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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可国:儒家天下责任观的历史考察

2017-09-04 09:53:00  作者:  来源:中国孔子网

  【按】7月22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与中华炎黄文化促进会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中国实学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领导干部国学论坛——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以下是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所所长涂可国教授的主旨发言。

 

  儒家往往依据对象性客体的不同确定责任类别,它包括主体自我对自然的责任、对自己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和对天下的责任。对这些责任,儒家都有所涉猎,但有些是隐含的,有些是明言的。就天下责任而言,如分说,那么,儒家所言的“天下”属于与身、家、国三种相并列的狭义范畴;如总说,那么,儒家所言的“天下”是包含天(自然)、身(人)、家、国四者在内的广义范畴,它是国的扩大和延伸,由此,儒家阐发的“天下责任观”可以分成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一般来说,儒家所明言的责任伦理内容没有涉及对自然的责任,而着力根据《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划分主体对自己的责任、对他人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和对天下的责任。譬如何瑭就说:“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则又有国与天下之责焉。修齐治平,莫不有道,此则道之实体也。”[①]就主体自我对社会的责任而言,何瑭上述一段话实质上不仅包含着家国天下责任,也蕴含着修身的责任;就主体自我对他人的责任而言,顾炎武把救民以事和救民以言分别确定为在上位者的责任和在下位者的责任[②]。就主体自我对家庭的责任而言,就主体自我对国家的责任而言,顾炎武论及了“保国者”[③]。不过,儒家有关主体自我对自己、他人、家庭、国家的明言责任比较零散,相比而言,对天下责任的阐述不仅较为广泛也较为深刻。以下笔者将主要依据历史的顺序分析儒家的天下责任观。    

  一、道冠天下的天下责任观 

  现代话语体系中,“天下”的近义词大致有世界、全国、六合、天地、寰宇等。先秦时期,“天下”是一个与“国”相对应的想象概念,它具有极大的可伸缩性、不确定性。就其内涵而言,“天下”指四海之内、全中国,人世间、社会上,全世界、所有的人,国家或国家的统治权以及自然界、天地间等。就其外延而言,“天下”有时包括“四海”在内的地理区划,有时则不包括“四海”,如《书·大禹谟》:“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有时则是指普天之下的笼统范畴,相当于世界、六合、寰宇或宇宙、自然界、天地间等。先秦儒家构建完善了独特的“天下观”,其中就包含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天下责任观”。 

  孔子没有也不可能明确界定“天下”概念,但是《论语》大量运用“天下”,据统计“天下”语词出现23次。孔子的天下责任观主要体现在: 

  一是对道的执着追求: 

  天下无道也久矣[④]。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⑤]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⑥]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⑦] 

  二是以仁、礼、义行天下: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⑧]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⑨] 

  三以天下让[⑩]。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1]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12] 

  三是德治天下:  

  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13]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14] 

  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15]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16] 

  禹稷耕稼,而有天下。[17]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18] 

  孔子上述三个层面的天下观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为描述性的文字,对舜禹和管仲治理天下的举措、成效进行介绍;二为规范性的文字,强调天下有道无道时如何待人出处,表达了对有道社会的理想追求。然而,贯彻于孔子天下观始终的一条主线就是“道”(仁义之道、统一之道、民本之道、群处之道等),它建构了一种“道冠天下”的责任观,超越了以德治国的限囿而提升到以德治天下的高度。虽然这些论断缺乏“责”与“任”的字眼,但从实质内容上体现了孔子为了天下的安宁、统一、向善、礼乐等价值目标而有道则见、克己复礼、义之与比的强烈责任感。 

  作为反映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礼记》,其天下观非常丰富,它关于“天下”概念的用例有126项,建构了诸如“君天下”“共天下”“天下之达礼”“天下服”“分天下”“周天下”“天下九州岛”“兼天下而有”“居天下之大端”“天下大治”“治天下”“得天下”“天下大服”等多种多样有意义的概念命题,囿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论列,这里只选择《礼运》篇和被朱熹列为“四书”的《大学》《中庸》对《礼记》的天下责任观做一鸟瞰式的分析。 

