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山东滕州人，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获该系史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主要致力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研究。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等多部专业学术著作。

　　1980年代末，王学典通过与前辈史家黎澍商榷讨论的方式，对构成唯物史观两大支柱的“群众史观”和“阶级观点”进行再认识。他于1988年发表的《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阶级观点”再认识》两篇论文，对当时思想解放和史学观念、方法的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名震史坛。其学术具有强烈的现实情怀，反对放逐现实、回避问题的象牙塔之学，强调学界需要有“问题”和“论战”。近年由史学转进儒学，仍体现了这一现实情怀。

　　王学典对近十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基本判断：加速本土化。但他同时强调“本土化绝对不是关上门之后的自言自语”，仍为“西学”留有方法论参考的意义，并倡导要和自由主义进行对话。这一立场背后的关切是什么？贝淡宁和蒋庆的思考有何当代学术价值？儒学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之路是什么？记者就此专访了王学典。访谈内容已经被访者审阅。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正在加速本土化，与八十年代大不同 

　　记者：您近期关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走向，表示“与我及相当一部分有启蒙背景的人的心理预期有着不小的差距”，并强调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应该两分。您对中国人文社科学术变迁的基本事实判断是什么？

　　王学典：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在加速本土化，是我最近几年所提出的一个基本判断。和上世纪90年代相比，学界中本土化的声音、比重和分量，正在大大增强。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更是形成了明显的风气，本土化进程正在向纵深走去。

　　记者：您所指的“本土化”，具体表现是什么？

　　王学典：首先，研究的要是中国问题，是有关中国发展本身的问题，而不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问题。问题意识得是基于中国的。其次，必须关注中国经验，经验不能都是从西方来的。再次，必须从中国材料出发。

　　其中最关键的，必须研究中国的事实。我们现在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使用的都是西方教科书。我在学校教书，和那些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管理学家都长期打交道，发现他们基本不读中国文献。他们似乎也研究中国问题，但中国问题仅仅是例证，他们最终想回答的是西方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中国本土提出的问题，比如中国经济发展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本土化更重要的一个层面，是最后要提炼出和中国实际基本相符合的概念术语，把中国经验概念化。就像费孝通先生的“礼治秩序”、“差序格局”、“长老统治”、“乡土中国”那些概念一样，要能提炼出反映中国经验、中国材料和中国文化特点的概念、范畴、术语。至此，我认为本土化才算大致完成。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最近十年八年，中国人文社科学者在研究、回答中国问题上，本土化的意识更自觉了。这种自觉是以前比如我读书的时候，所没有的。

　　记者：您曾经的心理预期是怎样的？

　　王学典：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这种大规模的方向性转折，坦率地说，最初我的心理准备不足。

　　我们在1980年代时，有段时间以为中国会走完全西方化的道路。我们都是八十年代塑造的，很多想法在那个时候已经成型了，要结束一种延续自那个时代的心理趋势，思想准备不足，心理准备更不足。

　　好在我关注的领域早就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有关，像中国史学界曾经大规模讨论过的那些问题，如亚细亚生产方式、五种生产方式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等等，都和所谓的“本土化”相通。可以说，我对中国历史学本土化的思考，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

　　另外，八十年代我们这代人成长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就是从质疑教条化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开始走向思想独立的。而对马克思思想的教条化，和对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教条化，是同样性质的问题。从质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教条化开始，扩展至质疑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教条化，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此到如今的本土化，这中间一路过来对我来说没感觉有什么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