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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牟氏:官商学600年浮沉

2016-11-28 16:31:00  作者:刘志浩  来源:齐鲁晚报

  核心提示: 绵延20代,烟台牟氏因科举而兴。600年间,这个大家族历经变革,是随时准备“相机而动”的先行者,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是其独有的生存之道。而在变动中唯其不变的,是家族的延续。

  牟宗三。本报记者 李泊静 翻拍

  牟宗三。本报记者 李泊静 翻拍

  烟台栖霞牟家疃村至今还保留着淳朴的乡村生态。本报记者 刘志浩 摄

  烟台栖霞牟家疃村至今还保留着淳朴的乡村生态。本报记者 刘志浩 摄

  牟宗三写给家里的信。 本报记者 李泊静 翻拍

  牟宗三写给家里的信。 本报记者 李泊静 翻拍

  牟氏庄园虽大,却仍难以找到牟家的精神缩影。

  绵延20代,烟台牟氏因科举而兴,有明一代,他们从异乡人成长为胶东的仕宦望族;至清,宦海浮沉,牟家退而隔岸观火,以耕读传家,攒下巨额财富,终成罕有的商业世家;再至民国,牟家再无经世致用之学,转而探寻精神世界,出一大儒牟宗三,为学人典范。

  600年间,这个大家族历经变革,是随时准备“相机而动”的先行者,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是其独有的生存之道。而在变动中唯其不变的,是家族的延续。

  53岁的牟家疃村果农牟红成说,当年与“大哲学家”爷爷牟宗三见面时,最令他难忘的,是抛出那个自以为“很尖锐严肃”的问题时,换来的却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回答。

  “我问他,如果我们不来找你,你会不会找家里?他提了提腰带,转过身哈哈一笑:‘我以为你们早死了!’”

  这次牟氏家族第21代和第19代人的对话,发生于“文革”结束后的1984年,香港。

  11年后,86岁的牟宗三在台湾去世——离开家乡58年,他终究未能还“家”。至今,牟红成失望之情难掩,“他光顾自己,不考虑家庭。”

  在这个村子,没文化是种耻辱

  从烟台出市区后向西南方向,沿着204国道再转一段省道,穿过蜿蜒的山路,经过大约2个小时,汽车停在一处小镇。

  街道两边是整齐的门头房,蓝白相间的卷帘门上多标有“果品”字样,这儿就是栖霞市蛇窝泊镇。按照当地人的指引,从镇政府向东不远,走大约1里的小路,就到了牟家疃村。

  600多年前,从湖北公安迁至山东栖霞的牟氏一家,最终选择落脚在这个小村子,从一个被视为“外来户”的柔弱小苗,经世代沐风栉雨,成就了牟氏“世家大族”的美名。

  历经明、清、民国至新中国数百年风云际会,如今拥有1000多人的牟家疃,牟氏族人依然占了大约80%。

  牟氏七世牟时俊为振兴家族,曾定下“读书取士”的祖训,从那时候起,重视家族子弟教育的习惯,便被保留了下来。

  “以前我们牟家一直都有私塾,后来有了小学,也几乎没有断过。”牟氏十九代传人牟芳亭声音浑厚。

  77岁的牟芳亭上世纪50年代从本村完小毕业,至今保持着读书的习惯。2月19日,在牟芳亭家炕边窗台上,整齐摆放着十几本书,其中还有一本厚厚的新华字典。

  “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喜欢翻翻书,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牟芳亭笑着说,如果当时有机会,他希望自己还能接着“往上上”。

  来过牟家疃村十数次的鲁东大学副教授侯风云2010年曾对该村70岁以上老人进行过统计,发现他们中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到近60%,而在50-70岁年龄段中,只有5人不识字,1960年以后出生的村民中,只有1人不识字。

  “村民识字率这么高,在一般村里是难以想象的。”2月18日,侯风云向记者说。

  不止一位牟家疃村民向记者表示,“会不惜一切代价,供自家孩子上学。”

  “在这个村子里,没有文化就是一种耻辱。”端坐于炕头的牟芳亭,翻着厚厚的《牟氏族谱》,重重吐出这几个字。

  邻居天天唱戏,也没能阻止读书

  牟芳亭识字有限,但谙熟家族历史。

  《牟氏族谱》记载,明朝洪武三年(公元1370),湖北公安人牟敬祖来栖霞任主薄(主官属下掌管文书的佐吏,系低级之事务官,本报记者注)。卸任后落籍栖霞南榆疃,是为湖北公安籍栖霞牟氏第一人。而后,四世牟庆时迁至牟家疃(当时名为“杨刘村”),牟家疃遂成栖霞牟氏发祥地。

