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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及《书》教传统中的“克谐”观

2017-08-17 10:46:00  作者:马士远  来源:中国孔子网

  “克谐”一词本义为“能够和谐”,是一朴素的上古观念,最早见于·典》中。由《书》之文本自身所凸显的朴素的“克谐”母题和“克谐”表现形式,以及由早期儒家学者在诠释《书》时提出的系列“克谐”观,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视域中并未得以充分揭示。《书》及《书》教传统中的“克谐”文艺观,不仅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而且有着明晰的演变轨迹,对我国传统文艺创作,特别是在史传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发展方面影响甚巨。

  [关键词] 《书》;《书》教;“克谐”文艺观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中和”思想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和较为宽泛的能指。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文学艺术而言,讲究“中和”的历史亦同样久远。由《诗》之文本自身所凸显的现实主义文艺表现形式,以及由早期儒家学者在诠释《诗》时所肇始的《诗》教中和文艺传统,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视域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以及主流影响地位,已经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视域中得以深刻表述之史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由《书》之文本自身所凸显的中和文艺主题和“克谐”文艺表现形式,以及由早期儒家学者在诠释《书》的过程中所肇始的《书》教中和文艺传统,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视域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及其主流影响地位,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视域中却并未得以充分揭示。本文拟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对入手,就这一理论范畴做一系统详尽的梳理。

  一、《书》在上古文学发展中的主流文学地位及其主流影响

  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自以千的早期《》篇陆续由史官成之日起,就始商周时期王官之的主要容之一,成为史治、正造士的主要文工具,并逐渐上升到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与《诗》、《》、《乐》一起构成了春秋及其之前的社所共同依托的传统文化基的核心,并在战国时期又进一步成一些诸子创派立所共同依托的传统文化背景。若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书》一类文献在传统文学母题和传统文学艺术创作手法等方面不仅具有肇始之功,而且起始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今存《书》篇同类性质的数以千计的早期篇章,始终占据上古散文体文创作活动中的主流地位。《》是我上古政治史的一面子,除《禹贡》篇外,它篇目文本主要为记言形式的文体,并非特意的文而作,但恰恰是在大量的语录之中含了丰富的文学形象与文艺创作方法,其文本再史不仅是真实历史政治的一种曲折反映,而且是被文学化了的历史。正是在此层面来讲,作为赞治、造士工具之使用的大量《》篇,同诸多《》篇一,起始就占据上古文学发展史中的主流地位。

  首先,纂《》的资料是上古文字存在的主体,《》之六式“典、谟、训、诰、誓、命”是上古散文体表述的主要表形式。散文不同于歌,散文起始于用。上古期,特是殷商、西周期,学在官府,文化为史官所垄断,制读书、掌用书是史官之,而殷周代史官所制、所读、所掌、所用之,是殷商、西周期文字存在的主要形式,是后来纂《》的主要源。纂《》的资料,按其功用的不同,主要包括典、、誓、命六正是史官文化中的主流,代表上古文化存在式的主体模式。文体学视角看,六类几乎囊括了上古散文体的主要表形式,出土文献称说《诗》时多不篇名而直接》云,而称说《书》时很少直接称说《书》云,而是直篇名的状况来看,《》之篇目的标题典、、誓、命等理应为早期文体上的分类表形式,与同期的其它典籍相比,其成熟度也高:

  典,主要上古帝王之事,以其主要的表方式,所记内多为上古帝王的嘉言懿行,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的《典》、《洪范》、《吕刑》当属于此列。《尚·多士》篇有“惟殷先人,有策有典”之,《左传》左史倚相能“《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国语》申叔时论教太子曾提到“教之训典”。这些史料记载以说明“典”这种文体当为早期史官所掌之中较为常见的样式之一。

  ,主要述上古君臣之间的嘉言善政,以对话形式行文,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仅有《皋陶》一篇属于“谟”体,晚《25篇中的《大禹》亦属于此体。“”是一种特的文体,在文中不常,但两者的相关文本在先秦传世文献《左传》、《国语》及出土文献《成之闻之》篇中均有称说。

  ,此体记载臣训诫君上之语,属于下对上行文的一种,多用语录体叙述模式,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的《高宗肜日》当属于此体,晚《》二十五篇中的《伊训》,《逸周书》中的《度训》、《常训》、《命训》《时训》,《左传》引的《夏训》,以及清华简中的《保训》等都应属于此体。“”亦早期史官所掌之中较为常见式之一。

