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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历史:《晏子春秋》究竟是谁写的?

2019-04-10 09:07:00  作者:  来源:岳麓书社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晏子春秋》,岳麓书社出版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晏子是世人对他的尊称。晏子生于“莱之夷维”,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高密市,是土生土长的齐人。

  晏子祖上本为平民(即其自称的“世民”),直到他的父亲晏弱才跻身官宦。晏弱曾任齐国上大夫,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去世,晏子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此后五十多年里,他先后辅佐了齐灵公、齐庄公和齐景公三位国君。其中,他辅佐景公的时间最长,达四十余年,因此我们看到《晏子春秋》里所记载的事迹,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景公时。

  晏子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他聪明机智、能言善辩;正直忠诚、生活简朴;坚持原则、讲究方法。更为难得的是,他有爱民之心,曾多次表达过“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之类的思想。可以说,有了晏子的苦心经营,齐国才能在较长的时期内维持着大国的威望。正因如此,司马迁在《史记》中将晏子和辅佐齐桓公称霸的管仲并列,名之曰《管晏列传》。晏子的事迹,主要保存在《晏子春秋》里,其中许多有名的故事,如“晏子使楚”“二桃杀三士”等,长久流传在百姓口中,也令晏子的形象增加了很多传奇色彩。

   

  “春秋”一词本指史书,但《晏子春秋》却和《春秋》等不同,它的文学色彩更强,甚至有很多虚构的成分(比如书中所载孔子和晏子的几次交往),因此有人径直将其称为小说。总之,《晏子春秋》的文学性大大过于纪实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书塑造了生动鲜明的晏子形象,并表现了晏子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在缺乏更多文献支持的情况下,《晏子春秋》仍然是今天我们了解晏子最重要的一部文献。

  下面分几个方面,简要介绍一下晏子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晏子春秋》的作者、成书、思想和其他相关的一些问题。

  一、晏子所处的时代背景 

  春秋时期的齐国,曾一度在齐桓公的统治和管仲、鲍叔牙等贤臣的辅佐下,成为天下霸主。史载,齐桓公曾多次大会诸侯,其中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会盟”,标志着齐国的霸业达到顶峰。但好景不长,随着齐桓公的去世,齐国逐渐失去霸主地位。公元前589年,齐国在与晋国的大战中失利,从此元气大伤,只是勉强维持着“春秋五霸”之一的大国地位罢了。

  晏子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齐国逐步走向衰弱的时期。他所辅佐的三位国君灵公、庄公、景公,才智和德行都比较平庸,所以《晏子春秋》中所记载的晏子事迹,十之八九都是晏子对国君的错误行为进行劝谏,从中也折射出齐国渐趋式微的事实。国君的威望不断削弱,而齐国的卿大夫(如高氏、田氏等)却逐渐强大起来,甚至威胁到国君的地位。《晏子春秋》里数次提到景公向晏子询问齐国将为谁所有,晏子敏锐地指出,田氏是最强的一股势力。事实也正如晏子的判断,一百多年后,吕氏齐国最终被田氏取代,国君康公被放逐而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田氏代齐”。

  在晏子辅政前期,发生了崔氏之乱。崔杼弑杀齐庄公后,晏子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闯入崔家,抚庄公尸体而痛哭;并在崔杼强迫大臣宣誓效忠于他时,誓死不从,对叛乱势力给予了坚决回击。因晏子太得民心,崔杼想杀他而又心存顾忌。可以说,正是有了晏子等忠臣的存在,齐国的社稷才得以延续。

  齐景公四十八年(前500),晏子去世。按《晏子春秋》里的记载,齐景公在外地听到晏子的死讯,“行哭而往,伏尸而号”,用超出礼制的行为来悲悼他。这则材料不一定是纪实,但它充分说明了晏子的人格是多么的伟大。晏子的一生,足可以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形容了。

   

