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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儒王闿运与学生宋育仁的君子之交

2017-07-27 10:28:00  作者:蒋蓝  来源:华西都市报

 

王闿运 

  大儒王闿运入主成都尊经书院、开启蜀学新风。尊经书院的学生众多,最突出的是廖平、宋育仁(芸子)和杨锐,才俊中有“院中八景”之称(见丁治棠《仕隐斋涉笔·卷七》)。但是,有其师未必有其一成不变的弟子。

  王闿运认为“富顺才子”宋育仁的文章最好,日后必有大作为。与对廖平的态度相左,他更喜欢这个淳朴而恭谨的学生,他甚至爱屋及乌地把对宋育仁的看法讲给唐友耕听,暗示宋育仁经济情况不佳,何况遭受了一次意外变故。

  宋育仁遭到了什么“意外变故”?《湘绮楼日记》没有详细记载,但从王闿运的书信中就可以得知真实情况,并把四川提督唐友耕扯了进来。

  训诫宋育仁王闿运宛如老吏断案 

  宋育仁(1858-1931),字芸子,号芸岩,晚号复庵、道复,四川自贡市仙市镇人(原属富顺县)。新学巨子,维新思想家、一代杰出报人。

 

宋育仁 

  宋育仁初读尊经书院时,尚住在陕西街旅社里。某天突然被窃贼光顾,盗走了他本就菲薄的行囊衣物,这让他大受刺激。王闿运得知后,在宴请中把此事告诉了唐友耕,这就引出了唐友耕为宋育仁嘘寒问暖送上大把银子和衣物的后话。

 

尊经书院试卷 

  从王闿运致宋育仁的回信来看,显然宋育仁写了一封给老师的致谢信,连同唐友耕送来的物品,根本不屑于开启,一并交到了王闿运家。从礼数上,王闿运对学生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对他某些天真的想法不以为然,加之他“语多悔愤”,更鉴于“儒者处世未能坦怀而多有物累”,于是写了这封长信予以开导。开头就讨论了由小及大之“贼”,王闿运宛如老吏断案,采用了顶针回环之笔法,烘云托月:

  今世政废久矣,尝以数大臣共守江南名都而忽然被盗,又尝以七卿四相诸司数千百人共守一京师而忽然被盗。天下之有四川,四川之有省城,省城之有陕西街,陕西街之有客店,客店之有宋孝廉,宋孝廉之有衣箱,衣箱之有衣,诚不可云太仓之一米矣。一旦被盗,而曰有司之责,何其重视有司乃至于此耶?然既告之闿运,闿运固非有司之比也。遣一能缉捕者侦之,而唐提督乃与闻其事焉,非其无因而横相干也。唐提督侦之而惧我之穷其事,则谢曰是不可治,牵涉多矣。吾适有衣可偿,则未知盗者之即为唐提督所遣耶?抑别有有力者主之而不可诘耶?(马积高主编《湘绮楼诗文集》第二集“笺启卷第一”,岳麓书社2008年11月1版,83-84页) 

  王闿运明知道这区区盗窃案与唐友耕无关,但他用了一个“大胆的假设”,直问宋育仁:如果这一盗窃案是唐友耕或者另外的大人物主使的,你又该怎么办呢?

  接下来,王闿运自问自答,等于告诉了学生一种处世哲学:唐友耕看在王闿运面子上,为你送来了衣物,“受其衣,答其意;不独答其意,我之所求在此也。”那么“偿于盗与偿于官、偿于友、偿于路人,有以异乎?”既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那么唐友耕赠送的衣物,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须接受的。王闿运干脆挑明了实质:他不是重视你宋孝廉,而是重视我对他的看法。这也体现了湘人在礼仪上的深湛觉悟。

  唐友耕固然渴望结交儒者名士,你明白了这个目的,也应该投桃报李,而不应该一味谢绝,这就等于得罪了对方的一片好意。

  但王闿运对宋育仁退回唐友耕赠送的数千银两却大加赞许。“辞其银,示之义;不独示之义,且以杜其后日无穷之求与一时自得之一意,以为凡武人、官人而有财者,必意揣天下之儒生、文人皆好利而忘义。故凡与世人交,不可受其铢两之赠,非矫激也,受之则彼轻我而交不终,亦全交之道也……”

  王闿运语气一变,总体分析了学生的举动:“两俱受之,两俱还之,如吾弟今日之所为,亦绰绰有裕。而至谓其无重士之道,与悔其往见之辱,这大谬于情,而亦不安于义。”

  通篇数千字里,这是一段分量最重的训诫!

