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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游学讲究多 游学派巅峰人物非孔子莫属

2017-08-07 15:24:00  作者:  来源:中国孔子网综合


著名画家郭德福所画的《孔子周游列国途中讲学图》反映出游学现象在我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
  不知何时,“游学”二字倏地就时尚了起来。出门远行,和山水亲热,吞吐外埠菁华,有些人就会感到自己陡增出若干的智慧,然后再招呼伙伴一同游学,把自嗨升级成群嗨,如此游学其实更像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为了正本清源,我们有必要将“游学”概念的历史渊源拉扯拉扯,展示一下“游学”的户口本。
  游学在古代的四类记载
  游学在现代文化中的形象,已经被约定俗成为——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到另一个全新环境里学习和游玩,既非单纯的旅游,也不是纯粹的学习,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寓教于乐。它的内容贯穿了语言学习和参观游览,介于游与学之间,同时又融合了学与游的内容。现代教育意义上的游学,是20世纪随着世界和平潮流和全球化发展进程而产生,并逐渐成熟的一种国际性跨文化体验式教育模式。大中院校、社会机构和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单位通力合作,面向国内外青少年,开设游学课程,积极鼓励并正确引导青年学生,到人类不同文明的文化环境中去探访、并沉浸其中,通过亲自体验而学习和理解非本地的文化历史传统。现在火透荧屏的综艺真人秀《爸爸去哪儿》,大概能算作光环缭绕的游学明星幼儿版吧。
  古代对游学的定义是神马,可能和现代人的想象大相径庭,记者翻查资料,看到有四类直观描写:游侠和儒生;从事游说的人,《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写道“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说的就是苏秦张仪这样的专擅合纵连横的国嘴大咖;离开本乡到外地求学的人;宴游与学习的人。泡泡饭局吃吃喝喝也算游学?可是司马光点头说Yes,《资治通鉴·汉元帝建昭四年》里说的明白,“游学,游谓宴游,学谓讲学”。司马光都说是,别人就认了吧。
  游学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教学方式,分为教师周游讲学和学生出外游学两种。纵观历史,尽管历代对游学的政策不同,但游学现象在先秦到清朝的历代史料中仍有所记载。孔、孟、荀等大教育家都曾在周游列国中教育学生,战国时期的权臣养士,士人游学以结党盛行一时。西汉经学家郑玄也是“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地”。对古时各大学派的教育家来说,周游讲学是他们传播其教育思想的方式之一。从史料来看,游学在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就开始盛行,此后各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游学的现象。对于文人学者来说,游学四方可能就成了一张镀金的名片,一旦拥有,风光得很。
  游学派巅峰人物非孔子莫属

汉画像石上“孔子见老子”场景 (山东嘉祥境内出土)
  古人有个绵延至今的优良学习传统就是去云游四方,拜访各地知名学者,仆倒行礼,愿充门下,或是当面请教不解难题,即便未结师生之缘,也是你来我往,彬彬有礼。等去了许多地方、拜访了许多有学识的人后,终会学到有用知识。古代学子云游四方非常辛苦,不像现在可以借助网络,做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闻。但知识这东西并不是你知道就行,现代人一般不是去探求知识的本源,只是了解知识,未做到融汇贯通,不像古代学子那样一叶知秋,说明现代人做学问只是堆砌知识,而没有得到最深的智慧。真正的知识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是人与外界的和谐,是真正了解事情本源的东西。耳提面命也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给了学习者一种对于知识的态度。这一点是需要今天的人学习的。
  越是高级的事物,越是会跨越地域、种族,形成全世界共通的标准。像游学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最为传统的一种学习教育方式。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游历,也透露出古代东西方游学交流中蕴涵的丰富信息。中国民间自古以来,格外看重游学对人格养成和知识形成的引导作用,孔子率领众弟子周游列国,增进弟子学识,培养弟子品质,开阔眼界,而且在游学过程中,事事皆有启发,可谓处处皆为吾师,即便是大儒孔圣,也会遇到“两小儿辩日”这样的醍醐灌顶。这样机缘偶遇的造化,一定是游学途中才能遇上的幸运。“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为后世留下传承至今家喻户晓的教育古训,它所带来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孔子周游列国,被视为游学精神的鼻祖,海外游学的宣传册也时常抬出这位老祖宗,以示源远流长。但孔子和他的学生们所经历的艰辛困苦与人生体验,显然是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型游学无法望其项背的。孔子在游历中体悟人生,并将种种体悟传递给追随他的弟子,兴之所至,便在杏树下开坛讲学,杏花纷飞处,渐渐有了《论语》,有了“杏坛”。这幕天席地的课堂,如同佛经中拈花微笑的刹那,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处最富于诗意的一页。
  古代学子远游为了什么?