  一是《礼运》篇的“天下为公”责任观。《礼记?礼运》通过“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对比阐述了“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还描绘了“小康社会”条件下的“天下为家”:“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不难看出,“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蕴含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政治意义上的公与私:“大同社会”处境下的所谓“天下为公”,即是天下为所有人所有,而不是私天下,而“小康社会”中的所谓“天下为家”,即是天下为一人、一家所独有;另一方面是道德意义上的公与私:小康社会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表达的是一种对亲与子的带有私有成分的爱,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和“不必为己。”与孔孟的“泛爱众”“亲亲而仁民”以及公而去私、循公灭私、公义胜私欲、灭私欲明天理等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是内在一致的。 

  二是《大学》篇的“天下明德”责任观。《大学》所使用的“天下”概念大致有两层含义:第一是空间性的地理意蕴,也就是“普天之下”,如它说:“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第二是政治性的意蕴,如它说:“国治而后天下平”。“天下明德”的天下责任观主要体现在“八条目”之上: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以“物格而后知至”为界这段话可细分为两小段,它以天下为起点和终点。前段话从社会实践意图层面说明了要做到德治天下,就必须坚持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和格物的行动路线;后一段话从社会实践结果层面阐述了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和天下平八个环节先后因果相联的入世进路。通过循环论证,它表达了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融贯了人的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的自我责任和家齐、国治和天下平的社会责任,将平治天下的动机论与结果论有机统一起来。 

  三是《中庸》篇的“天下平治”责任观。它大致体现为:一是致中和。它指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虽然主要立足于事实层次和价值层次阐发了中和是天下的大本大道,而致中和可以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自然发育,但结合前面的论述加以理解,可以认定它也从行为规范层面要求通过修身养性、志道慎独的工夫践履“致中和”的天下责任。二是认知和实践天下之道与德。孔子指出,为政之道在于注重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尊贤事亲和知人知天,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和朋友五者是天下达道,知、仁、勇三者是天下达德;无论是五达道抑或是三达德,人不可能全知全行,但一定要做到好学、力行和知耻,这是因为体会到这三者的重要性,就“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可见,实践五达道和三达德既是个人的道德责任,也是能够治人、治国和治天下的基础。三是平治天下。孔子认为治理天下国家有九条大法,即“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而由于唯天下至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也由于只有天下至诚的圣人,才能掌握治理天下大事的法则,建立天下的根本,了解天地的变化生育——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因此治理天下就必须遵循“至诚之道”。如果说平治天下为总的责任的话,那么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和怀诸侯就是完成总的责任所应履行的具体责任。四是君子王天下。孔子相信天下国家能够治理好(“天下国家可均”),但必须依靠君子,实施君子之治。在他看来,天子之所以称王于天下,就在于他制礼仪、订制度、考文字,做好了这三样大事,就不会犯大的过错;天子应当是德位一体”的君子,而君子之道就是注重修身养性、鉴往知来、亲民信民,因此“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由君子称王天下必定像文王那样“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质言之,“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二、王济天下的天下责任观 

  孟子可谓儒学史上天下意识最为浓厚的哲学家,他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19]的英雄气概对天下之道做了深入思考,以致《孟子》一书“天下”用项高达170多见。学界对孟子的天下观已经有了精深研究,成果十分丰硕[20],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罗列《孟子》中所有“天下”用例,这里只能精选其中与责任较为相关的义项加以分析。笔者认为,通过对诸侯王的劝导、游说以及与弟子为人、为政问题的对答,孟子构筑了以“王济天下”为核心内容和基本特点的经世致用天下责任观,它约略呈现以下八种情形: 

