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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对“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的文化基础阐释

2019-02-25 14:29:00  作者:朱康有  来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14年5月4日,习主席在同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会上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理解这一重要指示精神,要从文化基础上来进行阐释。近代以来,西式文化派对“价值内涵”的理解是整个世界冲突的一个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和承当了正能量的“价值观”,我们今天构建“核心价值观”,要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实践呼声和深切需求,进而联通自身的文化基因,更多地从道德实践、道德修养入手,真正把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

  我们讲了多年的“价值体系”也好、“价值观”也好,为什么很难扎下根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文化基础不牢靠。习主席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大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把核心价值观归结到“道德”上,那么从哪里寻找“道德资源呢”?立足于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果离开了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就没有了生命力。可以说,这些话讲得是非常精辟的。它揭示了价值观上的努力方向——无论是价值体系,还是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都可从道德角度去努力,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和我们的文化基因联通了起来,找到了“根”和“脉”。

  一、“核心价值观”背后的文化选择究竟如何定位?

  最初来源于经济活动中的“价值”内涵,是从主客体关系上进行定义的,即客体对主体人的有用性。而“价值观”无疑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价值形成的一种看法、观点、模式,进而沉淀在人的意识和心理深层,或隐或显地发挥着指导外在行为的作用。这完全是一种基于人的理性活动的“算计”,并指向人自身的功利性需求。由此出发,还形成了所谓的价值标准、价值评价等价值理论体系。

  面向主体人的“价值”及其“价值观”,表面上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实则造成了无数纷争的根源。由于历史现实活动中的人,欲望、利益、追求各不相同,皆从一己之愿望和标准出发,判断什么是对己有利的、什么是对己不利的,就可能相互之间无法达成妥协或共识,冲突往往不可避免。个体如此,团体——社会乃至民族和国家都是如此。以至于有识之士认为,当今的世界冲突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冲突。争夺价值高地,比拼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善恶与否,成了新的“战场”。世界老大——美国国防部今年初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居然在第四部分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宣扬要在全世界维护它的“普世价值观”。在它以往的国家战略中,涉及到国家利益部分,几乎毫无例外地皆是如此高调——通过军事、经济或文化的帝国主义等手段,甚至是强制地进行推广或保护。势力弱者,没有话语权,或者有理无处申诉,或者说了也传不开,委屈和怨言在所难免。这是一个时兴强者伦理的世界——强大了,就想把对方灭掉、吃掉——乃典型的西方惯性战略思维,并非冷战才开始形成。

  中国最近几年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把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重中之重,最高领导人的讲话读本中将之列为首位。但显然我们的价值构建又走一条老路——大街小巷、桥上桥下、墙内墙外,倒是刷满了相同的标语口号,但效果确实不敢说是很好——甚至可能引起一些反感。其实,无论是西方的价值观,还是东方的价值观,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经千百年,经过意识形态的大力倡导、知识分子的反复论证、民间的广泛传播,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才逐渐稳固下来,凝结沉淀入心灵世界,成为跨越时空而不变的共识——除非文化灭亡,智慧消失,接入了移植过来的他方文化,精神基因为之改变,价值观变成另外一套东西。所以,价值观的树立,不是铺天盖地的一阵风,而往往是润物细无声的涓涓细流。

  反思我们目前现实生活中价值观的混乱乃至颠倒,都与近代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的挣扎和无序有关。文化上的体用观、革命观等等,无非是这个变化过程在思想和精神领域的体现。我们接受了来自于西方先进的文化意识形态,用它来号召并改造社会,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又在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几无争议地大规模引进了一套表面是管理和先进技术规则、实质背后乃更彻底的、为了“接轨”的西式文化因素,亦确实取得了物质形态的巨大成就。尽管我们声称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但毋庸讳言的是,我们以激烈的反传统“起家”,又在以后的所谓“文化革命”中将政治运动之批判混淆于批判塑造一个民族精神命脉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最近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绩背后所掩盖、堆积起来的精神和信仰问题层出不穷。现如今正面的倡导是重要的,但反思和痛切自责也是必要的。因为不管高层怎么样苦口婆心“劝导”,很多人还停留于过去的认识、过去的结论上。这一切皆与丧失文化上的自信有关,与文化的大原则清晰而选择的操作性层面模糊有关。于是乎,民众在一个几无“切己”教化的时代,上下错乱,彷徨失措,“洋相”百出。