  二、《晏子春秋》的作者与成书 

  《晏子春秋》并不是严谨的史书,而是在史实基础上加以虚构、渲染的传记类作品,清代纂修《四库全书》,勉强将其归入“史部传记类”。它的思想又比较驳杂,因此历来就不如《春秋》等经典受重视。正因为如此,《晏子春秋》历来就存在许多争议。我们现在能够确定的,是它曾经过西汉学者刘向的整理,定为内、外八篇;而最初的作者和成书问题,则众说纷纭。归纳起来,约略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种是晏子本人所作说。这种说法产生最早,在从汉代到唐代的漫长时期内,一直是官方的权威说法。东汉初年班固作《汉书》,在《艺文志》中著录“《晏子》八篇”,并注曰:“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汉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又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因此这一说法被广泛接受。后来的《隋书·经籍志》载:“《晏子春秋》七卷,齐大夫晏婴撰。”《旧唐书·经籍志》也说:“《晏子春秋》七卷,晏婴撰。”可见,从汉到唐,一般都认为《晏子春秋》的作者就是晏子本人,只是在体例上略有变化而已。

  一种是墨家后学所作说。这一说法最早的提出者是唐代的柳宗元。他在读《晏子春秋》时,注意到晏子“节俭”“非乐”等主张,与当时墨家的观念非常相似,因此特意写《辨〈晏子春秋〉》一文说:“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意思是:墨家崇尚节俭,而晏子恰恰以节俭闻名于世,因此墨家的人故意借晏子来弘扬自己的思想。柳宗元的看法有些道理,加之他在文坛的地位,因此这一说法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还有一种说法是六朝人伪作说。这种说法提出的时间较晚。先是清代吴德旋在《初月楼文钞》中认为:“《晏子春秋》非晏子所作……吾疑是书盖晚出,而六朝人好作伪者依仿为之耳。”比吴德旋稍晚的管同也认同吴氏的看法,并且提供了佐证: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其书世多有,故不论,论其轶事”,意思是“《晏子春秋》这部书很常见,所以书里已经有的内容,《史记》就不写了”;而《管晏列传》中却记载了“荐御者为大夫”“脱越石父于缧绁”等事,按照司马迁的写作初衷,这两个故事必然是《晏子春秋》中所没有的,这与今本《晏子春秋》内容相矛盾。因此管同得出推论,今本《晏子春秋》,必然不是司马迁所见的《晏子春秋》,进而又推测今本《晏子春秋》是六朝人伪作。

  这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若详细地审辨,却又都经不起推敲。先看晏子本人所作说。《晏子春秋》有一些章节记载了晏子临终及死后的事情,很明显不是出自晏子本人之手;书中还有一些“晏子没而后衰”之类的话;更重要的是,书中一律称“晏子”,而“子”是尊称,晏婴自己是绝对不会自称为“晏子”的。这些证据,均可证明晏子本人所作说站不住脚。

  再看墨家后学所作说。诚然,晏子的“节俭”“非乐”等主张与墨家思想有一定相似,但晏子提出这些观点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具体事件而发,并不能说明他有系统的思想;相反,在对待鬼神的态度上,晏子更与墨家“明鬼”的主张大相径庭。还有一点,《晏子春秋》中对儒、墨两家的领袖孔子、墨子均有提及,但孔子称赞晏子共八处,墨子称赞晏子却仅有两处,很难想象在儒、墨两家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若《晏子春秋》是墨家后学所作,它会在书中如此浓墨重彩地描写孔子并宣扬非墨家的主张。因此,墨家后学所作说也没有说服力。

  最后,六朝人伪作说也是不成立的。首先,管同的推论缺乏严密性,“荐御者为大夫”“脱越石父于缧绁”这两则故事虽然见于《管晏列传》,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晏子春秋》中一定就没有,因为这两则故事非常典型,司马迁偶一破例也是很有可能的。况且类似的情况在《管晏列传》中还有,比如管仲与鲍叔牙之事、曹刿劫桓公之事,既见于《管子》,而《管晏列传》却照收不误。其次,《晏子春秋》在六朝之前,就多有称引,比如《贾子新书》《淮南要略》《别录》《汉书·艺文志》等,西汉时期的《韩诗外传》《说苑》《新序》《列女传》等更是引用了多处《晏子春秋》中的典故或原文。这都充分说明,《晏子春秋》非六朝人伪作。

   

  既然这三种说法都不成立,那么《晏子春秋》究竟是谁人所作、成书于何时呢?当代学者高亨和吴则虞先生的研究,庶几可为我们提供接近于史实的结论。

  高亨先生认为,《晏子春秋》是战国时期的齐国人或久居齐国之人所作。他在《〈晏子春秋〉的写作年代》一文中,通过大量证据,得出结论说:“《晏子》作于战国年代……其中杂有后人增添的语句甚至章节,乃属应有现象……作者当是齐国人或久居齐国的人。当时齐国有自己的史书,而民间和士大夫间有许多关于晏婴的传说。作者大概是根据传说及史书而写成的。”