明代王世昌绘《山水图》中结伴出游的场景
  不只孔子,先秦时期的“子”级人物无一不是“游”出来的,墨子、庄子、孙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全都是著名“游士”。
  到汉魏时,读书人游学之风更为盛行。这一时期,最典型的人物是二十四史之首《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20岁即开始远游各地名山大川,从当时的京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在南郡(湖北江陵)渡江,抵达长沙,来到屈原自尽的汨罗江江边,凭吊诗人……历时数年,司马迁把大半个中国都“游”了。
  与现代学生暑期游学目的不同,古代学子在科举取士确立以后,大多是为了功名前程而离乡远行,遍访名师。如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等“唐宋八大家”,均有丰富的远游经历。南宋诗人巩丰《送汤麟之秀才往汉东从徐省元教授学诗》,描绘了古代学子远行求学的心态和不易:“士游乡校间,如舟试津浦;所见小溪山,未见大岛屿;一旦远游学,如舟涉江湖……”当然,古代学子除了“求学”、“求仕”,只为“游山玩水”的也不少见。
  那么,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如何远游?有条件的可以乘车骑驴,更多的是步行,即所谓“徒行”,以完成游学计划。从史料所记来看,大多数读书人都是“穷游”。孔子当年去拜访老子,就是鲁昭公赞助了他一辆瘦马破车。
  古人出行要带哪些东西?

明代仇英绘《清明上河图》中出行场景,骑驴、背袋、挑担均有。
  古人出行一般会随身携带上哪些东西?这里,以战国时著名的论辩家苏秦一次远游为例,来看看先秦时的旅行“装备”。《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条有这样的描述:“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这段话的意思是,苏秦身上的黑色貂皮衣破了,百斤黄金也用光了,没有费用,只得离开秦国回家。腿上缠着裹腿布,脚上穿着草鞋,身上背着书籍,肩上挑着担子……
  据此可知,苏秦行路至少带了三样东西:一钱财,黄金百斤;二学习资料,书;三收纳用具,橐。这三样东西是古代读书人远游的基本需要,在现代亦然。
  古代不像现在,带着一张银行卡就可行走天下。古人一般要根据路途的远近带上足够多的盘缠。苏秦带上的现钱不少——黄金百斤,但最后也未够他一路开销,在游说秦王没有成功的情况下,只好离开秦国回家。而学习资料同样是古代读书人出行必备,这也是游学与商人外出做生意即所谓“行商”的不同。先秦时的书本都是竹简木牍一类,比隋唐以后普遍使用的纸质书籍要沉很多,在无车可乘、无驴马骑的情况下都要背负肩挑。橐则是古代远行又一必带之物。所谓“橐”,即口袋,在没有箱子的情况下,口袋是装带旅行用品最好的用具。
  古代旅馆、饭店不发达,偏远地方根本找不到吃饭的地方,所以还要带着铺盖、锅碗等,如孔子出游就是带着锅灶上路的。从《战国策》所记来看,苏秦远行所带东西还是不少的,但最后仍是相当狼狈:“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归色。”实际上,苏秦并不是最惨的,游士最后靠沿途乞讨生活、沦落为乞丐的也不少见。唐朝文人白行简的《李娃传》记载,李娃曾“巡于闾里,以乞食为事。”所以,为防止路上断炊要饭,古人远行时尽量将用品带全带足,这就是所谓的“穷家富路”。有条件的读书人会带个仆人,或是雇人肩背担挑,或雇一头毛驴驮运行李。如果雇不起人,又没有牲口,那只能自己当驴使,远游者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驴友”。
  古人出行用带“身份证”吗?

