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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八贤之谷牧:将中国引向世界

2009-11-07 13:22:00  作者:  来源:南方周末

          

■ 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1979年9月,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他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我 奶奶在电视里看到了,拿拐棍敲着地板说:汉奸,汉奸。”谷牧的儿子刘会远回忆。“他做这一切靠的是理智。”刘会远说,“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是专家型官员的 必然逻辑。”

1978年之前,分管对外开放工作的副总理谷牧还从未踏出国门。那时他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印象停留在苏联人列昂节夫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而到1988年时,谷牧已穷十年之功,为中国经济由固步自封转向融入世界打下了基础。

十年间,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

他所达到的高度和遇到的挫折,隐喻着此间中国在开放初期对世界的微妙态度,以及两者间关系的变化与调整。

震动:考察西欧带来的“紧迫感”

1976年,“四人帮”被擒。在尘埃落定后的宴会上,谷牧喝下二十多杯茅台,创下个人历史最高纪录。谷牧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结束,他感到了“国家将兴”的希望。

1978年5月11日,“真理标准”一文已见诸报端,但尚未震动全国。第二天,中央派出的西欧考察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正是该团的负责人。

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在回忆录里,他仅用“紧迫感”简单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但考察团已被中西间真实的落差所震动。“已不是我们从苏联列昂节夫《政治经济学》上获得的那些老概念了。”谷牧说。

当然,另一方面,谷牧也看出中国市场对西欧各国的诱惑。副总理谷牧受到各国总统和总理们的会见和宴请,这出乎他的意料——若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此行的会谈对象可能也是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在西德,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表示,愿意提供50亿美元的支持,无需谈判,握握手即可。当谷牧离开丹麦时,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蓝图:三份考察报告奠定改革雏形

6月6日,考察结束,谷牧回国,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

谷牧在写回忆录时找出了这份报告,其中的大部分设想早已变成现实。

“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该报告认为。谷牧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那一年,另外两个出访的考察团也向中央提交了报告。

其一受谷牧委托南行港澳。该团的报告大胆提出对有条件的地方,“有必要实行某些特殊管理办法”。

另一支由李一氓、于光远等人带队,去了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间的兼容性,也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内涵。

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实践:开放前线总指挥

考察报告首先得到了老帅们的支持。在汇报会上,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聂荣臻会前把报告看了五六遍,他说:“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李先念也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

汇报会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7月6日,国务院召开关于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有关部委的负责人悉数参加。在会上,谷牧再次强调说:一定要解放思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贻误时机了。

这次务虚会一开就是两个多月,“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谷牧回忆。

共识形成之后的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再为日后被浓墨重彩书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夯实了基础。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时至今日,这些最初政策虽已几经调整,但其内核却从未改变。

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坚持:现实比信心走得更远

“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自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走私贩私愈演愈烈以来,改革派开始受到类似“忠告”。一位中央领导从深圳回来后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情绪的弥散拧成了一股势力。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集来,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领导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附件一并下发。在这篇文章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

谷牧明确表示反对:“这样做徒自造成思想混乱。”但文件还是下发。“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人心不稳时,他曾对下属说: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父亲的性格里有一种内在的强势。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刘会远说。两年后,谷牧在指导开发海南岛的工作时,这种性格又一次凸显。

当年3月,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有海南省官员对谷牧的发言不满。休会时,他们问谷牧:“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

自“大跃进”后,谷牧一直对狂热保持着警惕。“这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谷牧说,“要求急了,不可行。”“父亲曾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是周总理的政治遗产之一。”刘会远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在给汕头题词时曾引用北宋改革派王安石的诗句。其中冷暖,怕只有饮水者自知。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

这次报告被视为谷牧的“告别演说”。在谷牧告别之后的20年中,中国已逐步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这足以告慰谷牧的努力:现实比他的信心走得更远。

(部分资料来自即将出版的《谷牧回忆录》)

 

责任编辑:王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