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儒学的创立者，孔子也曾受到“气以实志”思想的影响。《大戴礼记·四代》载孔子言：“食为味，味为气，气为志，发志为言，发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载义而行之。”这里“味为气，气为志”与“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实际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说明孔子对于“味”、“气”对于“志”的影响给予了充分重视。所以孔子对于饮食很注意节制，“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论语·乡党》）“食气”指五谷之气，“人食肉多，则食气为肉所胜，而或以伤人。”（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三）孔子对于饮食也很讲究，甚至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论语·乡党》）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就在于饮食是周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时被看作君子道德修养的体现，同时也因为“味以行气，气以实志”，饮食直接关乎人的意志活动。重视对食物的节制，保持气在身体内的动态平衡，有其合理的一面，特别是对于养生而言。但过分夸大“味”、“气”对于“志”的影响，便会取消“志”的主动性，发展为道家一派自然无为，反对以心使气（《老子·五十五章》：“心使气曰强。”《庄子·人间世》：“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的思想，而这恰恰是孔子反对和不能接受的。所以孔子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并不在于他延续了“气以实志”的传统思想，而在于他突出了人的理智，主张根据血气的特点对其掌控、调配。“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里的“三戒”便是要对血气进行适当的节制、干预，使其纳入理性的轨道，实际包含着“以志帅气”的思想。以后孟子提出“夫志，气之帅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得师，莫神一好”（《荀子·修身》），均是对孔子“三戒”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孔子还提出仁，主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仁是自主、自觉的道德意识，也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和理想；仁一旦落实在生命中，便会产生崇高的使命感和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可以说，在孔子那里，仁不同于智且高于智，只是仁与气的关系如何，还是一个没有被论及的问题。

　　在上引《周语下》的文字里，单穆公除“味”之外还提到“声”，认为“声味生气”。如果说“味”补充生命能量，更多地是与血气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声”则影响到人的情感变化，主要是与喜怒哀乐等情感活动联系在一起。在古人看来，这也是一种气。郭店竹简《性自命出》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可见，喜怒哀悲也是一种气。这种气主要指情感活动的基础和动力，可称为情气。竹简《语丛一》说：“凡有血气者，皆有喜有怒，有慎有庄。”说明血气与情气既存在联系，又有层次的差别。喜怒哀乐虽然是一种自然情感，但往往与礼乐的伦理实践联系在一起。竹简《性自命出》说：“道始于情”，“礼作于情”。即是认为礼是根据喜怒哀乐等情感制定的。但又主张“始者近情，终者近义”，要求在情感与礼仪之间达到平衡。子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第一章》），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可见古人不仅要使血气在身体内达到动态的平衡，同时也要使情气得到自然的发抒和表达，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仪”，而实现这一点，便要靠“心”、“志”的理性能力以及礼乐的伦理实践。

　　二

　　作为思孟学派的集大成者，孟子对“志”、“气”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他著名的“浩然之气”说，这集中体现在《孟子·公孙丑上》的“知言、养气”章。在该章中，围绕“不动心有道乎”的问题，孟子首先评论了北宫黝、孟施舍通过“养勇”、曾子通过“守约”以及告子通过“义外”而达到的“不动心”，接着又对“志”、“气”问题展开了讨论。孟子认为：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孟子这里的“志”乃是结合着心而言，实际指人的理性能力。赵岐注为“心所念虑也”，朱熹释为“心之所之”，均指明了这一点。而气则应是指血气、情气，赵岐注曰：“气，所以充满形体为喜怒也。”（《孟子章句》卷三）基本是正确的。不过孟子虽然肯定“志”对“气”的优先地位，认为志“为气之将帅”，而气“为志之卒徒者也”（朱熹：《孟子集注》卷二），“志之所至，气即随之而止”（焦循：《孟子正义》卷三）。但这里的“志”与“气”仍是二分、对立的关系，故其修养方法也是“持其志，无暴其气”两项，而不是“持其志”一项。对此，公孙丑表示不解，[ 当代学者也有对此表示疑问者，如陈拱先生认为：“孟子既然以志为统帅或至极，气为从属而必次于志，则工夫必只在持志；人能尽此持志的工夫，则气自然可矣无暴；何以又须再言无暴其气？而事实上，……‘无暴其气’一语，只是孟子循心、志与气之分解方式而来的一种虚说。”见《论孟子之不动心与养气》，《东海学报》第5卷第1期，1963年6月。]故提出：“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孟子解释说：

　　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有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在孟子看来，“志”虽然可矣支配、调控“气”，但“志”与“气”仍是二不是一，“以志帅气”终归是从“气”之外来控制“气”，故时时有中断之虞。当“志”专注如一时，固然可以决定、影响“气”，而当“志”有所松懈，或“气”被外物扰动，专注于一点时，又可以动摇、影响到“志”，“如人颠踬、趋走，则气专在是，而反动其心焉”（朱熹：《孟子集注》卷二）。所以在“持其志”的工夫之外，还需要有另一套工夫，自“气”以言“气”，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无暴其气”，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志”、“气”对立、二分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他的“浩然之气”说。公孙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