  弟子的狷介并未扭转王闿运的交友眼界 

  该如何安顿“情”与“义”?

  因为宋育仁认为,唐友耕送礼之举是有违“重士之道”,而且他竟然认为,自己必然应该去武夫的官邸答谢,就等于让儒者受辱。王闿运毕竟清醒而豁达,又予以敦敦教诲。他认为,唐友耕的“重士之道”还是真实的,不要妄加比附,那些表面上比唐友耕看起来更为敦厚的君子,哪天发迹了,“一阔脸就变”了,说不定他们还不如唐友耕呢!

  末了,王闿运提醒学生:“海内甚大,斗室甚宽,一日甚长,百年甚促,不求孔、颜之乐,而作窘迫之囚,盖其犹循俗情,未闻通论。”渴望学生将纸上学问与知人论世“打通”的希望,想来对宋育仁是振聋发聩的。

  孟轲《孟子·万章上》就称:“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一介不取,取伤廉,这个意思很好理解;一介不与,与则伤惠。什么意思呢?“一介古来难取与,先生伤惠我伤廉”,但大人先生未必因为馈赠就伤及其庞大的储备啊,那正是他们的“义”之所在。宋朝诗人虞俦在《和郁簿述怀古风》里说,“平生一介重取与,邈祝不义如云浮”,显然也和宋育仁一样,均是书生之论。

  从这些情况来看,贸然送礼的唐友耕还蒙在鼓里,尚不知由此引起了师生之间的一番议论。看来,他的送礼结交文士之举,也起到了意料不及的效果。由此,书生宋育仁才开始明白何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了。

  宋育仁与老师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王闿运逝世前夕。在王闿运保留下来的书信里,他与宋育仁的通信有十封左右,是尊经书院所有学生中最多的。

  王闿运对钱的看法无疑是深得儒者中元的:“残年催迫,门无债主而囊有余金,此足傲曹国夫人,不独夸示画界钦宪也。”

  可惜的是,弟子的狷介,并未扭转王闿运的交友眼界。见过大世面的他,长袖善舞,与唐帽顶依然打得火热。以至于他在日记里又感叹应酬之多,使自己不胜其累。

  那时王闿运的女儿们就像要给他作对一般,妻妾们生产的多为女儿,这让他的经济处境十分不妙,他有四子十女,因而有“多女累于多男也”的感叹,这个子女情况,与唐友耕很是一致。但王闿运坚持了儒者的最后底线,不接受官人的银子馈赠。他不时受邀到唐府,酒酣耳热之际纵横捭阖,纵议天下。他心雄万夫,在致宋育仁的信里曾经自谓:“青油幕看人面,未若鸦片灯前读我书”。让唐帽顶恍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渐知学术妙境。唐友耕后来做出决断,十几个子女不要习武一律猛攻诗书,少闻窗外事,为此还聘请家庭教师辅导子女。唐友耕为每个子女准备了2000余亩的巨额田产,解除了子女治学无力治业之虞。

  饱受战乱的四川在西学东渐大势波及下,蜀地学者开始注重书籍的刊布,当时校对、刊印古籍之风在成都蔚然成风。受此影响,唐帽顶亦步亦趋涉足出版业,后来“大关寿考堂”点校出版的书籍享誉出版界。

  追忆唐友耕王闿运写下拔高人性之文 

  当时王闿运一直在成都与湖南之间穿梭。当他首次去唐府致悼后,再次从湖南回到蓉城,不久收到张中丞送来的一桌“燕席”。张中丞乃张兆栋(1821~1887年),字友山,山东潍县人,时任四川按察史。光绪十年一月十一日(1884年)的《湘绮楼日记》记载说:“张中丞送燕席一桌,不知何人所送,而以诒我,不可辞谢,勉强受之。方与吟梅谈宦游物候之诗,高吟欲咏,而人事相扰,有类催租也。此席拟以奠唐泽坡,盖去岁欲祭未果者,家眷既不至,故宜了此一段。梅兰香发,胧月不寒,极佳光景也”。(马积高主编《湘绮楼日记》“光绪十年”,岳麓书社1997年1月1版,1298页)

 

《湘绮楼日记》 

  这暗示了官场“击鼓传花”游戏。一桌宴席送来送去,终于在王闿运处无法再流传了,只好再做人情,但他也消受了其中一部分菜肴,这让他心情大好。在古语中“燕席”通“宴席”,未必是专指燕窝席,但此处的燕席却是燕窝席,因为晚清四川官场一直有赠送燕窝席的奢华传统。

