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专题 >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30周年 >30年回顾

我与孔子基金会

2014-09-10 11:58:00  作者:胡振洪  来源:中国孔子网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三年的春天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季节。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我们的伟大事业增添新的光彩》的元旦社论,提出了“改革要坚决,经济要抓紧”的要求。元月二日,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出台。一年之中,又有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立,胡耀邦谈办特区,国营企业利改税,经济体制改革,机构改革,邓小于首次公开阐述“一国两制”构想并出版了《邓小平文选》。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中国的一场大变革,正急风暴雨似地向前推进。
   作为一介书生,又是专攻财政金融的,我的兴趣在探讨研究财经问题。由于被分配在孔老夫子的故乡工作,有机会接触夫子论著和孔府典藉,从而喜欢上了孔子经济思想研究当在情理之中。谁知一不小心被领导相中,“点”了曲阜财政局长一职。诚惶诚恐之余,想来还是要做些贡献。曲阜作为东方的耶路撒冷和麦加,在东方人眼里其名气要远远超过西方的朝拜圣地。然而,名气和福气本来就不是一码事。古老的曲阜因孔老夫子而兴,也因孔老夫子而衰。封建社会,尊孔之风盛矣,到明清时代几乎推向了极致。但是,封建统治者推崇的是孔学儒教,他们希望的是杏林书斋,书声朗朗,他们乐于掏钱的是建庙修家。因而几千年来,曲阜一直是“孔庙占半城,孔府真威风,街巷窄且弯,百业冷清清”。解放之后,曲阜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顺大流的思维方式阻碍了曲阜经济的大踏步前进。多年以来,曲阜均是以农业产量高、农业劳模多而自居,工商各业就差之甚远了。人们常说,经济是财政的基础,这一点不假。到我一九八三年接手财政局长时,曲阜的财政收入才刚刚过千万,这其中来自农业税和农村的税收占了一大半。偌大一个县份,五六十万人口,千万元的财政收入真是捉襟见肘。说来不怕读者笑话,我这个堂堂财政局长才只有二百元的权限,二百元以上归县长一支笔,县委书记、副县长们则无一分钱的财权。又有人常说,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居家过日子,没钱饿肚子,关起门来,别人可以不知。可当一个县的管家,上万的干部和教师要吃饭要养家,这个门关得了么?于是,我不得不鼓动书记县长们压税务部门去多收税,不得不狠下心来砍予算卡支出,不得不抓住县长书记们“跑部”前进,讨得一点半星儿,补补亏空,仅此而已。然而,对于曲阜来说,还有个特殊问题,那就是以“三孔”为代表的文物古迹保护问题。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多年来对“三孔”的维护是极为重视的,是舍得拿钱的,但因财力所限,也仅能以维持保护为原则,而随着“文革”灾难的结束,孔子迅速恢复着他应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国人、洋人也理所当然地蜂拥而至。显然,再仅以保护性措施来应付潮水般的“朝圣者”是远远不够了。从另一角度讲,我们为什么要疲于应付呢?这滚滚人流不正是潜在的滚滚财源么?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掏掏腰包呢?当然,这种想法在现在看来真是太应该了,不去想或不敢大想都是傻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真是多数人不敢想,少数敢想的也不敢大想。记得八十年代初,曲阜也学着故宫和避暑山庄开始收门票,孔府、孔庙每位参观者才各收五分钱,孔林免费参观,谁曾想,当地某大学的几位仁兄一纸意见告到中央。说孔庙孔府是国家的,你曲阜为什么收钱?孔子是受人尊敬的教育家、思想家,你曲阜为什么拿老祖宗卖钱?听到这件事,作为一个普通的财政工作者,我感到很生气,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怎样看待参观名圣古迹收门票》,我当时的观点还没敢提旅游经济,仅从以文物养文物的角度来解释收门票的合理性。这之后,我索性研究起这个问题,收寻到大量国内外文化名城的发展资料,结合曲阜实际,写出了洋洋数万字的论文《无烟工厂,大有可为》。文中我以大量事实阐述了曲阜以旅游带动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用算账的手法描绘了曲阜经济光明的前景。大概是由于人小言微吧,这篇论文作为一种建议未被采纳,反而被人讥为“天方夜谭”。可是,历史就是这样的滑稽,仅仅几年之后,曲阜以旅游经济带动经济全面振兴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绩,从而反衬出当年我这个制造“天方夜谭”的“狂人”倒是保守者了!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我徒步上任曲阜县财政局长。本人虽无谋官之愿,而一旦身临其境,亦生出些踌躇满志之感。由于在大学里是学财政金融的,因而对毛主席的那句英明论断刻骨铭心。毛主席说:“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发展经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取得税收,前者下了功夫,后者就轻而易举。”