  为上级对的指示或者对臣民的讲话起着传载王言、晓谕群下的重要作用,传世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诸多商、周均应属此类多为史对统治者主要言实录,古奥朴拙,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的《康》、《大》、《酒》、《召》、《洛》、《庚》、《梓材》、《多士》、《多方》、《逸》、《君奭》、《立政》等十二篇,《左传》引的《庚之》,《墨子》所引的《仲虺之告》、《汤诰》,郭店战国楚墓竹简衣》篇所引的《尹吉》,均此体。可见“诰”类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最为主要的存在式之一。

  誓,《周·秋官》曰“誓,用于军旅。”《墨子·非命上》曰“所以整旅,退徒者,誓也。” “誓”主要是指君王侯在征伐交前夕率队誓师之辞。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的《甘誓》、《誓》、《牧誓》、《费誓》、《秦誓》,先秦文引的《太誓》、《泰誓》均此体。“誓”类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最为主要的式之一。

  命,是古代帝王奖励封臣下所宣布的命辞出土的铜器铭看,周代策命的文多,二十八篇今文《尚书》中的《命》、《文侯之命》当属于此体,晚《》二十五篇中的《说命》、《冏命》、《微子之命》、《毕命》、《蔡仲之命》,以及出土文献中的《祭公》篇亦。“命”类亦是早期史官所掌之最为主要的式之一。

  其次,现今可以看到的存的二十八篇较为可信《》篇的文学艺术看,构成纂《》的早期《篇资料,同也理是比成熟的散文,在事、论证、结构、塑形等多个层面上都表一定的艺术性,确代表着那个时代散文体文的最高艺术成就。晚《》二十五篇历经一千余年的考后人所已成定,《泰誓》三篇的真性也多受到疑,其余三十篇,即《今文尚》二十八篇的文本在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色、加工,文字亦有讹误,但其远源于春秋之前的代,可否的史存二十八篇今文《尚书》基本上属于未曾骨的上古《》篇,其文学艺术性已成熟,但不同代的作品,其文学艺术特性又不相同:

  《虞夏》部分的文本在叙事艺术方面已经具有鲜明的特点。《国语·晋语》有“人有夏、商之嗣典”的记载但从考古学视看,目前发现夏代有典、之文,今文二十八篇中的《典》、《皋陶》、《禹》、《甘誓》四篇虽属于《虞夏》,但其成文时间当不在虞夏期。《甘誓》篇在四篇中最为简短,从其,还未沾染后世礼乐文化的印痕,其排比示出了军旅之誓的肃杀,如“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之正,汝不恭命。”似乎还带有人早期野性,界普遍认为《甘誓》篇成书较早,大概得其实。但具体能早到何,目前还难成定。《典》、《皋陶》、《禹》三其文本起始处的“粤若稽古”及文本中所表述的地理概念看,然是后人所追王国维在其《古史新》中说:“《虞夏》中,如《典》、《皋陶》、《禹》,……文字稍平易洁,或系后世重。然至少亦必周初人所作。”此三篇文本所体的共同特艺术的成功用,如《典》采用了结合叙述结构,纲举脉络清晰,以禅让为全文枢纽渡自然。《皋陶》采用了平行事的构模式,全文可分禹与皋陶、舜与禹、舜与夔之间对话,全文洋溢君臣和睦的民主气氛,而在对话语言中刻画出了不同身份和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禹》采用了、分、述模式,全文以禹“奠高山大川”引入,接分述九州的土物进贡线,治山水,制定五服制度,最后以“禹赐玄圭,告厥成功”收尾,各部分应紧密,行文整见错落,言精而不乏绵密,体系大而详实

  《商》一文本所体的共同特是大量形象比喻修格的用。多甲骨文、铜器铭文的出土与研究成果,已实了文化早在殷商期已成熟,这就使得《尚·多士》篇所记周公旦殷商民“惟殷先人,有策有典”的训诫和《墨子·贵义》篇所的“昔者,周公旦朝》百篇,夕漆十士”等文献记载有了一定的物依托。今文二十八篇中的《誓》、《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五篇属于《商》,这些篇目在比喻修辞格的运用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如《誓》中的“日曷?予及汝皆亡!”《微子》中的“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津涯。”等等。特是《庚》篇,更是将比喻修用得圆润娴熟,在不的文本内运用了一系列的比喻,如“若木之有由,天其永我命于新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若射之有志”,“予若火,予亦拙作,乃逸。若罔在,有条不紊;若服田,力乃有秋”,“若乘舟,汝弗济,臭厥”等。难怪柱先生在其《中国散文史》中曾指出“古中善譬喻以此篇为权舆。”些比喻文本中的日、大水、津涯、颠木、由蘖、火、原、志、网、纲、田、舟等象体是先民集体淀,是上古的文化原型,是超越体的集体意像,是我国上古文学创作中主体意识中潜在的“器”。