  吴则虞先生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晏子春秋》作于秦统一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作者可能是齐人淳于越。关于成书年代,吴先生的依据主要有两条:一是“先秦诸子书中没有像《晏子春秋》这样,整部书全用短篇故事组成的”,因此《晏子春秋》不太可能成书于先秦;二是从引《诗》(即《诗经》)来看,“《晏子春秋》的引《诗》与《齐诗》并不相同,而恰恰与《毛诗》同一学派”,因此“成书年代自然应较晚于毛亨”。关于成书地点,吴先生根据《晏子春秋》中“击缶”的记载,推断是在秦国境内,因为“秦人把‘缶’作为乐器,这自然不是齐国的风俗了”。

  成书年代和地点都有了,那么,最有可能的作者是谁呢?吴先生认为是淳于越。秦灭六国后,将各国的博学之士笼络至秦,为此特意扩大博士员额,达七十余人,其身份,有点类似战国时贵族所养的“客”。这帮由六国入秦的博士,平日所做的,除了表达政见,就是著书。如前所述,《晏子春秋》的作者,必然是熟悉齐国风俗和政事的,因此当为齐国人或久居齐国之人,而秦博士里,由齐入秦的淳于越恰好就符合这个条件。《秦始皇本纪》中提到淳于越说:“博士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是淳于越这段话的核心观点,而《晏子春秋》里,晏子反复强调“毋变尔俗”“重变古常”等观点,这与“师古长久”正是一脉相通。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晏子春秋》里所表达的晏子的思想,同淳于越的思想正相类似。因此,《晏子春秋》的作者,可能是淳于越。

  综上所述,《晏子春秋》的作者可能是由齐入秦的淳于越,写作时间当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当然,吴先生的推断也非定论,但在缺少更多的出土文献支持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应当是最接近史实的一种推断了。

   

  三、《晏子春秋》的思想 

  《晏子春秋》中的思想比较驳杂,很难简单地用某家思想来概括。此前《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儒家,柳宗元认为其属于墨家,近人张纯一又认为“儒者十三四,墨者十六七”。晏子所处的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需要注意的是,“诸子百家”的思想观念,虽相互攻讦,但实质上界限并非绝对分明,彼此之间往往互相影响和渗透。像《晏子春秋》中所表达的一些“忠君”“爱民”“节俭”等观念,不同派别的论述中往往都有涉及,因此仅仅根据几个关键词,就把《晏子春秋》的思想轻易判定为某家,是很草率的。而笔者根据对《晏子春秋》具体内容的研究,还是倾向于吴则虞先生的看法,即“晏婴本人的思想并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派,他的思想也不属于某一学派”。即便如此,《晏子春秋》中的思想,也还是可以归纳而言之,主要有“尚礼”“爱民”“举贤”“节用”等。

  尚礼。晏子是十分尊崇礼制的,“礼”字在《晏子春秋》中出现的频率之高,可以说无与伦比。儒家以礼定尊卑,而晏子尊崇礼,主要也是为了巩固君王的统治。关于这一点,《晏子春秋》中有一则典型的例子:外篇第二章中,景公问晏子“后世孰将践有齐国者乎”,也就是“以后齐国的社稷会落入谁人之手”,景公的发问,其背景正是以田氏为代表的齐国新兴势力正迅速壮大,以至于威胁到了王权。这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崛起对旧有的奴隶制造成的冲击。晏子自然是站在景公的立场上,认为“君强臣弱,政之本也”,他为景公提供的对策就是“维礼可以已之”,即用礼来约束田氏。具体地说,就是把田氏限制在“大夫不收公利”的范围内,同时禁止公卿大夫擅自变革,以收买人心。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尚礼”的确有助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以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

  爱民。晏子的爱民之举,《晏子春秋》中比比皆是。抛开立场、目的等政治因素,就晏子本人来说,他是一位宽厚仁慈的人,这也正是普通读者在读此书时,对晏子心存敬意的主要原因。晏子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以政治家的经验,他深刻认识到“爱民”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他多次发出“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事因于民者必成……民,事之本也”之类的言论。我们看晏子对国君的劝谏,大多数都是针对国君的“刻民”“害民”之举,尤其是对齐景公“与民为仇”“不顾民而忘国”的种种荒谬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爱民”的观念下,晏子还提出了种种具体措施,如薄赋敛、省徭役、轻刑罚、禁杀戮等等。晏子能有这样的认识,还与他“世民”的出身以及长期居住在“近市”(民间)有很大关系。惟其如此,他才能亲身知晓百姓的疾苦,这与许多高高在上、鱼肉百姓的腐败官僚是有天壤之别的。