  一是王天下:王道理想。孟子把养生丧死无憾视为王道政治的出发点,认为“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21]他充分阐明了王道政治对于天下的重要功能:如果实施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耕者助而不税之类的王道,就能无敌于天下,就能王天下。[22]他认为,倘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那么,治理天下易如反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23]为此,孟子要求统治者取得天下必须重王轻霸:“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24]并基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理念主张根据民心民意而非“兵革之利”威震天下。[25]孟子推崇尧舜之道,而他总结三代之治的经验是“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26]或“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27]或“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28]他概括实行仁政的政治功效就是“仁者无敌”:他引证孔子的话说:“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29]并强调“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30]“仁人无敌于天下。”[31]“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32] 

  二是得天下:以民为本。孟子指出,天下之王要有所作为,就应坚守推恩说——“恩足以及禽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此,“天下可运于掌。”[33]孟子认为,要安定天下就要“与民同忧乐”,这是因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4];而解决鳏、寡、独、孤这些天下之穷民无告的政治责任问题,就必须像文王那样“发政施仁”[35]。尤为可贵的是,孟子创立了人溺己溺说:“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36]此外,孟子还揭示了天下的得失取决于民心的道理:“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37]由此可见,掌管天下、安定天下既是统治者的志向也是其应尽到的责任,在孟子看来,实现这一天下理想,就必须推恩行道、与民同乐、发政施仁和得民得心。 

  三是保天下:依仁且智与他国交往。在回答齐宣王所问“交邻国有道乎?”问题时,孟子指出两点:以大事小的仁者之道和以小事大的智者之道,认为“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38]而在夷夏之辨中,孟子吸收了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9]的观念,力主同处一个天下的由代表先进文化的夏转化处于相对落后文化地位的夷:“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40],显示了充分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文化责任精神。 

  四是统天下:天下“大一统”。孟子在见梁惠王晓之以仁义之道时阐述了影响深远的王道政治和“大一统”思想。在孟子看来,只有具备仁心、仁德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只有葆有不忍人之心的不滥杀无辜的人才能保持国家天下的统一,也只有不嗜杀人天下之民才能“皆引领而望之”[41],因而实现天下“定于一”的社会理想,必须不嗜杀人,必须实现仁政德治,除此之外别无选择。[42]必须指出,孟子的“据仁统一”“仁定天下”或“仁统天下”理念并非朱熹注解的那样:“王文列国分争,天下当何所定。孟子对以必合于一,然后定也。”[43]是指诸侯国之间的统一,而是指诸侯国内部天下的统一。 

  五是治天下:合理的社会分工。孟子认为,社会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不能要求一个人从事所有工作,而必须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尧把得不到舜作为自己的忧虑,舜把得不到禹、皋陶作为自己的忧虑,舜尧治理天下,也是用心于分人以财、教人以善、选贤举能,专注于治水,而不是致力于耕种,这些是天下通行的要义。[44] 

  六是平天下:修身为天下之本。孟子指出,人们常说“天下国家”,殊不知,“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45]意在表明,个人的修身是天下稳固和谐的大本大源。为了天下,孟子强调注重反求诸己、修身正身:“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46];基于家国同构的义理逻辑,孟子指明只要每个人孝亲敬长,那么天下就会太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47]最有意义的是,孟子较为明确地提出了作为士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权变天下责任观:“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48] 

  七是道天下:独行其道的处世哲学。孟子继承了孔子道冠天下的天下责任观,推崇“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49]的英雄品格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0]的大丈夫气概,倡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51]的处世原则,主张根据仁义之道认识和处理处理天下的继位问题:“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52]孟子为自己的好辩解释时阐发了志道天下的观念。他辩解说,由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子弑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以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53]因此他才像孔子一样具有深深的忧虑感而“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54]。 