  先秦文献称引《洪范》之文多谓为《》,而今版本《洪范》却在《周书》之。根据其文本所武王访箕子,箕子“洪范九”一事,其事生在殷周交替之际,其成文略微后一些,在西周初期是。就《洪范》篇而言,其艺术特征不同于其它《商》,而与可能成文于西周初期的《虞夏》的文学艺术特征相似,韵结合语言风格以及谨严完整的结艺术是其重要的文特征。《洪范》篇在细述,用极密,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畴均为韵语,其用律多合于《诗》读来朗朗上口,极富韵律感。根据出土西周金文多用韵语的特,亦可以判《洪范》当为《周书》。在其成文之前,似乎曾经过一段口期。《洪范》全文由序、总纲、细目三部分成,其序似乎后世整理者所加,除序外,全文亦同《典》一,采用了结合叙述结构,文清晰,构思严谨

  出于西周史官之手的《金縢》、《命》篇,在艺术方面已与成篇于殷商末期、西周初期的篇目不同。《金縢》篇紧紧围绕核心人物周公组织材料,把平奇情节紧结合,成功地塑造了周公旦忠而被、信而疑、被尊信的耆老形象。故无论是人物塑形,还事,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像家健先生所那样,《金縢》篇“堪称我国最早的微型史小说。命》篇以事件中心组织材料,细腻地描摹了成王托孤之细节,接下尽铺陈之能事,有条不紊地再现了成王丧礼及康王即位大典的宏大面,故王国维用“而重,文而不失其情”评价该篇。

  成篇于西周史官之手的诰类篇章,其最明的文学成其论辩艺术。如《酒》、《多士》、《多方》、《君奭》、《立政》、《召篇的以史立,《逸》、《多方》、《吕刑》篇的比立,《梓材》的比喻论证,《康》、《酒》的引用论证等均具有鲜明的特色。诸诰种论证方法的交互使用,其后一度曾繁盛的论辩文、诸子散文的造了件,准经验。成功的塑形艺术也是西周诸诰的重要特之一,周公诸诰从同侧面塑造了周公作为伟大政治家的形象:作一位成功的文人物塑形,周公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位忠诚王室、鞠躬尽瘁的老臣,坚毅统帅,而且还是一位励精图治、制礼鉴戒垂教的文化巨人。诸诰塑形法的交互使用,同时也其后一度曾繁盛的先秦历史散文的造了件,准经验

  之,夏、商、周期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代,虽还没立的文学观生,有广义的文学创作活动之史,大量的历史确实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文学化的改造。正是在期,我们的先民造了用文字表情感、描述事物的最基本的言形式——诗歌体与散文体。就散文体的发看,早期散文经历了由片言只到成段成篇的漫长发程,在殷商甲骨卜铜器铭文中已了散文体的成长。早期《》篇的次分明,行文多用生比喻,立论鲜明,已较为成熟的散文,些《》篇是我早期散文形成的重要志。抛开历史纪实功能不说,即使按照代文言的艺术代文体观点来审视,以文辞见长的史官所制作的各种《》篇,其目的虽然不是今天意上的为艺术艺术的文学创作,但就其人、见事物的文本表形式,篇章较为完整的构,语义的层次分明,典、、誓、命等文体的区别与使用,以及文本所使用的最基本的艺术手法和修方式来讲也不能其剔除在早期的文作品之外。

