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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我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酝酿和起步

2009-11-07 13:12:00  作者: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一、出访欧洲五国

  把对外开放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来组织实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经历了一段酝酿讨论的过程。

  在举国同庆粉碎“四人帮”的锣鼓声中,我们这些在中央工作、长期与“四人帮”对着干的老同志,一方面感到“庆父”已除,国家将兴,心情十分舒畅;另一方面又感到经历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已是千疮百孔,重整河山,任务艰巨。1977年集中力量清查“四人帮”的帮派势力,调整和加强各部门与各地区的领导班子,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到1978年初,这些工作大体告一段落,经济工作逐步提上了更重要的日程。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让我带团去西欧考察访问。

  我们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政府经济代表团。成员有钱正英(水电部部长)、彭敏(国家建委副主任)、张根生(农林部副部长)、叶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王全国(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杨波(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等,还有六位司局级干部。出发之前,小平同志专门找我谈话,要求我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我们先后访问了法国(巴黎、里昂、马赛等)、联邦德国(波恩、鲁尔、汉堡、巴伐利亚等)、瑞士(日内瓦、伯尔尼、巴塞尔、苏黎世等)、丹麦(哥本哈根、奥尔堡等)、比利时(布鲁塞尔、安特卫普等),会见了众多的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广泛介绍了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新形势和我国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我们所到之处,重点考察了这些发达国家工农业和科技的现代化水平,五六十年代他们经济发展较快的原因,他们组织管理社会化大生产的经验。为此,除会谈以外,还安排了较多时间参观工厂、农场、城市建设、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居民点等。一个多月“马不停蹄”,紧紧张张。我想,国家花了外汇,我们应当尽量多看一些,多学一些。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对当代资本主义世界到底是怎样,有了实感。我和代表团的同志们经过多次讨论,归纳了三点突出的印象: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通信手段广泛采用电子技术,现代化水平很高。农业也是科技型的、集约化的。在瑞士看到播种,种子拌上化肥、农药,保证禾苗茁壮成长。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生活福利状况也有明显改观。这些国家的经济运作,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和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手段,都有些新变化,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

  第二,西欧这些国家,对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稳定因素,有个强大的中国,加上强大的欧洲,稳定世界局势就好办得多。我国粉碎“四人帮”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他们增强了信心,潜力巨大的市场对他们很有吸引力。我本来以为,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我遇到的会谈对象可能是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可是所到国家,同我会谈的都是总统或总理级的人物。法国总统德斯坦、联邦德国总统谢尔、瑞士联邦主席里恰德,都会见我们,比利时国王、丹麦女王也见了。这不是因为我谷牧如何,而是他们重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我同法国总理巴尔会谈时,按事先作的准备先谈政治。他说,这些问题您同总统会见时再讨论,我们今天主要谈经济。1977年法中贸易额为什么下降?这同贵我两国的友好关系不相称。我同德斯坦总统会见时,他开始就说他对经济有兴趣,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到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巴伐利亚州时,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说,听说你们资金困难,我们愿意提供支持,50亿美元怎么样?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我们是从丹麦去联邦德国的,丹麦代首相(首相访美去了)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希望不要忘记我们小国,在发展经济合作上照顾一下我们。这些国家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产品要找销路,都很想同我们拉关系,做生意。只要我们做好工作,许多事可以办。

  第三,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比如卖方信贷(即延期付款)、买方信贷(我们买东西时贷款付账,以后还贷)和补偿贸易(我们用外方提供的设备、技术组织生产,用产品补偿),总之叫做今天先拿货,明后天再给钱。这些办法可以缓解我们外汇支付能力的困难。还有吸收外国投资或进行中外合作生产等等。

  回国后,我们写了报告(该报告作为本文附件全文发表于后——编者注)。报告1978年6月22日报送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时,我同时建议在近日安排听一次汇报。约在6月下旬,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同志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记得这个会开得时间很长,从下午3时30分一直开到晚上11点。到会的领导同志都作了讲话或插话,强调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主要立足国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必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此要扩大出口,增加收汇,还要抓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增长,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几个当年所谓的“二月逆流”干将谈得非常率直。叶帅从战略上强调:我们同西欧国家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他们希望中国成为稳定世界的力量,我们需要他们的先进技术,他们资金过剩,技术需要找市场,引进技术的重点应放在西欧。聂帅态度坚决地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在这次会上,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提出,要警惕我们的部门片面强调集中统一,什么事都想抓在自己手里,都想自己管理。先念同志说,外贸部强调外贸统制,说是毛主席讲过的,那是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当时情况对国内资产阶级讲的,现在应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两个积极性,当然要注意对外要统一,但光集中在外贸部不行。汇报会结束时,中央领导要我与出国考察的同志进一步研究归纳出几条,提请国务院讨论。