  八是贵天下:不能以天下与人。《孟子?万章》篇论及君臣、父子、兄弟等人伦关系阐释了尧舜的孝悌之道,进而提出了尊天下、贵天下的思想。孟子讲究孝亲为大:“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55]有的人批评孟子这段话宣传的是将天下的所有用来尊亲、养亲,因而属于孝亲大于爱天下、血缘亲情大于社会正义的“私天下”或“家天下”的腐败行为。显而易见,这是对“以天下养”一语的误读。孟子此一章句的真义是,一个孝子应当在合理合规的前提下尽自己能力范围的天下所有来孝敬、奉养父母。只要联系孟子强调的“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观点就不难理解。在孟子看来,能不能“以天下与人”,一取决于天意:尧之所以传天下之位给舜是“天与之。”[56]“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57];二取决于民意:“暴之于民而民受之”[58]“天与之,人与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59];三取决于贤能:大禹传位于自己的儿子并不是“不传于贤而传于子”[60],而是“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 [61]总之,天下是神圣的,是体现天(实为大自然)的意志的天下,是代表民心民意的天下,掌握天下的权力不能由一个人决定,由此彰显了必须维护天下尊严与神圣的责任感。孟子进一步指出,伊尹出于“乐尧舜之道”[62]“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63]的强烈历史使命感,以屈辱自己匡正天下,把拯救天下黎民百姓的重担扛在自己的肩上:“自任以天下之重”[64]。 

  综上所述,孟子在承继孔子天下责任观的基础上建构了由治天下、得天下、保天下、统天下、治天下、平天下、道天下和贵天下组成的天下责任观。它也许不是自觉建构的,也不太成体系,同时孟子所说的“天下”大多数指向诸侯国范围内的有限区域,只有在论述尧舜禹古圣、周天子之治和身、家、国、天下四元结构时才指向超越国家层面的,呈同心圆状扩展的疆域,总起来说是基于先秦时期有限地理认知建构起来的时空观念。但是,它毕竟表达了儒家心系天下的情怀和以德治国的理想。尤其是它围绕治理天下、平定天下主旨所提出来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仁覆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得其民得天下,乐天者保天下,天下一统,身正而天下归,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以天下与人和自任以天下之重等一系列思想观念,无论是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天下国家的治理,还是对培育中国人心忧天下、天下己任的道德情操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  

  三、兼利天下的天下责任观 

  为了给当政者提供“南面之术”,实现安邦定国的政治理想,荀子更是精心构建了丰富多样的“天下观”,《荀子》一书“天下观”用例高达369见可见一斑。天下责任观是荀子天下观的重要构成,它展现在以下多个方面。 

  一是横行天下。荀子所讲的“横行天下”并不是横行霸道、蛮不讲理,而是指凭借自身良好的道德修养“走遍天下都不怕”。他说:“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65]这是说,一个身心追求恭敬、忠信、礼义和情爱的人,即便流落于四方蛮夷之地也会受到尊敬;一个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品貌端详的人,即便流落于四方蛮夷之地也会受到他人的信任。 

  二是德取天下。夺取天下靠什么?有的靠武力征服、靠霸道阴谋。而荀子认为,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66],可是拥有天下必须依赖王道、依赖德性。他指出:“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虑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67]天子获取天下的资本不是别的正是崇高的志向、敦厚的德行、聪明的智慧。荀子赞赏文武之治天下,指出为人上者的责任从积极方面说就是注重内在修养:“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68]从消极方面说就是反对霸道:“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69] 

  三是兼利天下。在《非十二子》篇中,荀子斥责邪说奸言枭乱天下,使天下不能治,主张效法舜禹之治:“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70],由此他进一步为当时的志士仁人确立了一项重要责任,这就是“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71],认为只有如此,才能除天下之害。 

  四是善养天下。荀子所谓的“养天下”之“养”如同他所说的“养人之欲”之“养”一样是指“治理”的意思,“养天下”即为“治天下”。他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之一就是使社会等差有序:“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72]不过,在荀子看来,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是实行王道兼具霸道,做到“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73];只要坚持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的德治方针,“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74],就能像尧舜、汤武一样实现天下一统。如果说孔子强调“德政”、孟子凸显“仁政”,那么荀子主张“义政”。荀子指出治国理政必须贵义、敬义,根据“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75]的历史经验,他得出结论说:“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76] 

