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审视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可结合正统论这一理论视域，将“守正”作为理解二者关系的文脉线索。首先，从思想史角度辨析正统论中“正”与“统”的关系，揭示“由正致统”是儒家正统论的本义，阐明“守正”是对“至公”“大义”的追求与坚守，是准确理解文化主体性与文化领导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其次，文化主体性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层的价值追求和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是保障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前提，对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与担当构成执政党树立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正当性基础。最后，巩固文化主体性亟待文化领导权举旗定向、布局谋篇，只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在“第二个结合”指引下，通过总体的文化战略布局、科学的理论创新布局、合理的人才队伍布局、整体的社会文化布局，才能更好地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守护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关键词：正统论 文化领导权 文化主体性 守正“两个结合”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述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这一重要讲话不仅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同时也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将两者共同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石地位。

三年多来，“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已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概念，涌现大量优秀成果。文化领导权研究完成了从葛兰西“文化霸权”思想解读到阐发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理论创新的范式转换；文化主体性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从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等多个维度得到深入阐释。然而，与此繁荣局面相比，专门探讨两个概念之间关系的学术成果尚不多见。 “文化领导权”是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而“文化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通过“守正”这一深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语汇，创造性地将两者关联在一起，为我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提示我们深刻理解文化领导权、文化主体性及两者的关系，同样离不开这一最大法宝，除了借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外，还应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理论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的 “守正”二字，从学理上讲，深植于中国深厚的“正统论”脉络之中，从先秦“大一统”观念的发轫，到董仲舒“更化”改制对天道与人事的贯通，再到韩愈对“道统”的提倡以及宋明理学家对“正统论”的光大，这一思想传统已成为中华民族理解自身历史的枢轴，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基于这一判断，以“正统论”为理论视域，重新审视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可以发现一个核心命题：“守正”是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的文脉联结。在百年变局与民族复兴交织的时代背景下，理解“守正”何以贯通文化主体性与文化领导权，或许正是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一把金钥匙，能够为新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发掘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理论资源，推动“第二个结合”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正统论视域中的“守正”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六次直接提到“文化主体性”，一次直接谈及“文化领导权”，而这唯一一次谈“文化领导权”，恰恰是与“文化主体性”并提的：“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由此可见，理解“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之关系，即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之关系，也即理解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关系。“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的文脉联结，乃是“守正”。

何谓“守正”之“正”？党的二十大报告英文版及《求是》杂志英文版中的《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均将“守正”英译为“uphold fundamental principles”，其中“正”被转译为 fundamental principles（基本准则或基本原理）。征诸典籍可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正”字有极其博大精微的理解。“正”，甲骨文字形为

，上面类似“口”的符号（金文和篆书逐渐简化为 “—”），据杨树达考证乃“国邑”之象形，下面是“止”，即“趾”之初文，表示“足”。因此，“正”的字形含义就是“人向国邑而行”，故其本义为“行（走）”。这一本义后来以更加强调“行走”的 “征”字来表示，而“正”则多用其引申义，比如向着目标走去则无偏斜，因此“正”的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不偏不倚、方直不曲，即“中正”“正直”，并由此引申出合乎法则 / 道理的含义，即“正确”“正当”。比如《说文解字》曰：“正，是也。从止，一以止。”《说文解字系传》释“正”曰：“守一以止也。”

从以上诸义，还可以引申出“合法继承者”的含义，所谓“正”就是区别于“庶”“幼”的 “嫡”“长”，比如嫡长子被视作先祖之“正体”。在宗法制下，君位继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所谓“君子大居正”，而“居正”即“守正”。习近平总书记所谈的“守正”，涉及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问题，恰可放在“正”字这一语义脉络中理解。