  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有关部委负责干部参加的关于加速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的情况,敞开思想讲了我的意见。我说,我国要老老实实承认落后了,与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我们怎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怎么搞现代化,怎么把速度搞快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狠抓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形势提供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成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机会,一定要抓住它。1975年小平同志就提出过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的政策,现在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加强引进。买人家的东西,我们如何付账?除了扩大外贸出口以外,我们也可以考虑采用国际上通行的经济贸易往来方式。我列举了上述的出口信贷等办法。我说,还有劳务出口,南朝鲜每年派10万人出国去搞建筑施工,创汇30亿美元,我们为什么不想办法也干起来?我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作茧自缚,贻误时机。

  这次务虚会开了20多天,可以说是1976年夏季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继续和发展。那次务虚会是在“四人帮”窃踞高位的情况下召开的,虽然提出和讨论了经济工作中许多重要事情,但囿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许多问题不能敞开来说,不能深入研究。这次务虚会则是在拨乱反正的形势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展开的。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先进的东西。各部部长都发了言。会上,发展速度成为反复探讨的重点。大家说,日本、联邦德国两个战败国为什么能够迅速复兴?“上帝只给了太阳和水”的瑞士为什么也能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我们条件并不比他们差多少,许多方面还比他们强得多。一定要下决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因此,一系列重要思路打开了,包括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等等。特别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讨论得很热烈。这些意见,在务虚会后,中央、国务院又多次进一步讨论,其成果凝聚到当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战略决策之中。

  为了适应工作发展的要求,加强对外经济贸易的领导,1979年2月中央公布,组建国务院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责成我全权负责。经过三四个月的实践,感到这样的工作机构还不够有力。6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同时撤销进出口工作领导小组),由我兼任主任,汪道涵、周建南、马宾任专职副主任,国家计委的顾明和甘子玉、外贸部的贾石、中国人民银行的卜明等为兼职副主任。后来专职副主任又陆续增加了江泽民、魏玉明、周宣城、卢绪章,兼职副主任陆续增加了国家经委的邱纯甫、国家建委的谢北一。还聘请了一些经济界耆宿为顾问。

  二、利用外资的肇始

  1978年6月,在我考察西欧回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那次会上,议到加强技术引进工作时,提出了付款问题。我国在引进技术装备时已采用过国际上通行的延期付款方式。会议认为这种办法利息较高,不大划算,要研究采取新的方式。当时谈得比较多的是利用中国银行在国外吸收的外汇存款。我在会上提出可按国际通行办法,采取多种方式。会后不久,小平同志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可以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接着,在7月国务院务虚会上,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当时,法国、联邦德国都有可以提供贷款的表示。问题是要找利息低的优惠贷款。不久,接到日本对华友好人士木村一三传来的信息,说日本政府有一笔向发展中国家贷放的“海外协力基金”,利率低(1.875%—4.75%),搁置时限长(即从达成协议到第一次还本的期限为5—10年),本息偿还期长(即从达成协议到还清本息为20—30年),中国可以争取使用,但是须由中国先张口。当年8月,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这件事可以考虑推进了。1979年1月,日本著名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大来佐武郎来访,中央让我就借用日本“海外协力基金”一事,向他作进一步探询。1979年5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卜明为借用日本能源建设贷款和民间银行贷款访日,又就借用海外协力基金一事,与日方有关部门进行商谈。他回来汇报说,有希望争取到。经党中央和国务院讨论,决定为此派我专访日本。

