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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的狂狷精神及其政治生态优化的价值

2017-04-17 10:56:00  作者:马秋丽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山东大学威海校区马克思主义教学部教授马秋丽(资料图)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明确赋予狂狷以正面意义。孟子又对此加以阐释,成为后世儒者推崇的狂狷精神。学界对狂狷的研究主要从文学、艺术角度,侧重于对文人、知识分子狂狷精神的研究。从政治角度,对官员狂狷精神研究甚少。荀子有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在学、仕身份互通的传统社会,古代文人本就有入仕与出世、舍用行藏的政治选择,狂狷精神适用于道、学、政等多个领域,因此狂狷精神在政治领域的价值有待解读。本文试图阐发狂狷精神在营造优良从政环境,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的价值,为当前政治生态的优化提供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持。

  一、中行不得求狂狷

  在孔子,“中行”是他最为崇尚的理想人格,退能不为,进能行道,行得其中,可以理解为有中庸之德者,能依中庸而行者。但中庸之德鲜能达到。孔子感叹“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无过无不及、发而皆中节的中庸境界只能不断接近却鲜有达到。中行难得,孔子思其次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与狷虽未得中道,但皆美才,稍加培植皆可入圣,因此孔子愿与之也。

  中庸很难达到,但貌似有中庸之德者却不乏其人,孔子称其为乡愿。乡愿的突出特点就是乡人皆好之。被后人视为圣人的孔子一向温文尔雅,但也并非对什么人都一团和气。孔子对乡愿就有鲜明的激愤和强烈的否定态度,这正表明其强烈的恶乡愿精神。孔子认为“乡原,德之贼也”。《孟子》载:“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子贡这么杰出的学生,都难免觉得困惑而发问,“乡人皆好之,何如?”“乡人皆恶之,何如?”孔子对子贡的回答是:“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可见,孔子评价人不是单纯以人数的多少这一量的标准。譬如今日,若有官员,能够使黑恶势力痛恨他而使正义的力量喜欢他,他就是正人君子。相反,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就有乡愿之嫌了,可能是同流合污之人。孔子还谈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孟子也谈到:“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获众人交口称赞者也许是违道邀誉,沽名钓誉之人,一定要审慎考察。可见孔子对“乡人皆好之”的乡愿是有质疑的。

  孟子更是抨击乡愿为“阉然媚于世也者”。在回答弟子万章的问题“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时,孟子点画出乡愿的形象:“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可以说,孟子对孔子的恶乡愿精神作了进一步发挥,指出其貌似忠信廉洁,实则同流合污,似是而非,实为德贼。

  后世儒者尤其是晚明儒者沿袭了孔孟恶乡愿精神,进一步针砭了乡愿。认为乡愿追求的是自利私心,徒具圣人之皮相,没有原则性。乡愿的忠信廉洁是为了媚君子,同流合污是为了媚小人,其心已破坏殆尽,所以不能与入尧舜之道。王龙溪指出:“圣人则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尚有可非可刺。乡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好合同处,又足以媚小人。比之圣人,更觉完全无破绽。……乡愿唯以媚世为心,全体精神尽从外面照管,故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吾人学圣人者,不从精神命脉寻讨根究,只管学取皮毛枝节,趋避行迹,免于非刺,以求媚于世,方且傲然自以为是,限于乡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明代东林党人钱一本说:“圣门教人求仁,无甚高远,只是要人不坏却心术,狂狷是不坏却心术者,乡愿是全坏心术者。”

  中行不可得,乡愿不足取,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孔子的选择,“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对狂狷做了进一步阐释。所谓狂者,“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是说狂者有志,立志阔大,但言行不能照应周全,有言过其行之弊;狷者不屑不洁,虽能洁身自好,但有些落落寡合。在乡愿的口中,狂者志气阔大高远,狷者处事落落寡合,都不能迎合世道,不如乡愿之媚世。但这恰是狂狷为孔子孟子所欣赏之处。狂、狷虽各执一偏,但都有可取之处,皆具人格之美,狂者美在磊落与进取,狷者美在知耻与操守。

  二、狂狷精神的内涵

  秉承孔孟的态度,后世阐释者大都对狂狷持肯定、赞赏态度,并对狂狷精神进行了进一步阐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下:

  刘宝楠《论语正义》引东汉包咸注:“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欲得此二人者,以时多进退,取其恒一。”朱熹认为:“狂,有志者也。有志者,能进于道。……狷,有守者也。有守者,不失其身。”王阳明说“狂者志存古人,一切声利纷华之染,无所累其衷,真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实,则去道不远矣。”

  儒家之所以肯定、赞赏狂狷精神,在于狂狷皆可入圣。

  明代王畿(龙溪):“狂者之意,只是要做圣人。其行有不掩,虽是受病处,然其心事光明超脱,不作些子盖藏回护,亦便是得力处。如能克念,时时严密,得来即为中行矣。狷者虽能谨守,未辨得必做圣人之志。以其知耻不苟,可使激发开展,以入于道”。清代宦懋庸《论语稽》云:“狂似太过,狷似不及,皆美才也。中行无过不及,得天独优,较易裁成,然不可得。惟就地取材,培之植之,至于有成,亦与中行无异。”刘宝楠《论语正义》云:“狂狷虽未得中道,然其性情恒一,使人知其所失,易反之于中道,故愿与之也。”

  从上述儒者对狂狷的阐释上,我们可以提练出狂者精神与狷者精神的基本内涵。

  (一)狷者精神:知耻不为、坚守善道,洁身自好

  狷,也做獧。一个含义为急,即偏激、急躁;另一含义耿直、固执。孔子所说“狷者有所不为也”,狷主要取其第二义,其中的不为是不愿为,不屑为的一种姿态,是面对流俗污世或邪恶势力时的知耻不为和操守固执。

  狷者精神的知耻不为。孔子被孟子称为“圣之时者”,兼有狂狷二者之长,能够依时而动,能狂能狷。孔子以自己的行为诠释了圣人之兼具的狷者精神。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不满当时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执国命”的状况,耻于与僭越之权臣合作,所以多次选择离开。孔子之所以周游列国,可以解释为是因其道大,当时诸候国君难容;或是因为不合当时国君需求,不为所用;同时也是因为孔子的不愿迎合,主动退避,耻与同当时的权臣同流合污而做出的选择。孔子在宪问耻时谈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说苑·说从篇》曰:“君子虽贫,不受乱君之禄。尊乎乱世,同乎暴君,君子之耻也。”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原因。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同样是不与不清明的政权合作,孔子并没有选择隐者的方式。因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所以孔子并不像当时的隐者那样完全避世,而是避人,避开那些祸乱朝政之人。孟子与孔子一样,并不为当世所用,其因也在于不愿意阿世苟合以享受现世的荣华。司马迁对孟子的评价是“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司马迁还将孟子与同时代极受尊敬的邹衍相比,反衬孟子的备受冷落,落落寡合。并议论道:“其游诸侯见尊礼如此,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轲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由上可见,狷者之所以不为,是因为知耻,不愿投君王之所好,不愿迎合阿俗。

  狷者精神的坚守善道。孔子不愿同流合污,是要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当子贡以“夫子盖少贬焉”建议孔子时,孔子不以为然,此时孔子选择的是坚守自己的道,不为求有容而降志。先有所不为,然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当时隐者的彻底避世不同,孔子既不与礼坏乐崩时代肆意僭越之人同流合污,又同样能保持操守,坚守气节,这是孔子身上狷者精神的体现,是在知耻不为中对自己治国理政之道的坚守。《论语》载: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孔子借评论时人表达自己不愿枉道而事人的为政原则。孔子可去则去,不苟合,主动选择周游列国以坚守正道。孔子提倡的狷者精神,可以用以下此段话来印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其中,乱邦之不居,不义之富贵的不处,都是知耻不为对气节的秉持,对善道的坚守。孟子也是如此。《孟子》载: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可见孟子寸步不让,一再声明对自己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的坚守。可以说,狷者的有所不为是为了坚守,就为人而言,是坚守气节;就做事而言,是坚持原则;从形而上角度言,是对道的坚守。