  价值的错位,源于文化的错位。因为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我们发现,经过百余年的“轮回”,先进的文化并没有拯救大多数人的灵魂,甚至没有完完全全拯救倡导者自身的灵魂。腐败的严重事实说明,这样下去,亡国不敢说,但亡党亡军是可能的。革命者、改造者一辈子都在可能革别人之命、改造外在世界,回过头来才发现,最应该革的首先是自己的命、改造自我世界。当前“三严三实”的教育活动,不是用来教育群众的,显然是指向执政党自身、领导者自身,其中的“严”也好、“实”也好,以修身为始,以做人为终,皆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反求诸己方法论原则。

  那种以利己为目标、以改他为方向的“价值观”内涵,实质上是西方近代观念的现实“翻版”,而其背后则是整个西方文化基础。我们不否认西方文化有自己合理的价值传统,但当代世界的种种冲突,西方表面堂而皇之的“价值口实”应当难咎其责。该是改变我们长期以来文化教育中混乱的时候了:以树立利他为目标、以改造自我为方向的价值观文化正当其时。习主席说,不能成为西方道德的“应声虫”,而应当接续在我国大地上形成的民族传统道德,进而建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独立性”,用意之深,值得我们回味无穷。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当了正能量的价值观

  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记载中,很少有像中华民族的文化一样,充满了仁义道德的叙述和规劝。当今的不肖子孙不以为宝,反污为缺陷,冠之为“封建迷信、专制糟粕、等级流毒”。《中国社会科学报》前不久发表某著名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记者采访,一个整版的题目居然是:“专制与等差是孔孟之道的核心”。文章一开始不痛不痒地说几句要继承弘扬优秀的儒学成分,但接下来的绝大多数正文内容似乎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一观点。该教授似乎忘了这样一个常识,孔孟创立儒学时,秦以后创立的“专制”还没有诞生。没有过多久,该教授在同报《“三纲”的本质在专制》一文中再发“高论”,认为“‘四书五经’的每一个范畴和每一个命题均被植入‘君臣之义’的文化基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格格不入。习主席在去年的儒学大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他讲了十五个方面,其中大部分都是儒家文化价值的蕴含。这里我并不想以意识形态的口吻去衡量不同的学术见解。对此,我们只能叹息说,有知阶层的“我执”,比起无知阶层的无知来说,偏离真理的成分更远。如果没有这些反复论证的伦理制约,中华民族很可能走上一条邪路甚至是不归路,几大文明的灭亡尽管有多重理由,丧失文明自身的内在约束和人性复归,则肯定为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今天相当一部分人盲目迷信创立仅仅几百年、虽然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也让我们每个人头上顶着几吨TNT炸药(核武器当量的换算)的近代科学。大家可能忘了,作为科学最高奖诺贝尔奖的设立者诺贝尔,最初所发明的欲造福人类的炸药,结果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反作用。科学一方面在“救人”,另一方面则又在“杀人”——这就是我们文明的双刃剑。有些学者只是记住了“李约瑟之问”的后半句,即“中国在近代没有产生科学”,以之为由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辉煌价值。他们甚至忘记了“李约瑟之问”的前半句,即中国在十四、五世纪以前的科技远远领先于世界,不去追究这后面的“文化土壤”动因。未来世界科技的发展,我们敢于断言的是,基于“整体观”的“有机科学”由于有了“人道真理”的制约,能够大大削弱其自身带来的负面效应,肯定大放异彩,而这,又不能不从中国的古老智慧中吸取营养。

  一般将中华文明定性为人文伦理型,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儒佛道三教思想,追求入圣求佛达真理念,皆以不断提高自身道德境界为最根本的途径和手段,修身、修心、修命,均内求诸己,崇善抑恶,涵养道母德源。尤其是流传下来的经典内容,负载正面信息,能够转化为正面能量,使人从自身的心灵世界延伸至行为显现,可以遵循常道常理,按照生命的本来状态即人内在的“自然”规律运行无失。这种文化倡导的“价值观”,显然自以“道德价值观”为主。由此可见,把价值观归为“德”,进而讲立足传统文化,这是何等大智大慧的体现!