  如何保住生计,成为当时牟家的第一要务。一世敬祖虽曾为主薄,但清廉守规,并没有多少财产。而他去世前的一场大病,更是把仅有的一点家底掏空。

  作为“外来户”的牟家,并无其他门路,糊口尚难,更遑论读书识字。于是,从二世传到七世,家境非但没有起色,反而每况愈下,最终沦为本村大地主家的佃户,遭人歧视。

  直到七世牟时俊时期,牟家才迎来崛起的转机。

  “老八支是我们牟家一个辉煌的开始。”牟芳亭说这话时,拿烟杆的手有些微微发抖。

  所谓“老八支”,即牟时俊的8个儿子。虽然那时“多子”意味着“多福”,但这么多人光口粮就是大问题。

  于是,牟时俊做了足以影响家族走向的决定:集全家之力,供养儿子们读书科举,这成为牟氏后人最引以为豪的家训之一:“读书取士”。

  当时已是明朝中晚期,科举之路并不平坦。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据牟芳亭讲,当时,牟家曾因一片坟地与同村刘姓地主家结怨。看到牟家子孙众多,似乎预感到威胁,刘家便“乐声伎,沉杯酒”,即找戏班子天天唱戏,宴请宾客,试图妨碍牟家子弟读书,但牟时俊却“延明师,谋诸子”,一再告诫子孙,“邻家日演一部戏,儿曹每课三篇文。”

  最终,牟时俊8子中6子走上仕途,牟家渐成富裕之家。

  “没有牟时俊的改变,没有老八支们的刻苦努力,也就没有后来牟家的全面辉煌。”牟芳亭认为。

  不拘陈套,随势而动

  不过,随着明清王朝更迭,牟氏家族的崛起戛然而止。

  更大的祸患还在后头。顺治九年(1652),栖霞发生于七领导的抗清起义。牟氏九世牟镗因与于七有交往,被清廷追究,他的8个儿子(即牟氏族人后世所称“小八支”)也受牵连入狱。

  出狱后,政治的险恶让牟氏重新考虑读书考功名的祖训。以牟国珑为代表的小八支,仕途并不顺遂。尤其牟国珑在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时,遭到权贵诬陷,被迫解甲归田,进一步坚定了牟家远离政治的决心。

  牟国珑告诫家族子弟,必须努力读书,但不能将做官视为唯一目的,要潜心农耕,持家立业,过得了安分守己的日子。

  “牟氏‘耕读世业’的家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确定并流传下来的。”同样了解家族历史的牟氏十九代传人牟日宝说。    而这一家风的最大成果,便是造就了后来被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大财主”的牟墨林,国内现存最大地主庄园——“牟氏庄园”,便出自他之手。

  牟墨林时期的牟氏,在家业上达到了鼎盛。牟日宝说,牟墨林“打破了富不过三代怪圈,实现家业十代连兴”,还“常年无偿放饭救济民众,五代人用粮亿斤以上”,创造了“庄园不用一个家丁,却无一个土匪来抢”的奇迹。

  但是,在牟墨林去世(1870)之前,承载牟氏风光的那个古老民族,便以一种无比惨痛的方式,与世界进行了第一次“亲密接触”。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已经在自己的轨道上安然运行了数千年的中华帝国,在“外夷”面前节节败退。

  封闭的圈子被打破,时代变迁再次来临,牟家也在所难免。

  几百年来,世代随时代起伏的牟家再次迎来家族变动,而这个家族几百年来形成的不拘陈套、随势而动的血脉则更多留在了一个人身上,牟氏家族的第十九世牟宗三。

  牟宗三的乡愁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旗帜人物,牟宗三无疑属于整个世界。

  1909年,牟宗三出生于栖霞牟家疃村。当年祖上为了生计而迁入,但他为了追求更多东西,选择了离开。

  1927年,牟宗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得遇著名哲学家熊十力,牟宗三在中国哲学上大放异彩,影响远及海外。

  而早在1932年,牟宗三就与原配夫人王秀英结婚。1934年,长子伯璇出生;1937年,次子伯琏出生。据说,1947年,牟宗三任教中央大学时,曾托同乡好友回栖霞把母子三人接到南京,时逢家乡正在土改复查,家人害怕因此牵累,不予应允。