  王闿运毕竟是甚重礼仪之人,“此席拟以奠唐泽坡”,于是第二天“辰起至唐家上香”。由此可见,个中情义远非“秀才人情纸半张”可以终结的。可惜的是祭奠场面让王闿运感到有点不妙:他是去专门祭拜唐友耕,发现闻讯而来参与祭拜者不过一二个。他于是被唐家请到别室吃饭,等候诸位前来祭拜者。来的人主要是来追随看望大儒的。既来之则安之,对那些人,大儒是一副可见可不见的神情。

  唐帽顶死时,远远赶不上骆秉章死时四川“人民千余,入署一哭”的宏大阵势,但文人周询在《蜀海丛谈》里称,对唐提督之死,成都也是“人争惜之”。

  唐友耕死后逾年,由于丁宝桢的奏章,“朝廷追念前勋,命附祀占威烈公专祠。旋又命图像紫光阁……公殒甫廿年,宅即易主矣。”((《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194页)就是说,唐友耕挤在前任提督占泰的专祠里分享香火。《清实录》记载,“以保障全川有滟卑大局。予故云南提督唐友耕于四川省城建立专祠。事迹宣付史馆立传。从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请也。”这显然是辛亥革命前夕之事,最后到底把唐友耕的专祠建在哪里,无考,我分析是在肥猪市的唐家花园。

  王闿运应唐家之邀,撰写了悼念文章。一是《唐帽顶碑》:“帽顶,哥会头目之称也。唐立功名,官极品,蜀人但知唐帽顶。奸宄不敢发坟,从俗以旌之。”

  帽顶之称,不但得到了唐家首肯,也迎合了官场、市井对唐友耕的默许。这让我感到,英国作家威廉·赫兹利特所言“绰号是魔鬼能够投向一个人的最重的石块”论断,对于唐友耕来说,他显然把这石块变成了垫脚石。

 

尊经书院廖平书法 

  唐家后人对我回忆,大墓碑正面,刊刻的是王闿运的一篇具有超级马拉松标题的道德文章:《皇授建威将军提督云南全省军务节制各镇奏署四川提督额莫克伊巴图鲁唐君碑铭》,是干净利落的制式文字,就像王闿运写过的上百篇针对贵人的“墓志铭”一样,还尽力歌颂了唐帽顶的勇毅与果敢。他罗列出的传主事迹,与《唐公年谱》颇有出入,显然王闿运除了从唐友耕处得知经历,他还利用自己在川广阔人脉补入了新材料,显得较真实:

  君讳友耕,字泽坡,昭通大关人也,故名大明。年十二,以幼丁入营。父讳仁义,道光初年功拔外委把总。咸丰兵寇,滇回叛援。家有名马,厅酋涎焉。侍其迎妇府城,夜往劫。赠公出御,猝婴凶刀。旦归报官,官惧不捕。遂独身寻仇,斩头告墓。亡命金沙,反破其家。侍间复还,携妻负母,奔进两年,豪杰知名…… 

  在“遇上官作奴、候过客则妓”的官场,唐帽顶见上官如鸡啄米,见异端则是雷霆出击。大儒没有忘记把唐友耕的荼毒生涯拔高到爱国的高度,虚拟其准备抗击外侮,“志在法俄”。写作这篇颂德光荣榜,获得的润笔想来不菲。可惜的是,这个耸立在成都肥猪市一带的墓碑与大坟在1950年拆除时,无人想到拓下王闿运的手泽予以保存,真是可惜。

 

尊经书院廖平书法 

  王闿运尊经书院弟子中以廖平成就最大,但廖平远非倜傥的老师所喜欢类型。廖平口讷,曾漏液抄写宋人之作,而王闿运是不屑于此道的。某马屁精给王闿运送来一个仕女,王闿运在《日记》里就有“况氏送来一婢,神似井研廖生。年十五矣,高仅三尺,即挥之去”的记载,可见廖平的外形多么损害王闿运的审美。有人推荐廖平管理尊经书局,王闿运也不同意。廖平晚年曾经这样评价王老师:“湘潭长于文学,而头脑极旧,贪财好色,常识缺乏,而自持甚高,唇吻抑扬,行藏狡狯,善钓虚誉。故其学说去国家社会最远。远则遨游公廨,不为所忌,依隐玩世,以无用自全。”(见《吴之英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版,103-104页)学生对老师有这番评价,足以看出师生都在误读对方。

  原标题:君子之交 宋育仁与王闿运

责任编辑:宋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