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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实与国学保存会藏书楼
2007-12-10 10:56:00 作者: 来源:


 

邓实与国学保存会藏书楼

 

 

 

吴忠良

  摘要:邓实是晚清著名的报人,国粹学派的健将。平生致力于珍本古籍的收藏,曾在上海创办了国学保存会藏书楼,收藏了大量的珍本古籍。由于缺少经费,最终于1932年闭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学在近代的境域。

 

  邓实(18771951年)字秋枚,广东顺德人,生于上海高昌乡。自从束发读书后,就有志于经世致用之学。随父侨居制造局时,深以四郊之多垒为忧,以士人之不学无术为耻,尽读局中所译西文书。在读书的同时,邓实也近乎“疯狂”地购书,朝出一版,暮购而藏之;暮出一版,朝购而藏之。他此时所购之书大抵皆为介绍西学方面的书,购得之后即龂龂而读之。通过这段时期的饱览西书,邓实对西方社会有了大体了解,为他以后创办《政艺通报》介绍西学埋下了伏笔。十九岁时,邓实游学于广东名士简朝亮门下。二十三岁时,他已经泛览周秦诸子百家之学,打下了较深厚的国学根底,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体认,开始有志于保存传统文化。最终在主持《政艺通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志于保存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的革命团体—国学保存会,并出版了机关报——《国粹学报》,为保存旧籍做出了重要贡献。

 

  要保存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首先得保存好文化的载体——书籍,这可以说是以邓实为核心的国粹派同人的共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识,邓实等人在《国粹学报》各项业务都步入正轨后,就开始筹办藏书楼,附属于国学保存会,故又名国学保存会藏书楼。该藏书楼刚开办时约有书五六万卷,是集合邓实、黄节、刘师培三人之书作为基本书。其中邓实捐存的基本书有三千册,各种旬报一千册(黄节捐存四千册,刘师培捐存六百六十册。)。藏书楼于一九零六年十月初四举行开楼礼,十月初五正式开楼。藏书楼的宗旨是:庋藏古今载籍,搜罗秘要图书,分别部目,以供本会会员及会外好学之士观览。可见它不仅向国学保存会同人开放,也对社会上的好学之士开放。开放的时间是每日的上午八时至下午五时,专门辟有一阅览室供读者阅览;进楼阅书须购买阅书券,阅书券分三种:一日券每张五分,一月券每张一元,长年券每张十元;藏书楼编有藏书目录供读者查询,对阅者来说甚为便利。顾颉刚幼时到上海,就曾经到藏书楼看过书。

 

  在开办藏书楼的过程中,邓实等人也认识到仅靠小团体的力量是不足以保存旧籍的,所以他们就在《国粹学报》上刊登征书启事,以图扩充。征书启事刊登以后,反响强烈,各地有志于保存旧籍的贤者纷纷寄书至《国粹学报》报馆。据《国粹学报》上刊登的《国学保存会报告》称,当时每月捐书的数目总在千卷以上。邓实本人也多次捐赠藏书,以作为基本书;每次捐书多在百册以上,如一九一零年三月所捐基本书就达到了七百六十八册之多。后因所得书委实过多,原来的地方实在容纳不下,藏书楼只得另觅它处;为此,藏书楼曾停开过一段时间。因为书籍日益增多,原来的目录已经不再能反映出藏书楼的藏书情况,故而邓实开始对书籍逐一检阅、编号、分类存放,破损的则进行装订和修补;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艰苦的重新编目工作。该目录的内容包括:书籍的号数、册数、卷数、版本源流、著者姓氏、捐赠寄存者姓氏等。在编目工作以后,邓实又开始撰写《国学保存会藏书志》;把自认为比较重要的藏书楼藏书录进藏书志,刊在《国粹学报》上以扩大影响。

 