由“正体”之正，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出“正朔”“正统”等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第一句话就是“元年，春，王正月”。“正月”即表“正朔”，“王正月”则表示诸侯要奉周天子之正朔，奉周天子之正朔则象征着奉周为“正统”，因此“王正月”隐含了“大一统”之义。“统”，何休训为 “始”。“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因此，“一统”就是有共同的时间上的开端，而由于天下政教号令一统于王，“从时间上讲的‘大一统’义就逻辑地导出从空间上讲的 ‘统一’义”。宋代政治家欧阳修在《正统论》中所引的“王者大一统”，就主要是从空间的“统一”义来理解的。

《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与不一，然后正统之论作。

在欧阳修这里，对“居正”的理解由原来制度意义上的“合乎礼法”转变为价值意义上的“至公”与“大义”，对“一统”的理解则由象征意义上的“奉正朔”转变为事实层面上的“一统天下”。欧阳修的解释对后世正统观影响巨大，“正”（即政治正当性）与“统”（即政治统一局面）被普遍接受为评判政权的两大标准。然而，对于这两个标准，不同学者有不同侧重，有的重“正”，有的重“统”，因立场不同而聚讼纷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欧阳修的正统观乃是一种“二元论”。饶宗颐指出，欧阳修的正统论本于《公羊传》的大一统论，但却“渐离公羊之本旨”，一方面是因为经由欧阳修的解释，“统之意义，由时间转为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公羊传》的解释中，“统”与“正”并非二元，而是一体的。

在《公羊传》的解释传统中，诸侯奉行周之正朔有尊奉周王为天下共主的意义（统），那么，书“正月”就有奉王之令以行其政的意思，即表明诸侯即位与行其政令具有正当性（正）。这种 “正”“统”一体的思想得到了董仲舒的继承和发扬，《天人三策》云：“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汉书·董仲舒传》）“始”就是“统”，重视“统”的目的在于本之以“正”。何休则说得更加明白，“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正始”即“正统”。在董仲舒与何休等公羊家看来，《春秋》之所以大一统，正是因为只有作为开端的“统”是“正”的，才能正己以正人。因此，有学者指出《公羊传》的“大一统”论内在地包含着“正统”义，“大一统”的完整含义其实是“大其一统于正”。在这一解释传统中，“正”与“统”并非二元并立，而是相互包含、相互指涉的一体关系，“统”的目的是实现“正”，同时，“守正”才能“一统”。

董仲舒认为汉兴七十年之所以未能实现“善治”，是因为“当更化而不更化”，而“更化”则指以儒家礼乐教化为内容、以建立新秩序为目标的政治文化运动，也即通过文化正统的确立实现政治一统，从而实现国家之善治。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同样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尤其是新时代以来，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把文化提升到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的高度。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建设所必须“守”的两个原则（正），而理解“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之关系，除了要借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资源外，还必须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统论”脉络。

二、保障文化领导权必须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完成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关键在于保障党的文化领导，而保障文化领导权必须深刻理解文化主体性。“从主体性的维度审视文化，其前提在于将文化作为生命体来看待”。也就是说，文化像一个生命体一样不断生长，从其他文化中吸取养分转化为自己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始终维持自己的特性，从而表现出自身独立的体系性、创造性，因此其发展是自主的、自立的。

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文明的主体性首先确证于其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其统一性是密不可分的，“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既是文明连续的前提，又是文明连续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虽然中华民族历经数次分分合合，却分而不散、分久必合，且日益壮大。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而其奥秘就隐藏在中国特有的正统观念之中。中国的“大一统”历史观与现代的国别史观具有本质不同，后者以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为基础，将主权国家看作最高政治单位，而前者则在互不统属的各分治政权之上预设了一个超越国家但本质上又追求表现为国家的政治单位——天下——的存在。“大一统”历史观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当出现互不统属的数个政权时，统一的历史书写应奉哪个政权的正朔纪年，而这就涉及“谁是正统”的问题，并由此引发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争论。然而正如林岗所指出的，关于正统的争论并未导致统一认同的破碎，反而强化了天下有正统的观念，“只要正统树立起来，则必然意味着有偏，正与偏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表达中夏人的历史活动的观念框架”。