  当年9月1日,我带领国际贸促会主任王耀庭、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到达东京。3日会见了大平正芳首相。他对我们表示欢迎,谈了许多友好合作的话。他表示,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在继续保持和发展民间交往的同时,日本政府将尽力予以协助和支持。随后与日本外相园田直进行会谈。园田说,以谷牧副总理这次访日为契机,将进一步加强以支援中国现代化为中心的日中紧密关系。对于给中国提供贷款,他打出了第一批(即1979年度)给500亿日元的底牌,表示年底大平首相访华时可正式敲定。这次去日本访问,我们还特地看望了前首相田中。田中说,你们早就应该来了,我们已经等候一段时间了。他还说,二战后一些国家的经济振兴,都是利用了外资的。在当代世界上借用外债是各国建设中通行的一种办法,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接着他拿出几张照片给我看,都是他为筹措外债到一些国家访问时拍的。他话语坦率,意甚恳切。对前首相福田和企业界的稻山嘉宽、冈崎嘉平太、荻原定司、木村一三等,我们一一约见,介绍了中国在新时期的施政方针。我们还到了名古屋、京都、大阪,参观了一些工厂、港口和城市设施。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我表示:中日两国从各方面发展友好合作,是两国的共同需要,对两国人民都很有利。我们会用好贷款,高质量地完成使用贷款的项目。中国建设所需资金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也要引进外资,只要条件适当,我们将接受所有友好国家的贷款,也准备参加联合国金融组织,接受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贷款。

  自此,中国借用日本政府海外协力基金贷款,进入了准备实施阶段的谈判。10月份,日本派出对中国资金合作团来华。12月初,在大平首相访华前夕,日方又派来日本政府贷款商谈小组。12月5日至9日,大平首相来访,正式谈定1979年度500亿日元的贷款(当时约折合2.3亿美元),年利3%,还款期30年。这是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获得的第一笔外国政府长期低息贷款,用于安排石臼所港口、京秦铁路、兖石铁路、秦皇岛港口二期工程、衡广铁路大瑶山隧道和五强溪水电站这六项基础设施建设。1980年度,我作为中日阁僚会议的中方首席代表,经过双方商谈,又得到560亿日元的贷款(当时约折合2.6亿美元)。从1979年到1983年,我国向日本政府贷得3390亿日元,1984年到1989年又贷得4700亿日元。在我国使用的外国政府贷款中,日本是一个大的户头。

  从这时起,我同日本政治界、企业界的一些著名人士有了较多的交往。前面提到的大来佐武郎,后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被聘为我的顾问。我同他在1980年共同发起创办“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每年举行一次年会,一直延续了多年,成为两国最高层人士非正式对话的一条重要渠道,促进了两国的相互了解,为官方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咨询意见。

  还回到利用外资的话题上。以借用日本政府海外协力基金为起点,我国迈开了使用国外贷款的步子,来源也不断扩大。1980年谈成了科威特阿拉伯基金会一笔4360万第纳尔贷款,其中一部分用于建设厦门的国际机场。当年还谈成了一笔9亿比利时法郎的贷款。

  在使用国外贷款方面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我国通过争取,在1980年正式恢复了在世界银行中的成员国席位,也恢复了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成员国席位。从此开始了我国与世界银行的长期密切合作,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不断获得成功,成为发展中国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促进国内科技、经济发展的典范。

  世界银行的贷款有三类:第一类是由该行所属“国际开发协会”提供的无息长期贷款(统称为“软贷款”),每年收0.75%手续费,还款宽限期10年,甚至可长达50年。由于我国当时人均GDP只有312美元,符合向世界银行借用“软贷款”的条件(平均每人每年国民生产总值低于400美元。但正式确认我国符合使用国际开发协会贷款的资格,还是经过世界银行代表团考察并写出评估报告后,于1981年3月由银行执行董事会讨论通过的)。第二类是有息长期贷款(又称为“硬贷款”),是由世界银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提供的,用于经济情况尚好的国家的开发建设项目。第三类是上述两类相结合的混合贷款。

  关于恢复我国的世界银行席位及争取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国务院成立了由我负责的指导小组,并由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协调管理这方面工作。指导小组经过研究后认为:在自力更生的情况下,正确地恰当地利用世界银行或政府间的中、低息贷款、无息长期贷款,对实现第六个五年计划的经济调整任务和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在这项工作中,要遵照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头脑清醒,从我国的实际需要与可能出发,贯彻执行我国国民经济调整的方针政策,经过综合平衡,量力而行,慎重选择,纳入计划,妥善利用,充分发挥投资效果。为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充分发挥各有关部委的作用,贷款项目从论证到确定,从纳入计划到实施,都必须明确责任,按照现行的管理体制和工作程序进行管理。1981年3月,国务院批准进出口委等部门提出的《关于世界银行贷款和政府间贷款工作中各有关部门工作程序、职责分工的意见》,这项工作有序地开展起来。