  董仲舒十分重视天下之辨,创立了以天下为忧的天下责任观。《春秋繁露》一文“天下”用例达105项,该书提出了“天下大禁”“天下法”“天下平”“天下无二道”“天下同乐”“德已洽天下”“天下之大”“天下之常”“天下之得失”“治天下”“大亡天下”“先天下”“王天下”“无敌于天下”“以忧天下与之”等一系列概念范式。 

  与天下责任伦理密切相关的有两点: 

  一是天下一统。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孟子天下“定于一”论,高举“《春秋》大一统者”的思想旗帜,要求王朝实现政治一统、思想一统和天下一统,论证了天下一统的重要性。在解释《春秋》“王正月”时,他提出了“一统于天下”的制度化改革对策:“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77]据《汉书·董仲舒传》载,董仲舒依据法天而立道的原则,提出了君王的政治责任:“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正是根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的观念,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 

  二是除天下之忧患。董仲舒云:“至意虽难喻,盖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贵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以为本于见天下之所以致患,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何谓哉?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78]其意是圣人认识到只有天下者无患,人性才可以为善,因而重视消除天下的患难。董仲舒还指出一个真正的君子会以天下之忧而忧:“君子以天下为忧”[79],而春秋之制要求务必“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所患。”[80]虽然董仲舒以上有关天下一统、除天下之忧患的言论并没有直接明言责任,且主要是针对天子的建言,但是它们弘扬了公羊学“春秋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推动了西汉以后中国天下统一的政治实践,也为日后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理念奠定了思想前提。  

  四、“民胞物与”的天下责任观 

  宋明理学家虽然对董仲舒“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不大用心,但传承了他的“天下忧患”思想。张载创新性地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天下一体之仁”的道德观,为其天下责任观预设了逻辑前提。张载的“天下一人而已,惟责己一身当然尔。”[81]虽然旨在凸显责己的优先性,但隐含着“天下责任”的思想坯胎。据《张子语录》记载,张载说:“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2]后世将其改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用以概括其为学宗旨。实际上,天地、生民、往圣和万世可以归结为古往今来的“天下”,由此“横渠四句”充分表达了张载深厚的天下责任观。而他的“民胞物与”观念更是为天下责任创立了情感和社会基础: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83]   

  显见,张载在儒家“泛爱众”“万物皆备于我”“天地万物一体”“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思想基础上,吸取了墨子的“兼相爱”、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等思想,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观念。可以看出,张载不是空洞地、完全普遍地谈论自我对天下的责任,而是把形而上的万物一体、天人一体、人我一体本体论与形而下的对他人、对天下苍生的关怀、关爱伦理学有机结合起来。对他来说,万物一体、民胞物与为自我承担天下责任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君臣、父子、兄弟、长幼、康疾等差异,但都是天地所生,彼此血肉相联、血气想通,荣辱与共、痛痒相连,形成了命运共同体,需要互相掺扶、互相帮助,因而我应当尽到尊长慈弱、扶危济困的责任;也正是天下民众与我为血缘或非血缘同胞,可谓天下一家,才能相互理解、心意相通,才能“穷神过化”,才能“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加之每个人都具有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同情之心,因此我才能揽责、担责,才能克服自我的私心私意,把照顾、关心天下的疲癃残疾、悍独鳏寡者转化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明代赵贞吉同样依据“道通天地万物,无古今人我。”确立“己任”。尽管他特别强调个人自我责任的自主性、内在性,但在阐述“己任”的过程中,揭示了由于自己尚未发展完善导致无法尽到“了天地万物也”责任的后果,由此他主张要从“天地万物古今与我一体”或“我与天地万物古今一用”观念出发,顺应个人的性情挺立自我对于天下万物的责任。[84] 

