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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王氏家族 “家声赫然,冠海岱间”

2017-08-02 13:53:00  作者:  来源:中国孔子网综合

  据《世德名流——明清时期诸城王钺家族研究》一文的作者王宪明介绍,在诸城各大家族中,论人口之多、分布之广、门才之众,首推王氏。一般人介绍诸城五大家族中的王氏,其实包括不同渊源的数支,本书中论述的主要是与王钺同一渊源且在诸城境内的王氏。

  王宪明告诉记者,在清朝康熙年间,王氏家族即已“家声赫然,冠海岱间”,历乾、嘉、道、咸长盛不衰。民国以来,军政界文艺界学术界人才,如过江之鲫。这个家族在文化创造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集群现象”,如王溥长、王心源、王秀南的古琴学,王绪祖、王希祖、王维朴的金石学,王统照、王意坚、王希坚的文学创作等。单看一个人,也许他们的成就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但作为一个群体,其成就和影响则令人惊叹。

  据了解,王氏家族中最为市民熟知的是近代王统照时代的诸城相州王家。诸城相州王家,被称为一个“神奇的家族”,在海峡两岸涌现出了六位著名作家。

  王氏一门的显赫,离不开他们相州王氏家族创立的私立小学。其中王氏家族的四位作家: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姜贵(王意坚)都在这所小学接受过初级教育;而王家的三个党派人物王翔千、王乐平、王深林在这所小学受过教育,也曾在这所小学任过教;王尽美等共产党人曾以这里为舞台,进行过不少革命活动。在现代历史上,从这个偏远的乡村小学走出的人才不亚于一所重点大学。

诸城王氏一祖墓遗址(资料片)

  最“识时务”的诸城王氏家族

  诸城王氏家族不温不火, 代有名流, 已持续了四百余年。

  这个曾经在清朝出过王锳、王钺等多位进士、官至显要的大家族, 在清末民初前所未有大变革之际, 竟然也未沉落下去。他们选择了家族一贯顺应世变的作风, 更多地参与到救国图存的爱国运动中, 与中国的命运共呼吸, 从而踩准节点, 让家族平稳渡过每一次时代更迭。

  从旧官僚转身革命党

  6月11日, 在诸城名人馆二楼, 所列的诸城名人中,相州王氏人员不在少数,王凤翥、王乐平、王翔千等,他们虽为同族人员,但却分属国民党、共产党,甚至两者之间出现了交集。

  “他们本是清朝中上层人士,但面临国家危难,都选择了适应新潮,为中国崛起,不被列强欺负而努力着。”相州王氏十九世王松魁介绍说。

  最典型的莫过于从旧官僚转变为新政客的相州王氏十五世王凤翥,在清朝时他的官衔是“监生,候选州同知”。

  “王凤翥受到维新思想影响,日趋开明。时逢清廷推行新政,王凤翥被推举为山东咨议局议员。”王松魁介绍说。

  在“废科举、兴学校”风气的影响下,王凤翥回到家乡,决心兴办相州王氏私立三等学堂。王氏捐献田,以地租作为学堂的创建基金及经费。1904年,该学堂成立,学制三年,王凤翥任校长,他广聘地方名士教授古文、历史,聘请外国传教士教授数理化及英语。因办学成绩突出,王凤翥曾获清朝学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山东大学(威海)王瑞华副教授告诉齐鲁晚报记者,相州王氏私立三等学堂的职员中有多位支持共和,武昌起义爆发后,王凤翥与人组织学生团百余人,配合民军司令王长庆驱逐清朝诸城县知县吴埙,宣布诸城县独立,并组织诸城县议会,成立了君政分府,王凤翥被推为诸城县议会议长等职。

  1916年,王凤翥由同盟会会员转为中华革命党党员,积极参加讨袁活动,为协助革命军进驻诸城县做了许多工作。

  “王氏私立三等学堂只办了一期,因辛亥革命、清廷垮台而停办。但这个三等学堂倡导救国图存对学生影响较大,出现了很多从事革命或者开启民智的人。”对诸城王氏有着深入研究的潍坊学院教授王宪明告诉记者。