  狷者精神的洁身自好。孟子把狷者理解为“不屑不洁之士”即洁身自好之人。其极致代表应是伯夷。孟子对伯夷的评价是“圣之清者也”。因为“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玩夫廉,懦夫有立志。”这种圣贤中的清高者,更多的体现了圣所包含的狷者精神。不屑于不洁之事,丑恶的现象不看,丑恶的声音不听,暴政之地不居,横暴之人不与之处,他坚守的是风气之清平,成就的是为人之洁身自好。《论语》中,孔子称之为“清”的陈文子,可谓具有狷者精神之人。“崔子弒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陈文子是齐国的大夫。当时齐国的大夫崔杼发动政变,以下叛上,杀死了齐庄公。马十乘,是陈文子的俸禄待遇,陈文子不想与弑君之人同朝为官,于是弃禄而走,离开了齐国。陈文子不是害怕被崔杼杀掉,而是不屑于和崔杼这样的人同朝为官。陈文子弃其禄如敝屣,洒然一身,三去乱邦,一直不屑于与骄横谋乱之人为伍。孔子对他的评价是:“清矣。”虽未达到仁,这种清高自守,有所不为的精神也令人肃然起敬。狷者精神的知耻不为,坚守善道,成就了狷者人格的洁身自好。

  儒家的狷者并不完全等于孔子时代的隐者或道家,后世文人把道家视为狷者,其实二者有差异,儒家的狷者不是彻底避世之人,其出处默语舍用行藏依时而动,待机而发,随政治环境浊清而取舍,但始终不失责任担当。狷者的退守,是出于对现实恶势力的不满和抗争。他们清醒、坚韧、自在淡然。他们的抗争精神、高洁傲岸的形象,看似寥落寡合,却有铮铮的风骨和气象,这种精神传承久远,成为历代士人的精神追求。

  (二)狂者精神:志向高远,勇于进取,光明磊落

  “狂”是个多义词,古人对狂褒贬抑扬,并不一致。孔子将狂狷连用,认为“狂者进取”,突出了狂者的进取之美,赋予了狂者正面意蕴。狂者的人格特征是褒义的,即志向远大,有进取担当精神,行为言语不加掩饰,光明磊落。

  狂者精神的志向高远。“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是说志在己,若能坚守,人不能夺。“学莫先于立志。有志则进,如逝川之不已。无志则止,如为山亏一篑。”对于狂者,孔子喜其有志,有志则进。孔子的学生中,子路用世进取、轻肆直言、胸怀大志,有狂者气象,尽管子路缺点明显,但孔子容而爱之。集中体现孔子之狂的是其文化担当精神。孔子欲以人文来化成天下的高远志向表现为“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信与自任。孔子一生有多次大难,司马桓魋的威胁、匡人围困、厄于陈蔡,孔子总是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临死前慨叹:“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正是在孔子的自任与自许中,狂者精神凸显。孟子可谓狂者典范,他集中体现了狂者精神的志向远大,敢于担当。孟子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气磅礴,他所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种舍我其谁的文化担当和气概将孔子欣赏的狂者精神发挥到极致。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无不传承了孔孟狂者精神,颜炳罡曾做过专文探讨。1917年,面对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梁漱溟常有欲救治天下,舍我其谁之感,其《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正是写于此时。他后来放弃优越的都市教授生活,走向中国社会最底层进行乡村建设与此不无关系。梁漱溟说“我今日若无狂者的胸襟,则我早不在此外县野乡吃苦受累,而安居北京,享我家庭幸福矣!”梁漱溟矫然不群的狂者气概正是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担当和社会责任意识的体现。

  狂者精神的勇于进取。孔子道中庸,中正平实,浑然天地气象。他能狂能狷,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孔子之狂凸显的是平实中的狂者风采。孔子有得君行道之志,但惜其生当礼坏乐崩之时,但他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一种狂者的进取精神。《论语》中的楚狂曾嘲讽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楚狂为何讥孔子?钱穆认为,楚狂并非讥“孔子趋慕荣禄,同于俗情,但以世不可为,而劳劳车马,为孔子惜耳。顾孔子之意,则天下无不可为之时,在我亦有不忍绝之情,有不可逃之义。”虽有楚狂、晨门和其他隐者的讽谏,孔子重建社会秩序的理想依然坚持,也不会因求“有容”而志向跌落。狂者进取,孔子的坚持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进取精神。孟子以孔子为榜样,坚持对社会的道义和济世理想,以更加高昂的姿态游走于各国之间,“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的济世进取表现为“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的信念,虽然一次次被现实重创,孟子依然保持“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的安祥自得。相对于孔子的谦和,孟子的进取更加昂扬。梁启超说:“孟子最进取者也,孟子最能任者也,故孟子亦狂者也”,这应该是对孟子狂者精神的恰当评价。