  当时我国是符合使用无息软贷款条件的发展中国家,所以起初的重点是力争使用软贷款。由于我国教育事业“欠账”太多,根据邓小平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的指示精神,外资委与有关部门商量后,向国务院提出如世界银行能提供软贷款,首先用于教育的建议,并获得原则同意。通过有关渠道与世界银行探讨后,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对此表示积极支持。1980年7月世界银行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副行长夏希德?侯赛因率团访问我国,并口头承诺可以首先向我国高等院校(主要是理工科院校)提供不少于2—2.33亿美元的贷款。为落实该项目,世行于1980年9月派来了教育考察团,对我高等教育进行考察,进一步确认了贷款意向。

  1981年4月,由国家外国投资委员会、财政部、教育部、中国银行组成的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世界银行进行谈判,并与该行签订了我国与世界银行的第一个贷款2亿多美元的协议(我国也安排了配套基建投资和费用约1.25亿人民币),用于教育项目。由于教育事业困难很多,本身无偿还能力,该贷款由国家统借统还。世行用于教育项目的贷款充分发挥了作用,有效改变了我国大学教学、实验设备陈旧落后且严重不足的局面,使近200所高校教学科研条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世界银行中国处高级官员彭加拉还向我们提出:我们感到中国在借用世界银行贷款方面是很保守的,只是考虑利息问题,认为软、硬贷款各占一半,平均利率在5%左右才可接受,其实这个概念并不确切,因为忽略了贷款的期限。硬贷款是20年,软贷款是50年。根据世界银行计算,软、硬贷款各占一半,其平均利率只是2%;如硬贷款占60%,则平均利率是2.7%—3%;即使硬贷款占90%,利率也只有7%—8%;都用硬贷款的话,还是低于商业贷款利率。现在中国已签协议的8亿美元,搞不了什么大的项目,只能是以后大量贷款项目的前导。经彭加拉的提醒和建议,我国又开始进一步合理利用世界银行的软贷款和硬贷款于港口、铁路、公路、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改善投资环境,发展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世界银行对我国的支持还体现在协助我们培养人才方面。我们除了组织有关方面的同志分批到世界银行的国际经济学院进行培训之外,还在世界银行的安排下组团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考察利用世行贷款的程序及发挥贷款效益等一系列问题。一批熟悉利用国际贷款业务的干部成长了起来,除保障顺利完成世行贷款的项目外,对我国利用其他国际贷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吸引外商投资和外贸体制

  改革的起步吸收境外客商直接投资,比使用外国政府贷款起步早些,在1978年7月国务院务虚会后就着手了。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吸收外商投资举办股权式的中外合资企业,双方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权益、共担风险,不造成债务负担,比使用外国贷款对我们更为利多弊少,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起草中议论较多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企业所得税税率定多少。要给外商投资者以优惠,有关同志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到底优惠到什么程度合适?几经研究,定为30%,加上地方所得税3%,共33%,略低于东南亚多数国家和地区。另一个问题是外商投资比例问题,起初参照印度等国的做法,拟限定外商对一个项目的投资比例最多不超过49%。后来在反复讨论中,荣毅仁提出我国的问题是要鼓励外商投资,不宜限定外商投资的最高比例,相反应当规定最低投资比例要求。大家认为有道理,后来就确定了现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关于外商投资不得低于25%的规定。

  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7月8日颁布施行。吸收外国客商、海外侨商、港澳台同胞在我国大陆投资办企业,从此肇始。从当年7月到年底,全国总共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协议外商投资金额810万美元。如果从现在一年批准几万个项目来看,当年的数量似乎太可怜了,但它却是以后不断发展开拓局面的第一步。没有开头这小小的一步,就没有以后持续的大步子。尽管1979年中外合资项目很少,但其他形式的利用外商投资有相当可观的进展,比如签订中小型补偿贸易项目140多项、来料加工装配项目2000多项,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风险合同,付诸了实施。在当年吸收外资的实践中,还出现了中外合作这种契约式经营企业方式。外商独资经营企业是在1981年才出现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我国依照苏联经验,实行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进出口贸易基本上由外贸部及其所属各专业进出口公司统一经营。这种根据当时历史条件实行的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对于抗击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进行私营进出口商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它也有许多弊端。一是一年制订一次计划,开两次广交会,基本上是坐在家里做生意;二是先收购,后外销,产销不见面,工贸不结合;三是一家专营,统得过死,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四是由国家统包盈亏,吃“大锅饭”,不利于实行经济核算,效益差。在扩大对外经济交流、加速四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仍然因循这种体制,难以对变化频繁的国际市场作出灵敏的反应,难以促进生产企业在适销对路上下功夫,难以发挥地方和其他部门搞外贸的积极性。总之,对扩大出口、搞好技术引进很不利。因此,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经济建设提到重要位置,改革外贸体制的呼声从各个方面传到中央和国务院,并排到议事日程上来。1978年7月国务院的务虚会和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反复讨论了外贸体制问题,作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认真切实加以改革的决策。