  举贤。晏子的政治理想是明君、贤臣,明君可遇而不可求,但举贤任能却事在人为。晏子认为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其政任贤,其行爱民……从邪害民者有罪,进善举过者有赏”,若“有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对于国家是不吉利的事。那么,怎么来分辨贤人呢?晏子有自己的主张,他提倡“举之以语,考之以事”,又“通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富则视其所分,贫则视其所不取”。更为难得的是,晏子能认识到人无完人,故不求全责备,即“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责遍成”。对于那些知错能改、一心向善的人,晏子同样给予重视。《晏子春秋》中有一则“晏子与车夫”的故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对于这则故事,读者多赞赏车夫的知错能改,但从中也能看出晏子举贤任能之不拘一格。

  节用。晏子崇尚“节用”,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晏子认为人不能放纵自己的私欲,无休止地追求利益。百姓崇尚私欲则败家,大夫崇尚私欲则坏政,国君崇尚私欲则亡国。因此面对齐景公的穷奢极欲,晏子反复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谏。另一方面,晏子认为作为臣子,上至公卿大夫,下至普通官吏,都应廉洁奉公,非如此不足以教化百姓。他说:“廉者,政之本也。”这种判断,在今天也有其积极的意义。晏子本人对于节用是身体力行的,他虽身居相位,却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晏子春秋》中,景公多次给予晏子丰厚的赏赐,甚至要为他增加食邑,但都被晏子拒绝。这既是晏子本人的人格修养,也是其作为一名卓越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四、《晏子春秋》的体例及版本 

  《晏子春秋》这部书首次被提及,是司马迁的《史记》。在《管晏列传》中,他写道:“吾读管氏《牧民》《山高》……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但对于《晏子春秋》的体例,太史公却无一字提及,这也是导致后人聚讼纷纭的一个原因。直到大约百年之后,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利用自己校阅皇家藏书的便利,开始整理《晏子春秋》。在《叙录》中,刘向称所见《晏子春秋》共三十八篇、八百三十八章,但其中有大量重复,经其删削,最终定为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其中内篇六,外篇二。这也是今天我们所见的《晏子春秋》的体例。可以说,《晏子春秋》能够流传下来,刘向功莫大焉。

  刘向的儿子刘歆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他撰写的《七略》中,称“《晏子春秋》七篇”,而稍晚的班固写《汉书·艺文志》,又称“《晏子》八篇”,何以时间相隔如此之近,篇数却有七、八之别呢?我认为,称“七篇”,应是将外篇合二为一的缘故。《晏子春秋》的外篇,在内容上有许多与前文重复,但文字又有所出入,因此也不宜删去,古人将其合为一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至于《晏子春秋》和《晏子》的名称差别,实为一书二名,这种例子古代常见,不足为奇。

   

  今天能够确切知晓的最早的《晏子春秋》版本为元刻本(吴方山藏书),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以元刻本为祖本,明代出现了一批《晏子春秋》的活字本和刻本,较有影响的,有明成化刻本(怀仙楼藏)、明活字本(商务印书馆曾据以影印)、绵眇阁本(为《四库全书》所收)、归有光评本(不分卷)等。到了清代,又有经训堂本(孙星衍刊)、指海本(钱熙祚刊)等,并且出现了《晏子春秋》的校注本,如孙星衍《晏子春秋音义》、文廷式《晏子春秋校本》等。

  近代以来,很多学者致力于对《晏子春秋》的进一步整理。较为权威的有: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收入《诸子集成》)、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等。另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大量可以被认定为《晏子春秋》的竹简,亲自参加考古发掘的骈宇骞先生据此整理成《晏子春秋校释》,其中部分文字与今本《晏子春秋》不同,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介绍了关于《晏子春秋》的一些内容,希望能对读者阅读本书有所帮助。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对于前代及当代学者的成果时有参考,谨表谢意。由于作者水平所限,难免出现错讹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指正。

责任编辑:宋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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