  1949年,牟宗三离开大陆去台湾。当时有人劝阻,牟宗三说,地球是圆的,怎么会回不来。

  未承想,这一去再没能回来。1958年,牟宗三在台湾与赵惠元女士结婚。而两地相隔,牟宗三也淡出了烟台家人的记忆。

  其实,在《五十自叙》中,牟宗三还深情回忆家乡的山山水水,认为那是自己生命中“最敞亮最开放的时节”,这里不但让他对生命有了最初的体悟,还导引他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奠一杯酒在坟前,坟中人的子孙们前后有序地排列着在膜拜。那生命不是隔的,通着祖宗,通着神明,也通着天地……”

  带着对生命的幽思,牟宗三在哲学这个古老领域越走越远,终成一代大师,也被族人们认定为“牟氏家族自敬祖籍栖霞迄今六百多年来,德业与成就出类拔萃者”。

  尽管牟家疃的人们隐约感觉到牟宗三的成就,但却心怀芥蒂,认为当年家里倾全力供养出的这个大学生,至死却没有多少“回报乡里”举动,实属不该,与以家族的光大延续为己任的“先辈名人”相比,算是异数。

  “他在外面名声再大,对我们村子、对我们来说,也换不来一所学校、一条路啊!”2月19日,牟家疃村一位牟氏后人说。

  而“文革”时,因为牟宗三的关系,身在牟家疃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却没少担惊受怕。

  “虽然不至于被拉去批斗,但我爸爸(牟宗三长子牟伯璇)和奶奶总有被歧视的感觉,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来。”忆及往事,牟红成叹了口气。

  不能给爷爷脸上抹黑

  1974年左右,牟宗三的二儿子牟伯琏在村委订阅的一份《参考消息》上,偶然看到一则消息,大意是香港大学一个名为“牟润荪”的教授到内地访问。这让他想起,此前牟宗三的一个学生,曾辗转留话给牟家人老师已经去香港的事。

  “我叔叔就写了一封信,内容好像只有一句话:牟宗三是否改名牟润荪?”牟红成回忆。

  后来他们才知道,牟润荪和牟宗三是两个人,但巧的是,他们都来自烟台,同在香港大学教书。前者很快将信交给牟宗三。

  历经一番波折,身在栖霞的牟家人终于等来了回信:“牟润荪是另一个人,牟宗三永远不改名,还健在。”牟红成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封信的内容念了出来。

  彼时,内地和香港解禁通邮才一两个月,信件寄发需要层层审批。尽管如此,牟家人依然欣喜不已,并想尽办法与这个“失散”已久的爷爷书信往来。

  2月17日,齐鲁晚报记者在栖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林新忠手里,见到了牟宗三写给家里的20多封信,内容涉及一些牟家琐事,还督促子弟“好好学习”。

  1984年,牟红成和叔叔牟伯琏终于来到香港,见到了“据说在外面名气已经很大的爷爷”。

  至今,牟红成对初次见面的情形历历在目,“我问他,如果我们不来找你,你会不会找家里?他提了提腰带,转过身哈哈一笑:‘我以为你们早死了!’”

  在香港住了50多天,牟红成并未如愿留下,因为“爷爷说他没能留在父母身边尽孝,我是男孩子,应该留在家照顾父母。”

  “他也知道,如果(‘文革’时)回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牟红成说,虽然他理解爷爷的难处,而且自己这一辈的几个兄弟结婚,爷爷都给了几百元的红包,但“总觉得他帮家里少,总不能光顾你自己在外过得好吧?”

  牟宗三留给牟红成最大的一笔“遗物”,是他的16本著作。

  父亲识字很少,即便高中毕业的牟红成,这些书也“只能留着,看是看不懂了”。

  而在给牟伯琏的信中,牟宗三就料到:“我那些书,儿孙无能读者,即保存着也无意义,其实也是保存不住的。将来只有保存于社会,社会上自有纪念者。”

  牟红成现在在果品批发市场经营一家苹果商行,牟家后人大部分也都还在村中过活,看起来已与一般村民无异。

  虽然没有像爷爷那样做学问,可是爷爷所给予的鼓励和教诲,让牟红成懂得了怎样做人、做事,“无论如何,都不会给爷爷脸上抹黑!”

  部分资料据《清代栖霞牟氏家族文化研究》(俞祖华、王海鹏著),《一家一个天——牟家疃村的文化变迁研究》(侯风云、徐冰著),《栖霞明公——牟氏望族》(牟日宝、牟珍著),《牟氏庄园三百年》(牟日宝、刘明久著)等,谨向上述作者致谢。

责任编辑:潘瑞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