  学堂的毕业生王翔千就是诸城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而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同盟会在山东》附录二《山东省同盟会会员名单》仅诸城王姓在会人员就多达九人,如王乐平、王鸣韶等。

  “王乐平对共产党山东支部的创立起过重要作用。他最后作为国民党改组派的核心人物,领导了一系列反蒋活动,最终被蒋介石派特务杀害。”王宪明告诉齐鲁晚报记者,“除了国民党员,王氏中还有很多共产党员,而且早早就加入了共产党。”

  王宪明细致分析过诸城王氏家族成员的生活轨迹,发现在清末的家族裂变中,王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人员,大多选择了顺应时代潮流,在某些方面甚至领风气之先,他们先是期待共和,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很快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做了很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从而让这个家族的很多人至今都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 

  道废则隐

  其实, 从明代后期开始, 诸城王氏就表现出“与时代同步”的倾向。

  明代末年政治腐败,王氏族人则不急仕进,只待清朝入关,在南方士子还没有充分参与到科场、官场竞争的时候,王家人就捷足先登。

  清初,士大夫或追随南明,或依违观望,或顾虑政治操守和民族气节,直到三藩平定之后,才开始与清朝全面合作。无论在野在朝,王氏族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表现出对明朝的留恋,这可能与他们没受多少明朝的深恩,反而亲历了明末的政治腐败有关。

  诸城王氏族人王锳弱冠补诸生,顺治五年(1648)戊子科山东乡试中第32名举人,次年中进士。

  自此,诸城王氏在清朝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仅顺、康、雍三朝,就进士辈出,他们为官有声,且文采风流,一时间让王氏声名显赫。乾、嘉时代,王氏科举仕宦的势头明显减弱,但靠着家族官员辈出的聚集效应,这个家族仍然能够继续书写华章。

  清朝嘉庆以后,世变日亟,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诸城王氏对清廷的态度也在改变、在分化。有人继续与朝廷合作,甚至甘心为清廷殉葬;有人道废则隐,采取不合作态度;也有人加入到推翻清廷、创立共和的会党组织。

  道、咸年间,诸城王氏出于家族传统和本身利益考虑,与朝廷合作还是主流。他们继续走科举仕宦的老路,一旦国家有警,也愿意“为王前驱”。

  1860年,太平天国军队攻陷杭州,克复苏州、常州,破江南大营,势头甚劲。清廷命令各地办团练,以军功激励民众。1861年和1867年捻军过境,抢掠诸城。

  捻党是产生于清康熙年间豫、鲁、皖地区零散的北方民间社团,乘太平天国全盛之际崛起于黄淮地区。1864年,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覆亡,此后四年间,捻军成为抗清主力军,但也抢掠城池,对百姓伤害较大。

  捻军后期,山东成为主战场。山东各地的抗捻行动中,出于自保,不仅有缙绅阶层,还有一般农民参与。捻军四次入境,但对诸城的损害都不大,这就有诸城王氏的功劳,文化名镇获得保全,王氏中王海澄和从弟王云湘的贡献最大。这也使得王氏得到褒奖,家族得以延续。

  由传统的科举到追求军功,时间划向清末,诸城王氏继续向前看,他们“咸与维新”,最终到参加颠覆清朝、创建共和的会党组织,在当地的政治思潮中一直领风气之先,这也是诸城王氏在辛亥以后的影响毫不逊色于清代的原因。

  最好的乡村教育

  诸城王氏顺应世变的作风看起来少不了“政治投机”的味道,在每个历史转折关头,他们大都能洞烛先机,与时俱进。而在这种善“变”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家族应举为官的上升路径。

  王氏后代著名作家王意坚在《姜贵自传》中介绍自己家族:“我家历代以招佃收租,坐享其成为主,而以应举为官为事业发展的唯一路径。直到废科举,兴学校,仍然方向不变。”以应举为官为事业发展的唯一路径,学而优则仕,“应举”的目的又是为了“为官”。为官之后,俸禄、养廉、规例,又可以广置田产,招更多的佃,收更多的租。