  《书》在秦汉散文观念生成及散文体文学创作中,亦始终占据着主流影响地位。中展始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一开始就与政治教化有直接的系,正是在史官“掌官书治”、正“》、《》、《》、《乐》以造士”的传统中,逐渐形成了文以道、文以明道的主流文功能现实的文学创传统鲜明的民族文特色是与《》、《》在早期事实文发展史中所占据的主流地位分不的,也是与儒家早期《》教、《》教活动系在一起的。《》确曾在中早期文学发展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先秦文征引《》的情可知,《》在其初步得以汇编之后,便一直成化阶层的读书,他们不仅从》中接受了治政理民的经验、文物典章,而且还继承了其带有鲜明中和色彩的行文构篇体式,塑形、立修辞等表现艺术,《》事实上成诸子创作模仿的范本,先秦诸子以文载道传统的形成,恰是源于《》的政事之纪,其组织文章的多种表现方法亦多源于《》。如果有《》一(包括《逸周书》)早期资料创经验累和影,要想生像先秦诸子散文那样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秦语录体散文曾产生过重要影。先秦语录体散文的典型代表是《论语》,其显著特征体以对话形式表述思想或事。其实,《论语》的一特征,并非孔子及其弟子所,而是源于《》。》始,中论语》的承传,发展至《墨子》、《孟子》的长篇大论语录体散文在先秦期一直是以一种特的文章式存在,其亦体现了一定的展性,但以《》所开创对话体表述方式一直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记言虽为《书》的根本特征,但所记之言多为诰、誓、命、的政用程序文有《皋陶》、《西伯戡黎》、《微子》、《洛篇以人物对话之言主,《典》中的一部分也具有这一特。《典》中的帝尧与、驩兜、四岳,帝舜与十二牧、四岳、皋陶、伯禹等君臣间“克”式的对话,展出了上慕而下忠的理想治政本。《西伯戡黎》篇,于祖伊与纣王之间形神肖的极富性化的对话语言之中,再现了祖伊的忠诚焦虑、商王的狂悖与妄。《微子》篇,于微子与父、少师之间哀怨的答之中,充分描摹出殷商在即将灭之际,忠臣耆老们各自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洛》篇全文周公与成王之间对话记录,各言极具性特色,周公之,敦睦厚,成王之,激越昂扬。以上篇所表出的君臣间或臣子的一一答,形式活,晓畅,于率意言中具现了人物的身份、神情、性和心态,是其它体形式所以胜任的。《论语》直接承了上述《》篇的表述式,只不论语》是若干片断对话的篇章集合体,断片之间不是通的,不像《》篇对话记录那样,一事一记,不蔓不枝,文意晓畅,而是“孔子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人相与辑纂”,故其文路通,但其表述方式与《》是一致的。《论语》中的对话,与《》篇相比,其句式更为灵活,论辩的成分也有所加,恰体现了语录体由《对话记事式的格向《墨子》、《孟子》对话论辩式风期的特。《墨子》一书各篇并不全是语录体,属于语录体的部分每段起始均以“子墨子曰”形式表述,与《》篇中“王若曰”、“微子若曰”等表述式是一致的,“子墨子曰”正是“王若曰”、“微子若曰”表述形式的存。《墨子》中属于语录体的各篇,不仅从表述形式上》的对话语录样行了接受,而且其对话亦是围绕某一主题而,多是一题一记,不蔓不枝,亦体出了对话语录体的模仿。只不《墨子》语录体各篇,不再像《》篇以对话语录来记事,而是以对话语录来为其论辩服。《孟子》充分体现了对论语》体式的继承,其各章的篇幅虽然比《》和《论语》的对话语录了,但其表述式并化,《孟子》各章系并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同《论语》一章而成篇,篇名只是摘取篇中第一句中的几字而已,并实际的题意,而不像《》和《墨子》那样,篇各有题,题各命意。《孟子》亦体出了对话论辩式格特

  先秦诸子文亦曾产生过重要影章学诚在其《文史通·诗教上》云:“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其源皆出于六艺。”》作其前已成熟散文的史存在,有于《》作成熟歌的史存在,二者都战国文体的源泉。《诗》、《书》有于《》、《乐》、《易》、《春秋》的史存在,《》、《乐与《》、《》一,很早就已开来,但以主,《易》、《春秋》传开来要晚于《》、《》,在战国时期其影响也远未有《》、《》的影宽,故在散体文的影方面,《》所起的作用最大。文章起于用,春秋战国之际争强图霸,面对战乱的社会现实诸子百家展开争鸣,横议盛行,诸子从同层求治政图强之术,故先秦诸子散文成就最大者推其政文。而《》原本政事之,其目的起始便着眼于治,而且部分《》篇已出了较强的政色彩,正如子夏所明言“《》之事也,若日月之代明,若星辰之行。”张啸虎先生也认为“《尚》中所的誓、文告、训诰,有的已形成论理构,周的思想容,并且有激烈的感情,富于形象的言,已是相的政。”概括地讲,《对诸子文的影主要体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被作政权威证广泛征引。《墨子》、《孟子》、《荀子》以及出土文《成之之》等文本中广泛援《》以入,有的甚至是每段一引,足见先秦诸子文的巨大影,如《墨子》征引《》多四十三,《孟子》引《》多二十九,《荀子》引《》亦有二十三之多,其它诸子也多有援《》以入象。诸子征引《》文,言之凿凿说明当时《书》已经被看作极具威的典,依《》立言已被文化阶层普遍接受。二是为诸子质实的政做了先。《》之篇章多成于史官之手,所录多为实事,质实谨严不苟,严整,不蔓不枝,极富真情感,实为现实学传统的早期典范。除个别诸子外,周秦诸子虽风格各异,但其基本的原则均未超出《》所奠定的以真情现实义创原则,篇篇均佳构。三是对诸子灵论证方法的开启。《尚用了多种论证方法,诸诰往往古史引古,以史证说,申利弊,《墨子》、《孟子》、《非子》“援史入法之渊薮誓多正反对比,气或犀利或,层层诉厉害,极富感染力,亦被诸子议政所效法;至于《》篇所熟练运用的比喻、旁、排比等多种文学艺术手法,在诸子议论辩之中亦多能找到影子。