唐朝西域石染典过所(通行证),195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
  除了日常用品,古人出行一般还会带两样东西,一是“节符”,一是“地经”。“节符”在先秦时已开始使用,相当于现代的身份证、通行证或单位证明。“节符”其实是“节”与“符”的合称,乃两种不同形式的凭证,后来也称“传”、“所”或“过所”。古人出门远游如果不带上“传”、“所”这类证件,会遇到很多麻烦。唐代诗人元结《欸乃曲》一诗曾描绘过在湘江上夜里被查问的情形:“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
  关于查验“身份证”,先秦时已有规定。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从中便发现了《游士律》:“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此律可以说是中国最早一部旅游法规,其大概意思是,如果旅游者丢失了通行证明,要交一身衣甲的罚款,到年底时统一征收。《大唐六典》中的规定则更为具体,各地检查站(关防)的长官要切实负责起查验工作:“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必据过所以勘之。”如果冒用他人过所,或是不应该持有的持过所者,要判处徒刑一年。
  古人出行必带的“地经”,就是里程图。地图在中国早已有之,但专门用于旅游的地图,似乎在唐宋以后才流行于民间,到明清时已成为古人出行必备。据元人李有《古杭杂记》,南宋时的临安(今杭州)街头,已出现与现代一样的场景:有人专门卖旅游地图:“驿站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有人以此场景题壁:“白塔桥边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较中原有几程。”这是嘲讽无心收复中原失地的南宋朝廷的,但间接透露了当时的旅游地图已绘得相当精准和实用。此后可供旅游参考的地图很多,如元朝有《舆地图》、明朝有《九边图说》、《广舆图》,清朝有《大清一统舆图》等。这些地图,在方便出行的同时,也刺激了古代旅游业的发展。此外,古人有时还会带上“行路指南”等旅游指导类书籍,如《一统路程图记》、《水陆路程》、《士商类要》、《图像南北两京路程》等,出行时遇到问题可以对照一下。
  古人出行有什么讲究?

古人骑牛出行
  古人出行对自身的安全极为重视,因而形成了不少禁忌。古人迷信地认为,旅途有神灵,称之为“祖神”,民间视为“行神”,也叫“道神”、“路神”。古人心里的行神,一说是共工之子修,一说是黄帝之子嫘祖,不论是谁,他们都喜欢远游,最后死于旅途之中,由此成了路神。所以,古人在远行前会在道路边祭祀一下,以求得旅途平安。
  古人出行另一特别之处是喜欢择日子。因为路上有在四方云游的“噩神”,故出行时要挑好日子,以避之。一般来说,古人有“七不出,八不归”的讲究,即不选择在阴历初七、十七、二十七出行,回家时则避免在初八、十八、二十八这三个日子动身。据说这一风俗的形成源自封建时代休妻“七出”和谐音“不(八)归”有关。
  在远行时节上,古人也很在意,早期有“六腊月出门,神仙也遭难”一说。“六”指阴历六月,正处炎热的夏季,腊月则太冷。在交通条件不好的古代,大暑天和大寒天出门确实困难很多,连古代官员升迁就任都要避开,有“五月到官,至免不迁”的规矩。
  对于不同年龄的远行者,风俗上也有不同的要求。如“老不上北,少不上南”以及 “老不入川,少不游广”、“老不走新疆,少不走苏杭”等。而且古人大多喜欢结伴出行,“一人不上路,二人不看井”。这是为防止旅途中遇到不测时,可以相互照应。
  显然,上述不少说法纯属封建迷信,而且非常愚昧,但迷信的背后是一种善良的祈愿,这种避凶求吉的愿望,今天的远行者也是非常需要的!
责任编辑:肖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