  明清以来,诸城相州王氏非常注重科举教育,除了建立私塾,还广延名师。到了清末民初,王氏私立三等学堂的建立,则显示了他们既想一如既往地重视后代教育,也要适应新潮流的复杂心理。

  私学的兴起,为诸城王氏的繁荣注入了力量,更成为他们直接参与各种党派,为美好中国而努力的培育地。

  王氏私立三等学堂所奉行的是洋务派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正是这种自由并包的气氛,使得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同时在学校得以传播,它的早期毕业生王乐平、王翔千分别成为国、共两党在山东的创始人,后来他们的家族子弟与学生王深林成为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

  辛亥革命爆发后,王氏私立三等学堂停办,但仍有部分教师坚持在自己家中为学生授课。1913年,恢复办学被王氏族人重新提出,当时只恢复小学班,改校名为“相州王氏私立小学”。这所小学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人才。相州王氏后代王志坚,从1929年到抗战爆发,一直担任相州王氏私立小学校长。王志坚任校长期间,对国语课进行改革,将人文教育与乡土教育结合起来,让小学高年级学生收集民间流传的故事、俗语、歌谣、谜语,作为练习写作的项目,颇见成效。在他的努力下,相州王氏私学达到鼎盛。

  “虽然是乡村私立学校,但每逢全县统考,却屡屡夺魁。他不仅在相州王氏家族教育中承先启后,在山东近代乡村教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王宪明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王氏家族的四位作家:王统照、王希坚、王愿坚、王意坚都在这所小学接受过初级教育,另两位王家的女婿:臧克家、王力虽然没在这里上学,但对他们影响甚深的夫人都是在这个小学上学的。在现代历史上,从这个偏远的乡村小学走出的人才甚至不亚于一所重点大学。

  臧克家诗集《罪恶的黑手》中,有作于1934年春天的六首诗《村夜》等,诗后都注有“于相州”。“那时候他正在相州王家做上门女婿,臧克家的前妻是王深汀,他的诗歌应该也受到王氏私立小学文风的影响。”王宪明说。

  诸城王氏的乡绅记忆  

  “从为本书写作进行的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到本书写作的整个过程,我感受最深、最被震撼的是诸城王氏乡绅集团对地方社会政治、风俗、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潍坊学院王宪明教授告诉齐鲁晚报记者。

  虽然经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狂飙洪流,诸城王氏对地方社会某些影响,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在王宪明看来,这首先表现在教育方面。明清时代,诸城王氏培养了诸城数量最庞大的科举、仕宦群体。与民国相始终的相州王氏私立小学,在诸城历次会考中屡屡夺魁,人才辈出。

  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以相州王氏为主导培育起来的重视教育的传统仍然深入人心。“我初中在相州中学毕业,师长中有不少相州王氏家族成员,1981年参加中考,最后统计结果显示,诸城总成绩前20名,地处偏僻的相州中学就有9人。”王宪明说自己也是相州一带重教传统的受益者。

  “光相州王氏我知道的从事教师行业都不下百人。”相州王氏十九世王松魁颇为自豪地说,过去家族对教育重视仍然持续至今,“百年树人,教育应该走在任何前面。”

  一直以来,王氏家族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关心宗族故里。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诸城连年灾荒,王沛憻在广西遥控指挥亲族赈灾,他给王沛恂、王沛隐等都写信建议,要求于城内施粥,并用“不有民,何有国?”来劝导家族中人救急灾民。

  “诸城王氏很多人在朝则为官,居乡则为绅。”王宪明认为,乡绅对政治管理的非制度性参与,可能影响行政效率,但却可以大大节约行政成本。明清朝廷命官,至县级为止。知县总揽大权,下设县丞、典史、主簿、训导等各一、二员,机构并不复杂。