  狂者精神的光明磊落。孟子因齐宣王托病不亲自造访,自己也托病拒绝前往朝堂,而且露骨地“违礼”,让齐王的左右知道托病是抗议行为。当景子以礼经上“‘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怀疑孟子违礼时,孟子阐述了自己“以德抗位”、“以道抗势”的立场。他说:“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孟子狂的底气在于他所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而这种底气,使孟子光明磊落的以道抗势。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在孟子那里,对道德优先的坚持异常鲜明,圣先于王、道德先于政治的顺序从不颠倒。正因如此,孟子能够高视阔步,傲视王侯,以德抗位,以道抗势,通过自己的言行为后世儒者彰显了政统之外道统的尊严与价值。孟子“以德抗位”是以吾之德反抗违仁悖义的世俗权贵之位;“以道抗势”是以所持之道反抗背仁弃义之依仗权势胡作非为之恶势力。孟子以道抗势的精神,为人们面对各种恶势力时提供了一种道优于势,道先于势的选择。孟子的光明磊落能让我们感受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大丈夫气概,让人感觉出扫荡一切、睨视万有的“浩然之气”,让人体会到使“王顾左右而言他”、“王勃然变乎色”的精神力量。王阳明更明确指出狂者胸次的行有不掩。他说:“我今信得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才做得个狂者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也罢。”自此,“良知”成为其衡估学说思想是非的标准,成为晚明狂狷之风的思想根源。

  历史上狂者的生命形态可以表现为多种样态,但无不是由狂者的有志、进取、磊落生发出来。而狂者的人格之美,正在于其高远志向下的勇于进取和担当,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光明磊落,是对社会恶势力的精神反抗。

  三、狂狷精神在中国政治生态优化中的价值

  刘熙载谈到:“狂狷可为社稷之臣,直谅之友。”作为一种精神,狂狷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学界,也可以延伸拓展到政界,甚至商界、文艺界。这里主要阐发狂狷精神在政界的价值。在传统社会,读书明理的士人不仅有承续道统、发展文化、主持社会道德风化的责任,而且具有辅助政治、匡正君主、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欲行其志,入仕做官、见用于世的士人就是当今所说的官员。“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无论做何种解释,都显示了知识分子与官员身份的互通性。杜维明谈到,“儒者用于自身个人发展,以及将关于仁德共同观念付诸实现的象征性资源既是伦理——宗教的,又是政治的。事实上,他们对‘政’的看法不仅是用经济和社会的手段来管理世界,而且还要在教育和文化的意义上改变世界,这就推动他们将政治上的领袖资格扎根在社会良知之中。”我们很赞成杜维明的观点,并试图阐发儒家狂狷精神在营造优良从政环境,优化政治生态中的价值。

  (一)以不为乡愿的精神抵制破坏政治生态的好人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党内政治生态,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多次提到“政治生态”一词。在2014年6月3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中再次强调“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问题。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一方面需要立制度、守规矩、讲纪律,一方面需要营造健康洁净的政治文化氛围。狂狷精神的弘扬,有助于良好政治文化氛围的营造,为政治生态的优化提供文化支持。

  优化政治生态,需弘扬儒家不为乡愿的精神。唐君毅谈到:“中国圣贤之教,人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故非天生之狂者,必先学狷以自别于乡愿,以拔乎流俗与污世。”但是圣贤仁人、得中行者鲜能见到,所以孔子求其次也。但是孔子的求其次是有底线的,“孔子念念在体天德之仁,最恶同乎流俗,合乎污世之乡愿”,他非常厌恶的人格类型是乡愿,认为“乡愿,德之贼也”。

