概以不学卑百代殊绝人物，亦异于孔子仁管仲之旨矣。”管志道认为无论子产还是管仲，都是由先王六德之教中而来，其人品事功都有值得称道之处，理学家将其隔绝于圣学之外是一种偏见。不仅管仲、子产，秦汉以来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也具龙德：

后儒专以见龙高孔子之品，而谓龙德必在理学家，皆不知无首之义者。如汉之萧酇侯、诸葛武侯，唐之狄梁公、郭汾阳王，宋之李文靖公、王沂公，国朝之中山武宁王、于忠肃、刘忠宣公等，皆龙德中人也……安可以学术事功囿龙德？即方术家，如伶伦之于音，大挠之于历，扁鹊之于医，鬼谷之于卜，管辂之于数，张道陵、许逊之于玄，讵知其非乘龙而来者耶？儒则姑舍是，而所宗在孔耳。悟此可以得群龙无首之说。

管志道认为，萧何、诸葛亮、郭子仪，乃至明代的于谦等功业人物都是“龙德中人”，不仅如此，甚至专精一技的扁鹊、鬼谷子等人也未尝不是“乘龙而来”。

总体来看，“群龙无首”基于佛教无尽时空的理论建立了一种平等圣贤观。在管志道看来，无论是儒释道圣人，还是历代杰出人物，他们都在无尽时空中历世修行，都传承、彰显了龙德。这与理学家将历史看成是一团漆黑，只有道统谱系上的寥寥数人才是黑暗中的星火之光的情况完全不同，是对宋儒道统思维的一种突破。

二、飞龙首出：“群龙无首”说的政治面向

圣贤平等是“群龙无首”说的第一要义，但不是全部含义。与圣贤平等互补的另一观点是“飞龙首出”。这个观点强调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群龙当以飞龙为首，这似乎与上文的平等圣贤观相矛盾，其实二者代表了“群龙无首”说的两个不同层面。从终极时空的角度看群龙是无首的，但终极时空也需要落实到现世，而现世的最大特征就是政治性，在此条件下，群龙则是有首的，飞龙高于其他各龙。管志道在解飞龙时说：“群龙虽曰无首，而飞龙之大人，则必首出庶物。”管志道的学友李材以三爻为首，管志道则说：“必欲强推无首中之一首，亦在五而不在三。”这进一步确认了飞龙首出的地位，而否定其他各龙为首的可能性。在《周易》的传统解释中，飞龙本来也是最尊贵的，代表帝王，因此，承认飞龙首出蕴含了管志道重塑帝王权威的意图。管志道说：“天位所以待天德也，故惟飞龙之圣乃为位乎天德，以是知上古有大圣人，必受天命而为天子。”飞龙所处为天位，是要受命为天子的。飞龙上通天神而下化百姓，所以是六龙的核心。

与飞龙相对的是见龙。见龙虽然也处中位，但在下卦，无法与上卦的飞龙匹敌。九二是圣人穷而在下的象征，所以表现为修身见于世；九五是圣人达而在上的象征，所以表现为圣人作而万物睹。这种差异，管志道进一步解释为君道与师德的差异，他说：

飞龙兼行君师之道，而以君道显，君道显则师道隐矣。见龙兼备君师之德，而以师德显，师德显则君德隐矣。显君道者不敢自有其君德，君德逊于师天下之大人，故圣如尧舜而犹必有师臣。显师德者不敢自擅夫师道，师道归诸君天下之大人，故圣如尼父而不敢当作者。

管志道以“君道—君德”与“师道—师德”两对范畴，对飞龙和见龙的内涵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诠释。道是原理和依据，德是内涵和品德。飞龙兼有君师之道，但他以君道显，师道在他身上是隐性的存在。当然，他对百姓也负有教化的职责，也属于师，但却是从君的角度去行使的，其教化功能隐含在政治行动之中了。而见龙只有君师之德，不能有君师之道。就君师之德来说，其突出的也只能是师德而非君德，因为君德需要以君道为依据，没有君道而行君德，那是不合法的。所以，飞龙是以君道显，而见龙只能以师德显，这就是二者的差距。尧舜是飞龙，为君行君道，其师道是隐性的，所以可以以别人为师，故有“师臣”。孔子是见龙，仅有师德，由于没有君位，所以“不敢当作者”。管志道的这个分析，其主旨是强调飞龙优于见龙，见龙不能超越飞龙，不能与飞龙抗衡；见龙只能保有师德，绝对不能超越师德而侵犯飞龙的君道、君德。也就是说，见龙不能主动行使师道以教化百姓，否则就是攘夺了飞龙的权力。