  乾隆《诸城县志》卷九《田赋考》介绍“官俸役食”时写道,“共计一千八百二两七钱一厘四毫”。“白银价格我们一两折合三百元人民币,以此计算,清代全盛时期诸城全部管理成本,不过五十万元左右。管理队伍小,成本低,人民负担自然减轻。”王宪明说。

  何以会有如此小的管理成本,则在于传统的社会治理结构。县衙以下,并非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在县衙以下的基层社会,实际存在着三个非正式的权力系统:其一,是附属于县衙的职业化吏役群体,其中在编吃财政饭的不过数十人。其二,是里甲、保甲等乡级准政权组织中的乡约地保群体,他们不拿俸禄,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苦差,大多由平民百姓轮流担任,这一群体每县亦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其三,是由具有生员以上功名及退休官吏组成的乡绅群体。一般每县数百名上千名不等。“像诸城这样的科举、仕宦大县,清朝中后期,乡绅数量要超过千人。”王宪明说。

  乡绅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在于族内,还可以制约到地方行政权力的施展。在官绅合作管理的模式下,维持社会稳定实际上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明清时代诸城的“匪患”很少。而在几次捻军过境,抢掠诸城时,诸城王氏都积极抗捻保家,其间,山东巡抚甚至允许王氏以军法治乡兵,足见对其的信任。

  乡绅阶层本来品流不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风采和局限,像《白鹿原》中关中大儒朱老先生那样的人祥物瑞毕竟是极少数,农村民主自治,是一个长期艰巨复杂的历史过程,绝对不会和诗人描写的那样美妙绚丽。但古代官绅合作管理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王宪明希望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同时,也带来管理方式和管理文化的变化。

  但无论管理方式和管理文化如何变化,总带有当地地方大家族的痕迹,有时这座城已经与大家族融为一体,人们因大家族记着这个城,或因城记着大家族。大家族过去的光彩与风气总能从现在这座城寻找一些痕迹。

  走进诸城名人馆,一进门则是高大的舜雕像,就在二楼展示着不下5位诸城王氏的资料或者文物,王松魁说,只要市民浏览,他们就能感受到王氏曾经在诸城的影响,曾经为共和梦而奋斗,曾经为新中国建立努力,还有过去他们助学助人的故事,浏览后市民总会在心里留点什么,“哪怕再少,也有痕迹。”

  也许王松魁的描述正如同记者所遇到的,当记者与当地司机、酒店服务员聊起来时,他们都知道诸城王氏过去对诸城的影响,“大家族”、“重视教育”、“帮扶乡里”,他们也许不知道这种影响也波及了他们。

  家族解码:与多家八旗联姻

  清代“旗民不结亲”、“满汉不通婚”虽无法定明文,但满汉不通婚,几乎是约定俗成。满族统治者为了保持血统,也限制满汉通婚。直到1901年慈禧废除旧例。但在这之前,清朝前期、中期,诸城王氏就频频与旗人互有婚嫁。

  比如与旗人联姻的是王氏十一世的王垂绮和王增贤各娶了两位八旗闺秀为妻。八旗子弟大多奢华,当以处事低调著称的“老实”王家与几个八旗名族联姻时,其家风也出现豪奢的现象。首先是大兴土木,相州镇及王沛憻别墅所在的道明村,楼堂栉比,至今民间尚有“远看相州像诸城,近看道明似北京”之说。由于建造违制,被人弹劾,幸亏朝中故旧暗通消息,在调查人员赶来前拆除。

  诸城古琴奠基者

  诸城王氏王溥长是诸城古琴奠基者之一,关于他的师承无可靠资料查询。但他带动族中很多人学习古琴,并形成古琴世家。家族中王作桢是承先启后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奖掖诱导后进学琴,创立诸城派第一个琴社“东武学堂”免费传艺。经过辗转相传,后来其门人弟子已发展到上百人。其中成就、名声最著者为王熙麟、王露。

  在清末民初诸城琴人中,王宾鲁是最有艺术家气质,同时个性也比较矛盾的一个。他尊崇大雅元音,而不免流连绮丽小调;他告诫弟子不要贪杯,自己却唯酒无量,并有可能死于酒精中毒。他早年还进青楼教琴,不过晚年执教南京,没有见到他涉足秦淮画舫的记载,这既是他勇于改过的表现,王作桢、王露等师友的规训,可能也产生了一定作用。

