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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三十周年

2014-09-10 11:57:00  作者:高景鸿  来源:中国孔子网

中国孔子基金会是1984年在山东曲阜成立的,我在基金会工作了二十八年。
1984年夏,我被任命为曲阜县财政局副局长。夏秋之交的一天,在孔府饭店接待完上级财政部门的领导之后,于忠恕堂前,当时的财政局长胡振洪同志对我说:“景鸿同志啊!咱们这一届得要为曲阜财政办点事呀!”我说:“你有何打算?”他说:“你在文物管理委员会多年,对孔子及文物方面的知识知道的不少,现在北京成立了长城基金会和宋庆龄基金会,咱成立个孔子基金会给曲阜财政募集点资金不好么?”我说:“好呀!光靠我们财政局不行,你最好写个报告报县委领导,只要县委书记同意,组织个班子,才能搞起来。”不久他就写了报告报县委了,县委领导很重视,很快就把班子组织了起来。
孔子基金会成立之初,只是在曲阜县范围内活动,由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组成。曲阜县政协副主席翟盛奎同志担任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负责具体工作,兼任副秘书长有曲阜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李金山、曲阜县副县长赵翠英、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国民、宣传部副部长夏祥敬等同志,办公室有我和宫雨声同志。
到八月份,翟盛奎同志派我到北京学习长城基金会办会经验。那时,长城基金会在安定门附近办公,值班人员说他们领导人去八达岭了,次日又到了八达岭。长城基金会领导人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办会经验:首要的一条就是请名人当会长,靠名人的名望才能募集到资金;其次就是做好宣传工作,搞一个公告和章程,说明办会的重大意义,阐明办会的宗旨;再次就是待捐款后,立即在适当的地方勒碑刻铭,以志纪念。捐款者看到他们的名字刻在留铭碑上,就起到了帮助我们宣传的作用。
从北京回到曲阜后,我即向翟盛奎同志作了汇报。不几天盛奎同志和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骆承烈教授就去南京请匡亚明同志去了。据盛奎同志回来说,匡老同意当会长,并答应在“孔子故里游”(即后来的国际孔子文化节)曲阜孔庙孔子像落成典礼期间来曲阜,同时并提出了他的意见:“孔子基金会得改成中国孔子基金会;他还得请位名望更高的同志当名誉会长,好募集基金;再一条就是他和有关同志商量聘请全国对孔子、儒学、中国优秀文化研究有造诣的专家、学者重新组织班子。”盛奎同志向县委作了汇报。
这期间,我一面忙着孔庙恢复工程重塑孔子像的善后工作,一面忙着财政工作,一面忙着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实在忙不过来,后经请求刘福田书记同意,就靠在孔子基金会办公室工作了。到了“孔子故里游”期间,匡老就来曲阜了,住在了孔府饭店(孔府西院),当时商量想请邓颖超同志当名誉会长,邓大姐年事已高,他推荐谷牧同志担任,谷牧同志让山东省委向中央书记处写个报告,经书记处同意,谷老就任名誉会长了。
1984年9月22日,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曲阜宣告成立,谷牧同志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任会长,成立了三十余人的理事会,推举吴富恒、孔德懋、孔令朋、张健、李子超、刘福田、程汉邦等十余位同志为副会长。在第一次会长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公告》和《章程》(草案)。为扩大宣传,匡老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传了中国孔子基金会公告和章程。
1985年,中国孔子基金会进一步发展,理事增加到八十余人,增聘周谷城先生为首席名誉顾问,增聘辛冠洁等同志为副会长。孔子诞辰期间举行了第二届理事会和学术讨论会,匡老、辛冠洁、严北溟、周继旨、骆承烈等教授作了学术发言。会后,经匡老提议:为副会长、理事、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以及学术委员会、基金委员会、孔子故里文物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颁发了聘书。
1986年,中国孔子基金会进一步发展壮大,理事增加到一百多人,增聘宫达非同志为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增加到十五位,刘福田同志兼秘书长,翟盛奎同志被聘为第一副秘书长,被聘为副秘书长的还有:赵翠英、李金山、张国民、夏祥敬、张安奇、石连同、朱青等同志,我被聘为办公室主任。除个别同志因工作原因外,其他同志基本上都能靠上工作。
募集基金一开始也是比较困难的,正所谓“创业惟艰”,用盛奎同志的话说,只好拾着“坷垃”砸“坷垃”,募集到的资金都用在开创事业和宣传上。自从请到匡老、谷牧同志之后,中国孔子基金会才发展壮大起来。由于谷老和匡老的重视,除基金会本身募集到资金外,曲阜城市建设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当时,捐款较多的知名人士有包玉刚先生、李嘉诚先生、王光英先生,曲阜个体户高玉和先生捐款一万元,日本足利市朋友西村昌夫先生积极地为中国孔子基金会募集基金,来曲阜旅游的一些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台湾、香港朋友也进行了捐助。除为基金会募捐外,还为曲阜市募集到一些资金。孔德懋副会长向日本朋友募集到百万日元为曲阜建立了“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孔令朋副会长向香港朋友募集资金为两所学校捐建了教学楼。
除募集基金外,孔子基金会还积极开展儒学的研究工作,创办了学术刊物《孔子研究》。《孔子研究》创刊初期都是由曲阜负责收集稿件,送北京编辑定稿,交齐鲁书社出版印刷,直到中国孔子基金会迁出曲阜。
匡老对出版《孔子研究》非常重视,1986年,他在京西宾馆开会,打电话叫我去京西宾馆。到了匡老住的房间,匡老对我说:“《孔子研究》是咱会的刊物,一定要办好它,这关系到孔子基金会在国内外的声誉,内容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这里有一封信,你把它送到国务院谷牧同志办公室去。”我遵照匡老的指示,就把信送到谷牧同志办公室。回到京西宾馆后,将谷老的秘书打的收条交给匡老。匡老和蔼地对我说:“孔子生在曲阜,中国孔子基金会要‘扎根曲阜、立足山东、面向全国、全世界’。今后,你们山东的同志就要多做些贡献了。”


中国孔子基金会原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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