  五、以天下为己任的天下责任观 

  二程着力于从政治角度发展了儒家的天下责任伦理。他们陈述说:“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85]毋庸置疑,二程推崇先王之道治而反对后世的法治,他们实则倡导“道治天下”的政治责任观。程颐说过:“君相协心,非贤者任职其能施于天下乎?三者本也,制于事者用之。”[86]他以反问的方式强调,只要君相协心、任贤使能,那么就可以把立志、责任和求贤三者推广到天下,如此能够成就大事。这意味着程颐把治理天下视为君臣的共同责任。 

  唐朝李延寿撰写的《南史·孔休源传》道:“休源风范强正,明练政体,常以天下为己任。”称赞东汉孔休源具有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安邦定国、志在天下的儒者责任情怀。朱熹的责任伦理思想最大的贡献是创新性地多方面地进一步阐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论说。一方面他在《传习录》一书中基于儒家的治道不但称赞大禹舍己从人治水,完成了一项天下重大任务:“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己从人,尽天下之议,则不能成其功”;强调“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而且认为治身齐家、建立治纲、分正百职和顺天时以制事是圣人治天下之道。另一方面从人才、人格角度谈及如何识才、用才问题时,朱熹高度评价范仲淹,认为他具有济世之才,是一个“杰出人才”,然后指出:“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87]虽然这里的“己任”之“己”是指士大夫阶层,体现了儒家“士的自觉”精神,但未尝不可以成为天下所有人的“己任”。 

  朱熹“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观念后世得到了传承,明末清初的吕留良从“仁者,爱人”的价值观角度明确提出了“仁者,以天下为己任也。”[88]借以凸显具有仁爱品德的人所应彰显的天下情怀。这一天下责任观与墨子“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89]的天下责任观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何瑭在阐述社会责任的分野时讲过:“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则又有国与天下之责焉。修齐治平,莫不有道,此则道之实体也。”[90]尽管这样的责任划分带有“精英化”的偏颇,忽视了即使一般百姓也应承担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但是它毕竟创设了“天下之责”理念,为儒家的责任伦理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六、匹夫有责的天下责任观 

  围绕儒家责任主体伦理角度的自我责任(“己责”),顾炎武把“保天下者”视为“匹夫之责”。虽然他把“保国者”单纯看成君臣的责任失之偏颇,但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91]为清代以来弘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天下责任观、彰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最强音作了良好的铺垫。 

  据《清实录雍正朝实录》载,针对“夷夏之辨”,雍正皇帝提出了“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政治理想。他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正是根据“中外一家之统,中外一家之人,中外一家之政”的观念,雍正指明了“莫不尊亲,奉以为主。”的天下责任观。 

  晚清以来深刻的民族危机激发了知识分子强烈的救国救民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梁启超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天下责任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理念,在《饮冰室合集》中提炼出影响深远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句。[92]也许有人批评梁启超的天下责任观限于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真正的“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所谓“天下主义”或“世界主义”。[93]的确,犹如刘莉莎所指出的,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思想界在如何面对西方势力与一个全新的“世界”之时,“天下”观念让位于国家、民族的概念[94],梁启超的天下责任观还只是一种民族-国家的责任观,而不是世界性的天下责任观,它有可能导致“国家之外没有责任”的逻辑。但是,应当肯定,梁启超依据顾炎武“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语义概括出影响深远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八字成文的语型,为中华民族责任思想的发展和中国人责任感的培育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梁启超实际上认识到了超越狭隘国家主义的全人类的天下责任,正如他所说:“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終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95]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伦理学比较视阈中的儒家责任伦理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涂可国,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儒学、哲学和文化研究。 

  []《明儒学案?卷四十九?诸儒学案中三》,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6页。 

  []《日知录校释》卷二十一?直言, 张京华校释,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777页。 

  []《日知录校释》卷十七?正始,张京华校释,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57-558页。 