  李大钊与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指向乡愿。李大钊在批评传统文化时,谈到:“中国一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所以我说,真皇帝是大盗的代表,圣人是乡愿的代表。”李大钊借批乡愿而批圣人,进而批中国传统文化,是把儒家在历史流变中的弊端当做了孔孟原义,他并未解读出孔孟不为乡愿的精神,因而既误会了圣人,也曲解了乡愿。这也显示了乡愿的迷惑性之强,乱德之甚。“乡愿”所乱之“德”,主要是“中庸”之德。中庸的要求是极高的,需要“无过无不及”,做到恰如其分,因此很难达到。真正的中庸如此难能,冒牌的中庸应运而生。鲁迅对中庸的批评其实就是冒牌的中庸,实质就是“众皆悦之”的乡愿。鲁迅谈到:“夫近乎‘持中’的态度大概有二:一者‘非彼即此’,二者‘可彼可此’也。前者是无主意,不盲从,不附势,或者别有独特的见解;但境遇是很危险的,所以叶名琛终至于败亡,虽然他不过是无主意。后者则是‘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了,然而在中国最得法,所以中国人的‘持中’大概是这个。”可见鲁迅的反“中庸”,反的正是孔子所厌恶的乡愿,那种被曲解了的冒牌的中庸。这从另一方面证明,孔孟的恶乡愿精神值得继承发扬。

  乡愿在当下中国的表现就是政治生态中的好人主义。官场中的老好人、好好先生,四方讨好,八面玲珑,圆滑世故,左右逢源,同流合污,媚俗趋时,人缘极好。在当今考核官员所用的民主测评或民意测评中,得票率极高。这种貌似谨厚廉洁之人,实则是没有原则、不论是非,不辨善恶,只求相安无事,君子小人都不得罪之人。乡愿乱德,当今的老好人现象很容易败坏、污染政治生态。他们的道德外貌容易对大众产生极大的误导。这些能够同流合污之人,其主要精力并不在履行官员职责,为民服务,而在于与人搞好关系,只谋人不谋事,以至于不坚持原则,不分是非曲直,不得罪人,只求讨好卖乖,以求官场得意,平步青云。“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对政治生态危害最大,端正用人导向是净化党内生态的治本之策。……如果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就一定会对政治生态造成极大破坏。”

  政治生态中好人主义的盛行使官场正气得不到发扬,是非分明、坚持原则者被孤立。与好好先生相比,一些个性鲜明,有担当,干实事的人却因为讲原则、得罪人而在民主测评中得票率并不高。政治生态的被破坏,既有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原因——民主的弊端与失灵,也有文化的原因——儒家文化中恶乡愿精神丧失。长此下去,官场谋人不谋事之歪风邪气不能有效遏制,腐败分子为非作歹者有机可乘。先秦孔子、孟子虽讲和谐谦逊恭敬,但在大是大非大奸大恶面前绝不含糊,对乡愿人格、作风、行为早有批评。因此,激浊扬清,优化政治生态,应弘扬儒家不为乡愿的精神。

  (二)以狷者精神营造风清气正、廉洁自律的政治生态

  坚持原则、恪守规矩,抵制诱惑,是营造风清气正、廉洁自律的政治生态、纯洁从政环境的重要内容。

  优化当今政治生态,需弘扬狷者精神,做到知耻不为。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从政官员首先要做狷者,知耻不为。有辱斯文之事不为;有伤风化之事不为;有悖道德伦理之事不为;有违党纪国法之事不为。有所不为的前提是知耻,不知耻即没有耻辱感,没有耻辱感就会不断突破底线,道德底线、法律底线、社会风化底线,做人底线等的突破意味着人的自甘堕落,为所欲为,而所为之事终将给当事者带来耻辱。因此,孟子所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是说人不可以无耻,对无耻感到羞耻,就没有耻辱了。狷者精神的知耻不为是优化当今政治生态的最基本的要求。

  知耻不为,体现的是对为人气节与为官原则的坚守。这是狷者与乡愿的重要区别之处。乡愿追求的是自利私心,没有原则性。表现在官场上就是做墙头草,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具有双面性。表面似忠信廉洁,克己奉公,以营造好官形象,私底下却与恶势力、潜规则同流合污,甚至一味迎合取悦黑恶势力,滥用潜规则。与之相比,狷者追求的是高洁自守,坚守的是规范、原则、公平、正义、道德、良心。面对诸多诱惑,狷者能够经受考验;面对威逼利诱,能够筑起道德、纪律、法律、思想防线;在非常环境中,能常思孔子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忠告,力求自己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因为知耻,所以不符合规范、原则、道德、正义的皆不为,不为中体现的正是坚守,坚守的是自己的做人气节与为官原则。