  王作桢有时还亲自选材监制古琴。其最得意之作是一张仲尼式百衲琴,龙池内有墨笔题字:“诸邑东南有庐山焉,上有枯桐一株,同治秋被雷击碎,中有大蝎一只约尺许,余于灰烬中择取佳木一片,诸多补缀,始成此琴,爰名‘百衲’。故志之。”

  热衷金石学

  诸城王氏有王锡棨、王绪祖、王维朴父子祖孙三代金石专家之外,一般的金石爱好者、收藏者还有很多——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家族文化环境,才产生了王锡棨等名闻天下的金石名家。

  王维朴还对金石学的家学进行总结,《诸城王氏金石丛书提要》。在王维朴留学美国之前,曾在天津出售了一批家藏文物——主要是刻石,其中有的藏品甚至辗转流出海外。如后秦《辽东太守吕宪墓表》,为王绪祖在天津所购端方藏品,被王维朴出售后,辗转为日本江滕氏所藏。北魏《高洛周七十人造像记》,亦为王绪祖所购端方遗物,今藏法国巴黎博物馆。对与王维朴出售文物,收藏界颇有微词。王维朴对此做过解释。

  王维朴在乱世出售文物,化整为零,客观上有利于文物保存,不至于像同乡前辈赵明诚李清照,甲海内之收藏,因流亡而抛弃殆尽,有明哲的一面。至于他说出售文物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文物,也不尽然,他出国留学的盘缠,得益于文物出售者也不少。 

  研究者说:诸城王氏  与时俱进人才辈出(王宪明 潍坊学院)

  明清时期,诸城王氏(主要指诸城相州王氏)造就了诸城最大的科举、仕宦群体,辛亥以来军政文教界闻人,仍然为诸城乃至山东各大家族之首。这个家族最明显的特点是顺应世变,与时俱进。

  明清科举考试,诸城王氏士子于儒家《五经》,多专攻《周易》。而《易》学自先秦两汉之际,便为诸城显学。现在通行的《易经》文本,由齐人田何手定。而田何之《易》,受自战国时孙虞(字子乘),传于汉初王同(字子中),皆东武(即今诸城)人。据诸城媳妇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宋代诸城赵氏也家传《易》学。《易》学的基本精神就是与时俱进,诸城王氏家族善于顺应世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家族的整体成功转型,证明这个家族,不愧《易》学之乡的《易》学世家。  

  诸城王氏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勤俭敛抑,急公好义。《清史稿》称诸城王氏为“老实王家”。“老实”者,不逞势,不炫富,诚信待人也。古有“富不过三代”之说,是说富贵子弟,易于骄奢淫逸,忽焉衰落。相州王氏持盈保泰四百余年,家声不坠,得益于“老实”二字,有《周易》“劳谦”之吉而无“鸣豫”之凶。“老实”克制私欲,自然扩大公心。在诸城历代县志中,赈灾行善,总少不了王氏身影。清咸丰年间捻军两次过境,王云湘组织团练自保,山东巡抚重其才,“给札许以军法治乡兵”,王云湘弃置不用,宁以恩信结人,卒得乡党死力,保全桑梓。

  诸城王氏第三大特点是弓冶相承,集群效应。家族重视教育,资源共享,后先继武,言传心授,人才出现明显的集群特点。且不说明清二十一进士、六翰林、四解元、两左都御史、十三知府、三十一知县,只看近现代以王锡棨、王绪祖、王希祖、王维朴为代表的金石家群体,王溥长、王作桢、王熙麟为代表的古琴家群体,王翔千、王乐平、王叔铭、王深林为代表的军政界要人,王统照、王意坚、王希坚、王愿坚代表的作家群体,也已令人赞叹。单看一个人,其成就也许不特别引人注目,但作为一个个群体,其成就和影响则令人惊叹。

责任编辑:李晓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