  []《论语?八佾》。 

  []《论语?泰伯》。 

  []《论语?季氏》。 

  []《论语?微子》。 

  []《论语?子张》。 

  []《论语?里仁》。 

  []《论语?泰伯》。 

  [11]《论语?颜渊》。 

  [12]《论语?阳货》。 

  [13]《论语?泰伯》。 

  [14]《论语?泰伯》。 

  [15]《论语?泰伯》。 

  [16]《论语?宪问》。 

  [17]《论语?宪问》。 

  [18]《论语?尧曰》。 

  [19]《孟子?公孙丑下》 

  [20]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刘莉莎:《论孟子的天下观》,《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1]《孟子?梁惠王上》 

  [22]《孟子?公孙丑上》 

  [23]《孟子?公孙丑上》 

  [24]《孟子?公孙丑上》 

  [25]《孟子?公孙丑上》 

  [26]《孟子?离娄上》 

  [27]《孟子?离娄上》 

  [28]《孟子?离娄上》 

  [29]《孟子?离娄上》 

  [30]《孟子?梁惠王上》 

  [31]《孟子?尽心下》 

  [32]《孟子?尽心下》 

  [33]《孟子?梁惠王上》 

  [34]《孟子?梁惠王下》 

  [35]《孟子?梁惠王下》 

  [36]《孟子?离娄下》 

  [37]《孟子?离娄上》 

  [38]《孟子?梁惠王下》 

  [39]《论语?季氏》。 

  [40]《孟子?滕文公上》 

  [41]《孟子?梁惠王上》 

  [42]《孟子?梁惠王上》 

  [4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92页。 

  [44]《孟子?滕文公上》 

  [45]《孟子?滕文公上》 

  [46]《孟子?离娄上》 

  [47]《孟子?离娄上》 

  [48]《孟子?尽心上》 

  [49]《孟子?离娄上》 

  [50]《孟子?滕文公下》 

  [51]《孟子?滕文公下》 

  [52]《孟子?滕文公下》 

  [53]《孟子?滕文公下》 

  [54]《孟子?滕文公下》 

  [55]《孟子?万章上》 

  [56]《孟子?万章上》 

  [57]《孟子?万章上》 

  [58]《孟子?万章上》 

  [59]《孟子?万章上》 

  [60]《孟子?万章上》 

  [61]《孟子?万章上》 

  [62]《孟子?万章上》 

  [63]《孟子?万章上》 

  [64]《孟子?万章上》 

  [65]《荀子?修身》 

  [66]《荀子?荣辱》 

  [67]《荀子?荣辱》 

  [68]《荀子?儒效》 

  [69]《荀子?儒效》 

  [70]《荀子?荣辱》 

  [71]《荀子?荣辱》 

  [72]《荀子?王制》 

  [73]《荀子?王制》 

  [74]《荀子?王霸》 

  [75]《荀子?强国》。 

  [76]《荀子?强国》。 

  [77]《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78]《春秋繁露?盟会要》。 

  [79]《春秋繁露?盟会要》。 

  [80]《春秋繁露?符瑞》。 

  [81]《张载集?正蒙》,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9页。 

  [82]《张载集?正蒙》,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0页。 

  [83]《张载集?正蒙》,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 

  [84]参见《明儒学案?卷三十三?泰州学案二》,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55-756页。 

  [85]《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三,王孝鱼点校,《理学丛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页。 

  [86]《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五,王孝鱼点校,《理学丛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21 页。 

  [87]《朱子语类》,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88页。 

  [88]吕留良《四书讲义》卷十五?论语十二,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6年版。 

  [89]《墨子?非乐》。 

  [90]《明儒学案?卷四十九?诸儒学案中三》,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6页。 

  [91]《日知录校释》卷十七?正始,张京华校释,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58页。 

  [92]《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痛定罪言?三》云:“今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夫我辈则多矣,欲尽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问他人,问我而已。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 

  [93]参见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新帝国主义,战略恐怖主义,还是天下主义?》,《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4期。 

  [94]参见刘莉莎《论孟子的天下观》,《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9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4页。 

    (编辑自“领导干部学国学”公号)

责任编辑: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