不过，见龙毕竟处于下卦中位，象征着贤者在下位而为民众所信服，他的师德该如何体现呢？按管志道的说法，就是“庸言庸行”。管志道说：“德见则人自宗，大人亦不能离人群而自明其明德，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岂必在飞龙之位？故天下文明归诸见龙之德施焉。然大人不当事任，则亦何敢自任作师之道？但依于庸言庸行而已。”见龙不当事任，所以不能自任作师之道，只能努力提升个人修养，为民众表率，以自己的行事来影响感化民众，这是一种不以权力为基础的感召式的教化模式。而飞龙有教化民众的合法权力，可以主动教化和规范民众，故其教化模式是规范式、引导式的。这也说明飞龙是绝对优于见龙的。

以飞龙与见龙的关系为基础，管志道对孔子作了重新定位。汉唐以来，孔子一直被当作传承先王之道的先师、圣人，具有崇高地位，尤其是在宋明儒者眼中，师道高于君道，孔子是万世师表，其地位是高于帝王的，是历代帝王学习和效法的楷模。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就说：“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管志道对此提出异议，他一方面承认孔子具有很高的德行，“仲尼一身，六龙之道存焉”。孔子具有六龙所有的德行，虽然他表现为见龙，但绝不亚于飞龙，“仲尼不飞，无尧舜之荐也，《春秋》成而乱贼惧，不减于飞。”但他毕竟只是见龙，只能履行见龙的职责，即修身见于世，而不能从事侵犯飞龙权限的教化活动。管志道将见龙的这种状态也称为“无首”，这里的“无首”是不以自我为首之义，而是称达到这种状态的学问为“执御”之学，以与“执射”相区别。这个区分来自《论语》，当达巷党人称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时，孔子自言“执御”而非“执射”。管志道认为，射以射中目标、胜过他人为义，故执射之学的特征是标宗立派，主于胜人；而御以仆从驾车为义，所以执御之学的特征是服务、陪伴，主于随人。孔子自称“执御”，正体现了他不自我标立、自我突出，而是俯首做事、砥砺修行，故是无首之学。管志道认为，孔子虽也有执射之心，但所行皆执御之事，“孔子任文王之文，笔《春秋》之义，亦是射者之事，而以执御自居，其意良远”。又说：“念及作述之际，自以为位不君师，而斯文之命有在，只为委此身于天下万世，为握道权者执鞭焉耳。”孔子只是庸言庸行，通过自己的斯文担当，为天下后世“握道权者执鞭”，而不是以王者、圣者自居。由此，管志道将孔子塑造成一个心具万德，却只表现出砥砺自修、庸言庸行的修行者形象，而不再是先知、帝王师等。为进一步强化这种形象，管志道引入了佛教的菩萨道概念，认为孔子就是放弃成佛而入世的菩萨，不自我成名，而是通过日常的一言一行去修行和实践：“舜与孔子，俱从古佛化身，贬其德以应世，其宿生殆与弥陀释迦诸佛为友，乘愿而来，乘愿而去。无事于求生净土者，即终其身与日用不知之百姓，同矻矻于庸言庸行中，正是行菩萨道。”

从“群龙无首”到“无首之学”，一个是圣贤平等的观念，一个是庸言庸行的心态，“无首”的含义在无形中被滑转。前者提倡绝对平等，后者则是在推尊飞龙的前提下，导出对见龙心态和言行的要求。其中似乎隐含着一种矛盾：既然倡导无首，为何又推尊飞龙？其实，管志道立“群龙无首”说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破除理学家唯我独尊的道统论，从前者来说，所有圣贤都平等，理学家并不能高人一等；从后者来说，理学家应该像孔子那样庸言庸行，而不是以道统的方式自我标榜，尤其是不能凌驾于政治权力之上。从这个角度看，两种无首的含义又是相通的。