  狷者精神的知耻不为不等于不作为。知耻不为并不是懒政怠政的不作为,而是指不该做的坚决不做。鲁迅曾谈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于是很有一些人便争以‘有不为’名斋,以孔子之徒自居,以‘狷者’自命。但敢问——‘有所不为’的,是卑鄙龌龊的事乎,抑非卑鄙龌龊的事乎?‘狂者’的界说没有‘狷者’的含糊,所以以‘进取’名斋者,至今还没有。” 这里,鲁迅的批评是有所指,非卑鄙龌鹾之事不敢做、不愿做、不想做,同时又以有所不为作借口,掩饰自己不作为,这根本不是狷者精神。进一步,该做的事不作,该承担的责任不承担,实际上是懒政怠政,这种只想混日子的太平官与乡愿没有本质区别。狷者不屑为、不愿为的是卑鄙龌鹾之事,就当今官场生态而言,是不愿与恶势力、黑势力、邪势力及各种潜规则同流合污,追求的是谨守道德底线、坚守法律底线的高洁自守。

  (三)以狂者精神营造敢于担当、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

  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敢作为,有担当,是营造充满活力、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的重要内容。

  优化政治生态,需弘扬狂者精神的勇于作为,敢于担当。当前的从政环境中,充斥着为数不少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太平官,不干实事也不出错,无所作为混日子。虽然没有成绩,但君子小人都不得罪,人缘极好,民主测评得票率很高。而一些有担当,干实事的人因为讲原则、得罪人而在民主测评中得票率并不高。官员履行责任就要做事,既要做好事造福百姓,也要敢于打击违法违规黑恶之事得罪坏人。一定意义上,得罪的坏人越多,官员越称职。因此,选拔官员,要借鉴孔子的主张。孔子认为“乡人皆好之”与“乡人皆恶之”未必能真正识人用人,孔子的主张是“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孔子评价人不是以人数的多少这一量的标准,而是是否合乎道。对当今的选官和官员考评而言,需要看民意测评的选票,但不能只看选票。只看选票会让劣官驱逐良官,让不作为的太平官驱逐敢作为有担当的良官。优化政治生态,需弘扬狂者的勇作为、敢担当精神,对其不求全责备,支持他们开拓创新,把敢为老百姓办事,有责任有担当的官员选拔上来,从而形成充满活力、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优化政治生态,需弘扬狂者精神的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一心为公,勤政为民,敢于对一切不正之风亮剑的官员,对所做之事没必要藏着掖着,而应有“事无不可对人言”的光明磊落。阳光是黑暗的天敌,公开是腐败的克星。弘扬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狂者精神,有助于抵制潜规则的流行,营造按正式规则办事的从政环境,从而避免正式规则和潜规则两套规则在当代政治中的并存,更好的遏制腐败滋生的社会环境。弘扬狂者精神,有助于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从而营造“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公开透明的政治生态。

  狂者精神的勇于作为不是胡作为。勇于作为是以志向远大,进取于善道为前提。东汉包咸说:“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朱熹认为:“狂,有志者也。有志者,能进于道。”可见,自孔子以来的儒家欣赏的狂者是以高远志向,进取于善道为前提,份嚣俗染不足以累其心。这就和当今政治生态中存在的求政绩的胡作为、妄作为区别开来。有的官员热衷于形象工程、路边工程,只图轰动效应,不顾实际后果;有的急功近利,追求表面繁荣,大搞文化政绩工程,动辄就要打造所谓“天下第一”;有的随心所欲,好大喜功,出台一个个改革措施,兴建一个个重点工程,最终成为烂尾工程。狂者精神的进取是以善道为引领,对善的追求高于对政绩的热衷。这种精神无疑有助于干事创业政治生态的营造,有助于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为政风气的形成。

  (原文刊发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责任编辑:肖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