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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儒家道统思想谱系

2017-11-09 10:40:00  作者:郑文丰  来源:贵阳日报

秋风

秋风

  “从历史上看,为了好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秩序,中华民族一直在探索、转型。”在筑城新一期的“知行讲坛”上,主讲嘉宾、著名学者秋风先生开门见山地说。

  秋风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历史转型的内在脉络,在他看来,从周朝礼乐制度“礼崩乐坏”时起,纷起的诸子百家即开始探讨那一时期的转型之道,而从孔子到董仲舒的儒家提出并实践的治理之道,成为历史的选择,且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儒家的这一治理之道又可称为华夏之道,其核心即是儒家道统。今后中国的任何转型,都绕不开儒家道统。”

  自晚清十九世纪以来到现在,秋风先生认为,我们一直面临着现代转型的各种深层问题。“我以为,要解决转型问题,进而实现文明复兴之根本出路,关键也就在于精英群体更自觉地回归道统,在政体、法律、习俗等各个方面确立中华文明之主体性。”秋风先生开出了他的“药方”。

  中国以儒家“道统”为本 

  秋风先生认为,最早由韩愈提出的所谓儒家“道统”,是这样一个思想谱系:儒家认为上古时代有一套理想的“圣人之治”,即由圣王、圣人效法天道、构建“克明俊德,协和万邦”的“华夏之道”。禹、汤、文、武、周公秉承此道,创封建之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形成个体和小型共同体之间不同而合、以和而合、和而不同的社会秩序。

  孔子认为“华夏之道”将周朝推向华夏文明之巅峰,所以他感慨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当礼崩乐坏之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定六经,令华夏之道可道、可传,此为道之“文”;孔子以此教导平民子弟,造就儒者之“学”;儒家士君子是华夏之道的传承者,儒学则形成连绵不绝之学统,此为道之“学”。秋风先生接着阐释说,士君子以儒家道统化成天下,由此形成了一整套信念、价值,它渗透在道教、佛教、民间信仰中,影响了国人形而下生活、形而上思想中的方方面面,由此塑造了中国人赖以追求尊严和幸福的制度,形成无所不在的风俗。

  “在这里,‘道统’包括道体也即华夏之道,作为道之文的‘六经’,围绕六经而展开的绵绵不绝的道学也即儒学,以及在历史过程因时而变、而核心价值始终保持稳定的风俗。道就弥漫于华夏共同体各个角落,具体地说,儒家价值弥漫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社会秩序因为此道而凝聚、形成、维持。”秋风先生总结说。

  “合群”是士君子的核心能力 

  秋风先生说,过去学者讲儒学,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篇幅多放在“修身养性”上,这和其佛家、道家的宗旨差别大不;一种是新儒家如牟宗三先生,在书斋里构建一套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把儒学变成了哲学。“但儒学本质是修齐治平。所以在我看来,儒学不是专业之学,也不是哲学,而是治理之学。”秋风说,尧舜禹都是知行合一、创制立法的人,“但道统能在现实中生长、从而实现社会的优良治理,其中坚力量是士君子阶层。”

  秋风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士君子的重要性的:人的生存和繁荣就取决于群的缔造和维护,士君子就是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士君子有能力将一群人组织起来,建立并执行规则,从而建立稳定的合作;同时具备令人信服的道德威望,能合理地分配公共品,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

  “而孔子的工作,就是在平民化社会中重建士君子群体,并通过这个群体改变社会结构。”秋风说。他认为,孔门弟子绝大多数是平民,孔子希望通过“学”,将其养成为士君子,《论语》就是士君子养成读本,也就是说孔子创立的儒学,从根本上说就是士君子养成之学。

  孔子所缔造的新兴士君子群体,不再是等级制意义上的,而是德行意义上的。原来的君子出身高贵,现在的士君子则是平民中的卓越者。这就是孔子以后两千年君子的基本形态。宋明以来,这种士君子精神继续下移,形成明清时代基层社会的“绅士”。晚清,士君子精神伴随着现代工商业发展,又生发出“绅商”。

  “可以说,中国文明是由儒家士君子塑造的。”秋风说。

  儒家以“道统”重建文明的一次实践 

  孔子之后,士君子群体涌现,使儒家以道统重建文明的实践,具备了基础。“这次实践,完成于秦汉之际。”秋风先生说。

  他认为,中国的制度文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周的传统即“周制”,一个是秦的传统即“秦制”。儒家的思想来源于周制,秦制则是法家政治理念的实现形态。儒家和法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对人性善恶的理解。法家认为人性恶,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相互提防,以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合理合法的;儒家认为人性善,如孟子所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由此而有恻隐之心,由此而有仁爱之情。人因此而合群在一起,继而创造文明,过上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如周朝的那种“每个人都是自由”的生活。

  “但秦朝的忽然兴起、忽然灭亡,让秦以后的所有人、尤其是汉朝人,去思考避免重蹈秦之覆辙。如贾谊在《过秦论》中的‘仁心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陆贾的‘马上打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等。其中,董仲舒提出的‘去秦制’构想,最终获得了皇权认可。”秋风说。

  董仲舒对“秦制”的反思,主要是指出,秦制的根本问题所在是“专制”——它有两大最为突出的表现:严厉地禁止百家思想的自由争鸣,消灭思想、学术、文化事业,进而消灭民间社会;任用刑罚、酷吏,实际上建立了一个警察国家,在价值被消灭、人人被权力控制的秩序中,人人自然都成为物质主义者。

  由此,驯服秦制,即需要限制皇权、重建天道信仰,这也是董仲舒等汉儒所做的工作。自此,儒家士人进入政体,从而改造秦制,建立“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体制”,社会秩序实现稳定。

  秋风先生说,20世纪,现代知识分子对儒家道统先是怀疑、批判。如古史辨学派,在一系列“反道统”意识和行动下,儒学完全断裂,家庭制度和观念遭到严重冲击,传统信仰遭到抑制,乡村精英消失……

  “步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儒家有了复兴的自觉意识。”秋风说,任何一个共同体的现代化必定是其文明之自主转型。

  人物名片: 

  秋风先生,原名姚中秋,著名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时评写作,为国内重要时政、财经媒体上撰写经济、政治、文化评论。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和研究,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为什么是市场》、《寻找中道》等著作十多部。

责任编辑:肖程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