  先秦两汉时期的史散文也曾产生过重要影。早期《》篇不仅是语录体、政论体散文之祖,于历史散文亦然。《是历史的再,但其格又不同于《春秋》之史的括。章学诚在《文史通·教下》云:“《尚书》圆而神,其于史也,可天之至矣。”“夫史为记事之,事万而不,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必因事命篇,不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自如,一言之或益也。此《尚》之所以神明化,不可方物。”《孔子》中的《论书》篇亦曰:“《》之事也,而不,近而不迫,志而不怨,辞顺而不谄。”这些带有鲜明中和文艺思想的文献无不是》文之格推崇至,其说虽未必妥,但也基本概括了《》作为史之文的主要特征。些带有鲜明中和文艺思想之特征多为后世史学所接受,特别是周秦史直承《》,其多有因承系。征引看,《》很早就已按《夏》、《商》、《周书分类,而且各篇亦以时间先后次,实为后世年体史滥觞,如《春秋》及《左》的以次史。按《春秋》体例而言,百《春秋》也理应是以次史,《国语》中各史料的次亦以历史为序。《史,一空言,有言必措事,《记言之特征早周秦时人所共,《国语》、《左传》、《战国策》、《春秋事》、《战国纵横》均直接承了传统,多以人物言论记史。再者,《》篇一事一议,不蔓不枝,构完整,先秦事散文的生亦有直接的影。《典》、《命》、《洪范》以及周公诸诰,其事方法以及展人物的特方式,于史学走向成熟功不可。而其在《大》、《金縢》、《洛》等多篇文本中塑造周公形象的方法,亦为《国语》、《战国策》所承,至《晏子春秋》,更是集一人言行于全书,成功地塑造了晏形象。故完全可以说,正是在一前后承继过程中,逐渐孕育出了汉代司马迁《史》时所用“互法”的成熟,而《书》教中和文艺思想导其源。

  虽然《书》类篇章在上古文学创作中占据着主流地位,并对先秦两汉散文创作产生了主流影响,但碍于《书》之文本的艰涩,文学研究界却对其望而却步,将其拱手让给了哲学、史学、文字学等学科,致使《书》的文学性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主流影响地位远未得以揭示。描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著作多不胜数,单就其影响甚大者言之,在叙述上古文学史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条循循相因的惯例,言《诗》时,无不究其详,言《书》时,则简而又简,甚或阙而不论。这种状况是与《书》类文献在早期事实文学史中所具有的主流地位以及对先秦两汉散文的主流影响地位不相对应的,明显地发生了错位。故重新确立《书》在上古话语文学史中的应有地位,使之与事实文学史中的早期《书》篇所具有的主流地位相一致,与《书》篇所产生的主流影响地位相一致,是当下中国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者最为重要的命题之一,需要我们在重新撰写文学史时予以充分地关照。这种关照必须是全方位的:首先,不仅要将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纳入书写范畴,而且要将所谓的晚《书》中的二十五篇和《逸周书》中的七十一篇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视野。虽然二十八篇在长期传播中曾有过不同程度的整理润色,二十五篇和七十一篇的真伪问题也一直争讼不已,但其文义结构以及众多警言名句决不是汉晋人所能伪造,理应来源于周秦时期。其次,要把《书》一类的文学史料提升到与《诗》同等重要的地位予以关照。《诗》代表的是我国上古时期诗歌体的成熟表现形式,但并不能代表所有上古文体的成熟表现形式,《书》、《逸周书》一类的作品正是散文体的早期成熟表现形式,在文体学发展史意义上,《书》实非原始档案,与《诗》具有同等重要的文学、文献学价值,在书写先秦文学史中,决不能厚此薄彼,重《诗》而轻《书》。

责任编辑:李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