“大一统信念”已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序言 ，由传统经学概念转化为现代政法概念。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信念决定了，一个分裂时期的政权只有参与统一天下的历史过程，其存在才有可能被承认是正当的。因此，自秦汉以来，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始终秉持着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矢志不渝地追求统一、趋于统一、实现统一，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屡仆而屡兴、愈挫而愈勇。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正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统一的历史的结果，同时也是其动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昭示着，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虽然经由多元文化汇聚而成，但多元文化早已融为一体；中华民族虽然经由多民族融合而成，但各族人民具有共同的大一统信念；中华民族的历史虽然跌宕起伏，但“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因此，要保障党的文化领导权，就必须借助正统论的视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自觉维护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统一性，自觉承担捍卫国土完整、实现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确保文明延续的历史使命，只有如此，党的文化领导权才会有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最坚实的群众基础。

巩固文化主体性并不意味着固守传统、排斥变化；相反，具有强大文化主体性的民族，能够在保持自身文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同时，主动自我更新、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这体现为中华文明另外两大突出特性——创新性和包容性。创新性确立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包容性决定了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的这两大特性为“第二个结合”的成功奠定了民族文化基础，并经由“结合”造就了现代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性体现了主体的自觉、主动，包容性体现了主体的自信、谦逊。

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但近代“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惨痛历史使文化自信受到极大损伤。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张力日益尖锐，形成了困扰中国近两个世纪的“古今中西之争”。“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形成“互为中介的辩证关系”，既避免了全盘西化和复古保守两个极端，又超越了“中体西用”的旧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最大法宝。

“结合”之所以可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和包容性，而这两大特性又都内在于正统论之中。在正统论中，“大一统”与“通三统”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每一个朝代建立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通过创新以应变，从而宣告一个新纪元的来临，此即“大一统”，这是创新性的体现；另一方面，新建立的朝代会分封前两个朝代的继承人，作为“二王后”，在其封国之内维持前朝的正朔、服色、礼乐制度，此即“通三统”，体现了包容性。“大一统”与“通三统”的辩证统一，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与包容性，任何一个政权都要在继承前代文化、包容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创造适合新时代的新文化，并通过张大其文化正统，塑造思想文化的共识，在这一过程中确立其文化领导权，这在本质上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主体性。因此，要保障党的文化领导权，就应借助正统论视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自觉发扬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与包容性；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在塑造文化共识的同时尊重和包容多样性。

总之，保障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则离不开正统论视域。正统论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于认识中华文明发展规律至关重要。建党一百余年来，正是由于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把握得最为深刻，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理解得最为透彻，对“两个结合”这个“最大法宝”运用得最为自如，我们党才能在文化领导权问题上认识最为清醒、行动最为有力；才能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三、巩固文化主体性亟待文化领导权举旗定向、布局谋篇

“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中最有自觉意识、最有主动精神的先进队伍。如果说人民群众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创造主体，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领导主体。因此，只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才能牢固树立，文化建设才能做到“守正”与“创新”并举。

（一）巩固文化主体性亟待文化领导权举旗定向

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需要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破除形形色色的“无文化主体性”“伪文化主体性”甚至“去文化主体性”，从而为文化建设指引正确的方向。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对策中说：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这一更化改易的主张，本质上就是借助中华传统国家的文化领导权，确立文化正统、凝聚文化共识，从而塑造整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文化建设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这些乱象的存在不利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正统论启示我们，只有发挥好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依靠党的文化领导权，为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举旗定向，才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塑造思想文化共识，进而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那么，什么是我们在新时代要守的“正”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社会主义中国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只有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保证在推进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建构过程中始终做到“守正”。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并不容易，作为文化领导权的担当者，中国共产党只有矢志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才能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这项“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至关重要的工作，实现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推动中华文明的重焕荣光。