三、以潜惕行见：“群龙无首”说的修行面向

在飞龙首出、见龙庸言庸行的思想框架下，对一般儒者的修行实践来说，非但不能僭越飞龙，连自标为见龙都是不合时宜的，而应以潜龙、惕龙为言行的标准。

管志道以龙德的转移为标准，将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古时期是飞龙主导时期，自孔子至明代王学兴起是见龙主导时期，而王学之后则应递嬗到惕龙。管志道云：

古者道权统于天子，自周道衰而春秋之木铎不得不出，故飞龙之禅于见龙，无足疑者。何以知见龙之当禅于惕龙也？洙泗仁圣之宗，几为禅学所夺，而濂洛关闽振之；濂洛关闽相传之绪，复为俗学所蔽，而姚江泰州新之，皆本见龙之一脉以维世教。至于泰州之末流而其脉又穷也，则安得不承之以惕？

上古三代圣人德位合一，故为飞龙。孔子时周道衰，德位分离，儒者有德无位，只能居于见龙，故飞龙禅于见龙。宋代的濂洛关闽及明代的王学，传承的都是见龙一脉。但是到了王学之泰州学派的末流，见龙一脉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必须转变为惕龙。惕龙的时位显然不如见龙，见龙居下位之中，是获得群众响应和威信的象征，尚有教导、教化民众的责任，但惕龙处于危疑之地，根本无暇他顾，只能管好自身。这就要求儒者以战战兢兢的心态做好个人修养，而不要做教化、教导他人这类彰显自己地位的事，故他说：“见龙之用，全在作人，而立言亦其余事；惕则不汲汲于作人，亦不汲汲于立言，而唯以进修为实地。”惕励自修，是惕龙的核心要义。

为什么见龙要转变为惕龙？管志道认为，这是因为飞龙又重新出现了，所以见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个飞龙就是明太祖。晚明儒者中存在一种明太祖崇拜，认为明太祖可以比肩古代圣王，明太祖的思想及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具有典范意义，值得历代遵守。管志道就持这种看法，他说：“圣祖既接尧舜飞龙之历，而以三重王天下矣，道统有在，教泽未衰，畴敢以匹夫贰天子而曰吾以见龙师天下乎？今之以见龙为家舍者，但知祖述之在仲尼，不知宪章之在圣祖。”当年孔子之所以以见龙显，是因为在上者没有飞龙。而一旦飞龙重新出现，如果见龙继续存在且承担教化天下的责任，那无疑是以匹夫挑战天子的权威。

管志道大力提倡惕龙而反对见龙，主要针对的是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以重振师道为口号，以传道、弘道为己任，游历天下，对普通老百姓进行讲学、教化，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兼善万世”。在管志道看来，这是一种明显的见龙行为，而这种行为是不合适的。

首先，这不符合孔子的意图，因为孔子虽是见龙，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行见龙之事，而是非常谦卑地秉持潜龙、惕龙的心态。管志道说：“仲尼弗为而致思遁世之圣人也，仲尼何以思遁世？盖虽述而不作，犹自以为讲堂大启，不无行怪之嫌，故望潜龙而深自贬损焉。”他又云：“夫子述而不作，逊于作者。遁世不悔，逊于圣人。智不惑，仁不忧，勇不惧，逊于君子，实以惕意行于见龙之中。”孔子很谦虚谨慎，即使“述而不作”，仍担心太过张扬，有“行怪之嫌”，所以把自己放在潜龙、惕龙的位置而深自贬损。泰州学派只学到孔子见龙的表面，而没有真正理解孔子以潜、惕行见的实质：“今之急于立言、滥于聚徒者，皆知见而不知惕，道统之所不归也。帝王之道在孔子，故曰飞龙禅于见龙，今不当以立言聚徒学孔子，而当以闇然进修学孔子，故曰见龙将禅于惕龙。”真要继承孔子，就要学习孔子“闇然进修”的自谦精神。