  如今“舶来”的道德也好、伦理也好,其内涵仅仅理解为好人好事,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大大缩化了我们中华文明中这些词的意蕴。而其实,“道”为天地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德”为遵循这些规律在万物乃至人身上自然而然的表现特质。“伦理”不仅涉及人类社会基本的五伦,也包含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甚至人与神的关系处理原则。有纲有常、有法有纪,中华古圣先贤早已发现了处理各种关系的“自然”法则,顺之则昌,逆之则废。所谓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内涵,即在于天道与人道融为一体:人道来源于天道,人伦体现着天理,如同我们今天之言——像自然界运行一样,人类社会的历史如同“自然历史过程”一样自有其规律。这种规律可称之为类似于自然科学所讲的“因果定律”,有因必有果,分毫不差。此是决定论,但不是宿命论:欲求好果,先奠定其因,充满了人的积极主动性、能动性。需要注意的是,先圣之言因果定律,不同于把它看作是纯粹外“物”的动因,而是人自身先前的观念、言语、行为活动,决定了当前乃至未来发展。此乃“大时空”的定律,切勿简单套用在一时一地;冥冥之中并无外在什么“鬼神”和上帝的支配,仍是人类自身决定了自身的命运。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现在主流的关于历史的物质生产或生产工具决定论,当有新的体会:这些“物”不是“死物”,显然它们是上一代人留给特定时空下人们的物质生产观念和思想、物质生产这种行为实践的累积结果;历史之所以复杂,还与下一代人对此影响的选择和进一步发挥有关,这同样应作“大时空”的理解。切勿把历史的叙述简化为:这个时代有什么样的工具,就诞生了什么样的经济活动结构、政治文化形态,诸如此类的一一对应等等。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这种道德伦理就是基于天然的、恒常的因果大道:世代兴盛和更替与对之把握和运用密切相关。所谓“春秋”责备贤者的微言大义、《史记》作者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史家笔法,不同于西方同时期“流水账”式的历史传统,皆为洞悉了社会发展来龙去脉的经验和教训总结。后人通过读经明理、读史睿智、读文怡情,来吸收先人治国理政的大智慧。有些人总是想彻底否定历史,他们似乎早已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历史如果出现“缺环”,不仅可能没有我们“肉身”存在,也可能没有精神家园而无所依归。对历史缺乏“同情”式的理解,对先人的文化创造没有“温情”的尊崇之心,囿于个人之偏执固见,必将贻害无穷。

  三、从基层群众的实践来理解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基础

  我曾经作为国际儒学普及委员会的委员,以后又担任其副主任,在传播普及儒学工作中,与其他同志一道,走访了一些开展传统文化较有特色的农村、企业、中学、高校等地方和单位,深有感触:若是我们的专家和教授、领导和公务员能够深入实际,看到有些活生生的案例,可能观念就会大不一样。因此,我常常想:理论和学术的探讨往往是“灰色”的,常常说不清、道不明,而群众的生动实践则不但是丰富多彩的,也经常走到了理论的前面。我还常常想:如果党和政府的政策,通过基层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嫁接”,不但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真正融入到具有深厚文化土壤的广大民间,也能够化解来自于基层的绝大部分矛盾和冲突,对于建构一个稳定的、和谐的基层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有时候,千条万条说教和要求、纲领,不如一个具体的行动;辩证的大智慧来自于社会实践的体悟,绝不是知识的单纯累积。