（二）巩固文化主体性亟待文化领导权布局谋篇

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仅要依靠党的文化领导权举旗定向，还亟待党的领导来布局谋篇。正统论完全可以创造性转化为具有历史主动性的正当性建构理论，而文化建设则是其核心环节。在正统论视域中，国是“身家国天下”链条中的一环，下连接身家，上承接天下，承担着王道教化的作用。董仲舒曾说：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汉书·董仲舒传》）

在董仲舒看来，天所代表的最高文明价值，是要守的“正”，王者处在天与人之间，其作用就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推行教化，正己以正人、文教以化人。因此，在正统论的视域中，真正的政治要以“守正”为开端，要以“正人”为旨归，正如孔子所教诲的，“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具有赓续中华文脉的担当和使命，不仅要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举旗定向，还要承担更加具体的布局谋篇的责任。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系统观念，有序推进以下布局。

首先，明确总体的文化战略布局。我们党以广阔的文明视野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宣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通过守正创新、包容互鉴，尤其是通过“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夯实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基。面向未来，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以守正固本、包容开放的文化格局，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以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其次，规划科学的理论创新布局。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在党的领导下，构建立足于中国伟大文明和伟大实践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即树立现代中国的新“学统”，是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的关键路径。特别是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中国理论解释中国实践，以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阐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必由之路。

再次，设计合理的人才培养布局。“文化创造核心在人。要把育人才、建队伍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统筹各类人才培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一方面，打造德艺双馨的文化领军人才，壮大青年和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培育新兴领域文化人才，统筹建立各级“文化人才库”；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文艺和学术评价体系，完善符合文化领域特点的人才选拔、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营造识才、重才、爱才的良好政策环境，这些都是设计合理的人才队伍布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推进系统的社会文化布局。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要真正巩固，就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政策和人才骨干层面，而必须渗透于全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唯有植根于广袤深厚的社会土壤，融入中华民族生活的日常，依靠广大群众的创造伟力，才能真正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固本培元。因此，应当积极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传承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厚植民族情感、凝聚社会共识；大力共建和谐清朗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空间；持续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效能。通过系统施策，着力打造立体多元、充满活力的社会文化发展格局，为文化繁荣注入持久动力。

结 语

本文以中国传统“正统论”为理论视域，尝试理解“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理论关联，揭示两者在“两个结合”语境中相互依存的内在逻辑。“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之间的文脉联结是“守正”，“正”字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博大精微的内涵，蕴含着正统论的理论脉络，提供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互鉴会通的理论资源。

首先，“守正”是正统论视域中最深厚的文化智慧。饶宗颐在《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指出，正统论的精义在于持超历史的道义立场而对史实进行评判，即“据德以衡史”。这一论断揭示了正统论的独特品格—— 正统之为“正”，不止于制度意义上的合乎礼法，更关乎价值意义上的 “至公”“大义”。镜鉴这一智慧反观当代，“守正”的“正”就是内在于正统论之中的“至公”“大义”，它既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中，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中。正统论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正统”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领导权”之间的有机连接，为理解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提供了中国本土的理论框架。其次，文化领导权与文化主体性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守正”的“正”反映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之所以呈现突出的连续性，正是因为中华文化在生生不息、人文日新的同时坚守“不可得与民变革者”（《礼记·大传》），特别是坚守“至公”“大义”之“正”，从而在历史变迁与文明交流互鉴中维持着自身的主体性。正是深刻认识了中华民族的这一文化主体性，并自觉“守正”，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赢得空前广大的人心基础，不断巩固文化领导权。“守正”之“守”，说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需要政治领导核心的文化领导权来护持，这就离不开中华民族具有鲜明的早熟性和连续性的“国家形态”，离不开中华民族对于作为“文化行动者”的国家（state as a cultural actor）的深刻认知。

作者：孔新峰，政治学博士，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政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基础理论。许文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政治思想史。来源：本文原载《孔子研究》2026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核查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