  邓实等人并不仅仅满足于依靠刊载启事征集以及外界的捐赠,因为他们知道许多书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才能获得,为此他们展开了多方面的搜求。以嗜书如命的邓实为例。他主要通过两方面的途径来获得自己搜求之书(当然也并非事事都能如愿):一、借抄。例如《章实斋述学驳义》四卷并未刊入《章氏遗书》,后世知道有这部书的人也不多,但邓实是其中之一,并通过努力从章学诚世交的后人处抄得;又如《广阳杂记》五卷为大兴刘献廷所撰,世上传本甚少,邓实从杭州丁氏处抄得。二、托书贩。邓实的藏书中原有钱谦益的《投笔集》、《吾炙集》和钱笺杜诗等,但仍缺好几种。他就委托书贩访求,将近十年才获得钱谦益的《钱牧斋初学集笺注》和《有学集笺注》,但仍有数种未得;为此邓实常心感不安,刊登广告,希望藏有“钱书”者能割爱,如果能割爱的话,他不惜以重金相酬。正因为邓实舍得出重金,所以甚得书贩喜欢,故而其所得也就颇为可观。他的这种恒心也深深地感动了一批人,他们甘愿把自己的一些珍藏秘籍捐赠给邓实或借给他抄印,他能获得当时有关龚自珍最全的著作合集就是一个显例。

 

  藏书楼藏书再多,保护的再好,书籍也有可能会亡佚,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都是潜在的威胁。邓实认为,虽然古人认为著书不如抄书,但抄而刊印者毕竟是太少了,各自都敝帚自珍,如此古人之书最终仍会湮没不彰,故而抄书不如印书。另外,虽然藏书楼的藏书是对外开放的,但登楼阅书的人实在不多。以藏书楼开办后的一九零七年上半年为例,国学保存会共进阅书券费六元六角五分;以后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同年下半年的阅书券收入为三元二角五分。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姑且不论。但读者的偏少,说明古籍并没有很好的普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志于保存传统文化,发扬传统文化的国粹派同人是不会满足这种现状的,因此邓实等人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又自行开办了印刷所,出版《国粹丛编》和《国粹丛书》,里面所收多为佚书遗籍。一九零七年仲夏,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以十一万八千元的价格,从归安陆氏子孙手中,将其先人陆心源搜藏的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之书悉数购去,舶载而归。事后,日人岛田彦桢还洋洋得意地写了一篇《皕宋楼藏书源流考》。这件事对邓实的刺激很大,并坚定了他刊印旧籍的决心,开始在《国粹学报》上增加“绍介遗书”一栏,主要介绍古人旧著新刊本和近人新著本,希望以此能引起国人的重视。

 

  必须指出的是邓实为了古人之书实在是已经达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邓实并非一个大实业家,或者是一个官僚)。且不说国学保存会的开办费五百元是由邓实和黄节两人合捐的(邓实捐了三百元,黄节捐了两百元),就拿藏书楼的运作来说。藏书楼本来是开饭食、用杂役的,由于原来所预期的阅书者众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所以藏书楼的经费只能是省之又省,把饭食和杂役都免了。尽管如此,藏书楼的运作每月仍需五十元,而阅书券收入半年还不到七元,差的时候更少;这缺少的部分只能向邓实要,为此邓实每年的捐款总在数百元,如一九零七年邓实全年的捐款就达到五百一十五元(这些钱用于填补国学保存会各项业务的亏空,包括藏书楼经费,其中黄节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他们也曾刊登过“募捐启”,但应者寥寥。正是有赖于邓实和黄节等人不时的捐款,国学保存会的各项活动才能正常有序的开展。

 

  尽管经费紧张,但邓实等人仍不失读书人应有的高风亮节,顶住了来自官方的诱惑和压力。国学保存会缺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引为同调的则慷慨解囊,别有用心的则希图加以利用。一九零六年,两江总督端方因为《国粹学报》从古籍经史大义中发挥种族思想,散播排满学说,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深恐以后会危及清政府的统治基础,所以派合肥人蒯光典去会见邓实和黄节,许诺以巨额资金来赞助国学保存会,并在著名的杏花楼酒家召集名流,置酒高会,以图说服邓实和黄节,邓实和黄节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坚辞出席。

 

  由于对革命形势认识不清,孙中山一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邓实等人就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国学保存会的会员也开始星散四处,各自为政,国学保存会也就基本上解体了。由于人力和物力诸多因素,藏书楼坚持到一九三二年时,实因经费没有着落,只得闭楼,藏书最后由邓实捐献给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楼的关闭,也就意味着邓实藏书生涯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以书画自娱的生活;但这丝毫无损于邓实藏书家的身份,《广东藏书纪事诗》和《历代藏书家辞典》等书收入邓实即为明证。

 

 


编辑: liuxiao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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