  从1979到1981这三年间,我主持国家进出口委(前身是进出口领导小组),协调有关部门,进行了以下四项工作,在改革外贸体制上迈出了第一步。

  第一,初步改革外贸商品分工,赋予一些地区和部门部分商品的进出口经营权,开辟新的外贸渠道。除外贸部所属11个专业进出口公司以外,批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广东、福建、辽宁三省成立地方领导为主的外贸进出口公司,授予冶金、机械、兵器、航空、船舶等部门以进出口权。除16种大宗进出口商品(原油、成品油、厂丝、坯布等)外,其他商品逐步下放到地方或部门外贸公司经营,原来口岸专业分工比较生硬机械,例如地毯一律通过天津成交,茶叶一律通过上海成交,也按合理流向,作了调整,以便货物能够由产地就近出口。

  第二,组织多种形式的工贸结合试点。在上海组建了工贸合一、以工为主的上海玩具公司,自营产品出口和原料进口;还组建了以贸易为主的上海医药公司,即几家生产企业并入外贸公司,作为生产基地。在北京市组织北京工艺美术品公司和北京特种工艺品出口公司实行联营,成立统一的董事会,统筹安排生产和外销。还有工贸合资举办出口专厂的方式,如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与四川冶金厅合办海绵钛厂等。

  第三,外贸出口收汇实行内部结算价格,提高地方出口外汇留成比例。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约1美元折18元人民币,而换汇成本普遍高于此数。为使外贸出口收汇结算价格比较符合实际情况,起到鼓励出口的作用,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制订了2.8元人民币折合1美元的贸易出口收汇内部结算价格。凡列入国家计划的,出口收汇按此价格结汇。为了制订这个价格,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核算工作,据当时统计,座谈讨论达100多次。这个规定从1981年实行,后来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公开牌价逐步调整到超过2.8元人民币而停止执行。地方出口收汇留用比例,一般省、市定为10%,广东、福建为25%,各民族自治区执行过留成50%的规定。

  第四,适应多渠道经营外贸的情况,制定了若干协调管理的办法。仅1980年到1981年两年,就下达过15个规定,包括“出口工业品生产专项贷款办法”、“出口许可证制度暂行规定”、“客户管理办法”、“外贸专业公司与省、市、自治区外贸公司出口商品经营分工规定”、“出口工业品专厂管理办法”、“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管理办法”等。在指导外贸体制改革工作时,我在有关的讲话、谈话和主持起草的文件中,反复强调以下四条:第一,在改革过时的外贸体制时,应当重视吸收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外贸的好经验;第二,改革外贸体制的中心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关键是搞好产(工农业生产企业和部门)贸(外贸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结合和协作;第三,加强管理与放开经营同步进行;第四,再好的体制也得靠人去执行,必须大力培养精干得力的外贸从业人员。

  现在看来,当时的改革虽是初步的改革,但也显著调动了有关方面的积极性,有力促进了外贸出口的增长。1978年全国外贸出口为97.5亿美元,到1981年增长为220亿美元,三年增长1.25倍。工作当然也很艰苦。30年高度集中的外贸经营体制,在人们头脑中已成为习惯,很难改,步履维艰。特别是实行多渠道经营后,难免出现某些自相竞争、削价促销的情况,一时“香港水货充斥”、“国家外汇受损”、“伤害了老客户”之类的信息传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案头,似乎“天下大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确感受到很大的压力。这时,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支持了我,明确指出,工作问题可以讨论,但不能搞小动作。在外贸体制改革中当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不能说改革这件事搞错了,更不能因此停止改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已经证明,我国外贸走改革之路是必要的,当初改革的总体思路也是对头的。

  〔作者谷牧,1975年至1982年5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8月后曾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80年2月至1985年9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5月至1988年4月任国务委员。1988年4月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王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