  在仔细倾听来自于一线群众对传统文化实践的感悟中,我发现: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和学习的教授,自己甚至不如一个初中没有毕业的文化践行者的智慧。从此,我对哲学上的“辩证”哲理有了新的认识——它来自于对处理疑难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有学识的无知”,并非指的是没有知识,而是没有将知识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素质,这其中深修实行非常关键。现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把知识作为职业的“饭碗”甚或是名利的“敲门砖”和阶梯。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员:在没有解决稳定的职业之前,为了动机中夹杂着“饭碗”的因素;在有了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之后,往往又夹杂着个人名利的因素。与古代一些“知行合一”的践履者士人相比,我们近代以来的学人缺乏了这一传统的熏陶,更多的是接受了西式职业化教育的技能培训,从小即失去人格完整的再塑和教化。所行者为道,所得者为德。“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并非小的聪明和仅仅注重大量的知识储备。大家知道,没有用心在实践中体悟,同样的道理,在不同的人那里,在年长者和年少者那里,听闻和理解有时完全不一致。经典所言,既有字面的表层意思,又有背后的深切意蕴,凝注着古人对人生和国家民族兴亡深刻真理的把握。文革时期,曾经有某著名大学哲学系教授组织对《论语》从头至尾的每一句话进行阶级的分析和批判,显得极为牵强、滑稽和可笑,而这种曲解和悖理的印记至今深深留在某些学者的头脑中,说到底他们并没有比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批判走出多远。

  我从那些诸多参加传统文化论坛义工的恭敬、与会者专注渴望的眼神、大会会场秩序井然的气氛中,深深感受到基层群众对传统文化教育有一种“饥渴症”。他们中很多人此前并未接触甚至听说过诸如此类的教育,不能不说我们文化纽带的断代已经到了何种严重的地步!这也说明,一个多世纪以来,被我们自己亲手剪断的精神“脐带”对生活在21世纪初的中国人是何等的陌生!祖宗有知,当于九泉之下哀悯我辈理想的丧失、信念的荡然、人格的低落……尽管几代人对文化传统付之阙如,而今一旦接触,“血缘的亲和性”认同马上即显现出来:如见故人,是那么的亲切,很多人用生命去追求它的内涵、落实它的理念。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认为,习主席的这一概括性观念,具有深厚的现实文化实践基础。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内心的呼声,同时也是针对我们部分人丢掉根本、抛弃传统、“魂”不守舍的现状而言的。在当前民族文化的精神命脉系于一线的情况下,唯有大声疾呼,才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目前是“两头热”、“中间冷”:最高层的深切呼吁、部分民间基层的鼎力推广、文化自救与中间大部分各级领导的冷漠应对形成了鲜明对比。习主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关论述,比如他在中央党校几次关于读经典读历史等有关高级干部学习的讲话,甚至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高度的揭示,显然是从全党政治意识形态教育角度、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角度来提出的。将优秀传统文化拒之于意识形态大门之外,任其自生自灭或者自由发展,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主流意识形态如能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历史土壤,亦将大大增强其在国际文化博弈中的战斗力,对维护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两者话语系统和“势力范围”的分离、甚至某种情况下出现的“对抗”,亦将大大削弱其各自的力量。整合民族文化与当前主流文化的关系,使之融洽相处,相互提携论证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可以说到了相当迫切的程度。

  我们欣喜地看到,2015年6月12日,由中宣部、全国妇联主办的“弘扬徳孝文化、践行核心价值”现场交流会在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召开。会议指出,中华孝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资源,在基层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泛的价值认同。据我了解,除运城之外,其他如孝感、巩义等地在打造孝道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探索和努力。孝道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根”,它是“仁义”核心价值理念践履的入手处。由意识形态的中央级主管单位出面召开这样一个交流会,其背后的用意不言而喻。尽管参与这些文化活动的地区和单位还为数不多,但足以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必将从基层群众的实践中觉悟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仍然能够在现代化的中国社会迸发出耀眼的光芒,为复兴的明天铺垫厚实的文明基础。

  (原文刊载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张晓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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