其次，在泰州学派的倡导下，很多人只有见龙的表象，事实上却是以名利为目的，“伪夫得以名利巢其中”，名义上是讲学，实际上是到处混吃混喝。有的依傍佛教，自我标榜：“中有豪宕敏给之士，窥圆宗之一班者，辄以宗风扫孔矩，而吾复无以裁之，相寻于不儒不佛之场，日以心斗，而曰烦恼即菩提也。珍此敝帚，利于游大人以成名，仕路染其风，亦成养交猎誉之习，而真伪至于难辨。”有的以匹夫而论天下大事，扰乱民心，破坏社会秩序：“薄帝王而卑夷尹，弁髦郡邑大夫，四出而传食于天下，转圣学为霸学，而处士之横议起矣。”他们的传教及议论行为已经僭越了飞龙的职权，属于“贰天子以行教者”，这是不能容忍的。在管志道看来，当代最急需的不是讲学而是自修，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修行，整个社会就会走上正轨。管志道揭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真正难的不是讲，而是行；不是难在以传道人自命，思出其位，而是难在按捺住躁动的心，行庸德，谨庸言：“非任道之难，行庸德、谨庸言之难也。”

管志道认为，以惕龙行见龙是孔子衣钵的真正所在，继承这一衣钵的宋儒不是程朱，而是周敦颐。管志道极为推崇周敦颐，认为他开创了后世惕龙的先河：“持孔铎而乾乾者谁欤？吾以为莫若周元公，元公以易理圆三教而不用其圆者也，故虽接见龙之脉，而实垂惕龙之标。”所以，身处晚明见龙日暮途穷之时，只有重返周敦颐所主张的主静立极，才能真正接续孔子的真精神：“今自姚江倡道以来，浮露甚矣，不反诸主静立极之宗，则何以寿洙泗之脉络哉！”

以潜、惕行见是管志道“群龙无首”说的实践落脚点。无论飞龙还是见龙，都需要外在的时、位等条件，而只有潜龙、惕龙只关涉自身。潜龙、惕龙代表一种自谦的心态，也是一种“无首”的心态，管志道说：“乾道之圣人虽曰时乘六龙以御天，然飞与见必乘利见之时，时非利见，则唯以潜、惕为本分耳。”潜、惕其实是所有大圣人的本分事，在无时无位时更应如此。

四、“群龙无首”说的思想史意义

管志道的“群龙无首”说是一个内涵丰富、视角多维的综合性理论体系，其基本旨趣是反对宋代以来道统论的自我标榜，并力图把儒学拉回到实践、自修的层面。一方面，“群龙无首”立足于无尽时空的理论背景，认为一切圣贤平等，各有优长，不能像理学家那样区分正统与异端，自我标榜而贬低他人。另一方面又结合现实政治，认为飞龙首出，“无首”就是不自我作首，要求儒者把自己放在潜龙、惕龙的位置上，而不要像泰州学派那样自我为师，张扬师道，从而侵犯飞龙的权力。“群龙无首”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史意义。

首先，以“取辞立说”的方式展现了经学与思想史的互动。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史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征，就是几乎所有的原创性思想都有经学的影子，冯友兰称之为“经学时代”不是没有道理的。由于长期浸润在经学的氛围中，圣人、圣言、圣道等经学化概念对学者的影响无处不在，因此他们不习惯自创新说，而更喜欢以重新解释经典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学说。当然，思想与经学的互动可以有多种方式，而“取辞立说”无疑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是通过截取经典中的某个核心概念或语句，赋予其全新的意义以建立自己的学说。儒家经书，无论是五经还是四书，其实本来就是一些松散的文本，其中并非所有内容都有思想价值，从中截取核心概念或语句以建立学说，而不是对全部经文进行系统解释，就能够迅速抓住经典的核心要义，是一种高效的经典诠释方式。这种方式在思想活跃的宋明时代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朱子取《大学》“格物”、阳明取《孟子》“良知”、邹守益取《大学》“戒惧慎独”、李材取《大学》“知止知本”、刘宗周取《大学》“慎独诚意”等等，都是其例。但与其他学者多从四书中取辞不同，管志道从《周易》中截取“群龙无首”一语作为其论学宗旨，显得别具一格。管志道本来有意于解释《周易》全经，并取名《易测》，但最后仅完成了《六龙解》。当其师耿定向向他索要全书时，他只能敷衍说“此编尚未成也”。虽然他一直心心念念要完成《易测》全编，如云“尚有未了之愿在《周易》一书”，但始终没有完成，这正是“取辞立说”方式的特点，因为六龙之说已经足以完成其学说之创立，而《周易》其他部分对他来说并没有思想的创发意义，故无解释之必要。管志道“群龙无首”说启示我们，“取辞立说”是考察经学史和思想史值得关注的一个新视角。

其次，凸显了平等与实践精神。“群龙无首”说的根本宗旨在于突破道统论自我标榜的思维模式，而强调圣贤的平等。道统论学者建立道统谱系，虽然是为了弘扬儒学，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人抬高自身、贬低他人的印象，助推了门户之见的产生。管志道则强调六龙都是圣人，只有时与位的不同，而没有高下之分，不应抬高某些人而贬低另一些人。“群龙无首”说强调圣贤在更广阔的无尽时空中的平等性，其中不但包括儒家的圣贤，还包括佛、道二教中的圣贤，以及历代的事功人物，只要具有龙德者都是圣贤，都应受到尊重。这种平等观和包容心态更值得重视，从某种角度说可以补传统儒家之不足。儒家自孟子以来，即高度强调“辟异端”，孟子本人就以批驳杨、墨为己任。其后，从唐代到宋明，儒家学者更是将佛、老当成首要敌人，斥为异端。“群龙无首”说力图打破这种思维，承认异己者的价值，认为儒、佛、道三家圣贤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相通的，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包容和平等精神。

“群龙无首”说的另一宗旨是强调实践和庸言庸行，这是对传统儒学实践精神的回归。儒学的本质在于实践而不在于讲说。实践，就是要将儒学所提倡的格致诚正等工夫理论用在自己身上，提升自己的思想和人生境界，向圣贤靠拢。但自宋代以来，由于心性之学的发达，儒者大多以立言讲论自显，袖手谈心性，真正的修身实践反倒不被重视。晚明王学末流更是将这种情形发展到极端，从而导致学风空疏，虽然良知之说遍天下，真正践行良知者却寥寥无几。管志道的“群龙无首”说正是对这种空疏学风的有力批判。管志道说：“唯念群龙无首之义，乃今讲学者之急剂也。”“群龙无首”说反对儒者将主要精力用在讲论上，而主张个人的踏实修行，在实践中迁善改过。个人自修是儒学的精义所在，人人都有道德良知，只要人人自修，天下就能够趋于治理。自修可以树立一种风范，从而影响周围的人，而不需要苦口婆心地长篇大论，或者制造高深的思想体系去教导、教化他人。管志道不但提倡此说，更是以此自励，晚年他一直以“潜龙”“惕龙”的精神约束自己，不出人头地，不显身扬名，并名其斋为“惕若斋”。平等和实践精神是“群龙无首”说的核心精义，对于今天儒学的弘扬与传承，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代表了晚明开放思想中的秩序诉求。明代中期阳明心学的产生，使人们从朱子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思潮，形成了晚明思想的开放性生态。晚明时代不但可以容忍佛教、道教、基督教乃至李贽异端思想的发展，而且带来了世俗生活的繁荣。管志道能够以包容的心态看待儒、释、道三教，成为晚明典型的三教论者，也是这种状况的反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思想也代表了某种相反的收缩倾向，这种收缩其实也是对晚明思想界的一种“纠偏”。晚明思想的过度开放，导致士人的行为放荡不羁，或自高自大，或行为乖僻，或呵佛骂祖，甚至辱骂皇帝都成为时尚。这种风气对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礼法秩序形成严峻挑战，引起一些学者的忧虑。耿定向就是起而维护礼教秩序的著名卫道士。作为耿定向的弟子，管志道虽然与乃师的思想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的宗旨是相同的，那就是致力于在晚明混乱的学术氛围中重建礼法秩序，重塑君主权威。“群龙无首”说的后两条要义，即推尊飞龙和主张惕龙，就是这一思想主线的哲学表达。推尊飞龙，就是要重塑帝王的权威，使其掌控其自身本应具有的治理天下、教化百姓的权力，所以管志道认为儒者不能对抗帝王，见龙不能抗衡飞龙。主张惕龙，意味着儒者不能像泰州学派那样自任师道，从而分享飞龙教化百姓的权力，而只能以潜龙、惕龙自守，自己默默地下功夫修身养性，提升自我。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思想固然是时代的客观需求，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儒学的独立性和批判性。

管志道作为晚明思想界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其“群龙无首”说融贯了经学、儒学与佛、道二教，既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又具有明显的保守性。“群龙无首”说所体现的平等和实践精神，突破了宋明的道统论，是对儒学精义的重要阐发和创新，其中的深刻内涵，值得深入挖掘和研究。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经学与儒学文献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