是呵,经济是财政的基础,经济不发展,财政岂非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正是毛主席的这一教导,促使我结合曲阜实际开始了认真的思考。而一旦思路打开,在我眼前展现的是一个前途似锦,春光无限的新曲阜。于是,我又结合我本人过去的建议屡屡遭冷遇的教训,认识到必须走出书斋,踏进社会,去宣传自己的观点,争取广泛支持,让社会认同自己的观点,然后才有被社会采纳并付诸实践的可能。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我向县委县府提出了建立曲阜县宏观经济战略研究委员会的建议,得到了县领导的肯定和支持,于是由县委县府主要领导和县级综合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战略研究委员会迅速成立,并由我和县计委主任、县委办公室主任负责战委会办公室的工作。借助这一职务的便利,我一口气把诸如以旅游带动经济、充分发挥曲阜特殊优势等观点写成一个个研究报告上送下达,不仅得到了领导的首肯,而且也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广泛支持。最令人振奋的是,县领导不仅首肯,而且立说立行,使曲阜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抓住了一个又一个难得的机遇,从而使曲阜经济跨入了快车道。
    建立孔子基金会,这是我诸多建议中的一个。当时的建议,还没想到搞什么中国孔子基金会,甚至在基金会的前面还不得不冠以“研究”二字。因为我在曲阜工作数年,又较为了解“文革”中曲阜经历的磨难,尽管已经是雨过天晴,但对于孔子的认识和评价还没有从错讹中恢复,心有余悸的现象随时可见。所以,我心中尽管想到的是要借搞孔子基金会的名义,筹集资金以解决维护 “三孔”、发展曲阜经济的目的,但又顾虑有人提出质疑:维护“三孔”是国家的事,发展曲阜是曲阜的事,何以出此“敛财”的题目?随着对世界的开放,孔子的名声和地位已经是世界历史的 前列了,但在文革结束还不久,国内改革开放才刚刚开始的时代,确实有个认识和提高的过程。
    创建孔子基金会,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尽管县里、市里大力支持,省里态度也很明确,中央态度如何?好在谷牧同志分管文物旅游,又常来曲阜,县里向他——回报。谷牧国务委员大力支持,并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不仅同意成立而且提出名字要改为“中国孔子基金会”,并且指派匡亚明担任会长。这样—来,事情搞大发了,中央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把孔子推向世界。
既然,中央如此支持,又寄予如此大的希望,县领导向省市领导汇报,认为孔子基金会成员的规格应高一些,尤其是名誉会长一定要请中央领导担任。究意请谁好呢?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邓颖超,认为她最合适。
   为什么大家一下子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同志呢?这里面自有它的道理。
就在我们筹建孔子基金会前不久,邓颖超主席风尘仆仆来到曲阜,一住就是一个多礼拜。这是邓颖超同志离开中南海西花厅她那熟悉的家已经快三个月的时候了,也是她在几个城市小住将回北京的最后一站。邓颖超同志偌大年纪,身体又不好,为什么在外地呆了这么长时间?后来在中南海坐客时,周总理的保卫处长高振甫同志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周总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后,邓妈妈一直不愿离开与丈夫朝夕与共多年的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在处理国事和别人的事情时落落大方,可对自己却十分苛刻。从《总理的睡衣》那幅著名的画上可以说明这一点。周总理不在了,邓妈妈仍旧遵从着总理的意愿,生活得十分俭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问题变得突出了,那就是西花厅是一座陈旧的古建筑,需要整修,总理在时,中央办公厅几次提出整修意见,都被总理否了,说国家还很困难,先办别的事吧。总理逝世又是好几年了,房子不修确实不行了,可邓妈妈坚持说,总理说过不能办就是不能办!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十分着急。忽然,一位领导想到了一条理由,大家感到也只好用这条理由了。于是,中央办公厅领导到了邓妈妈家里,装出严肃的样子告诉邓妈妈:“这西花厅是国家重要文物,必须抓紧整修,否则咱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呵!”你别说,这条理由还真管用,邓妈妈只好表态:“既然是这样,也只好服从喽!”中央办公厅领导又按商量的意见动员邓妈妈到外地转一转,等修好了房子再回来,邓妈妈也答应了。
    就这样,邓妈妈先去了南方,在返回的途中,最后一站落脚曲阜。好客的曲阜人以一种特有的方式接待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客人。邓妈妈下塌在曲阜国际旅行社,也就是孔府内过去专门接等贵客的地方。不知是这幽静的去处酷似中南海的环境,还是就要回家了,心情变得轻松,反正邓妈妈在曲阜住得很开心。特别几位负责接待的女孩子也真会揣摩老年人的心理。她们改变了以往接待高级首长的那种毕恭毕敬的方式,而以孙女对待奶奶的方式来接待这位她们心中最崇敬的女性。几位女孩子天天围在邓妈妈身边“奶奶、奶奶”地叫着。又是帮助洗脸又是帮助洗脚,或者陪着扯些家长里短的话。她们又变着法儿搞些老年人喜欢喝的香大米粥、小咸菜之类,使邓妈妈感到十分满意。邓妈妈的这种满意,日后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待我们受邓妈妈之邀到中南海坐客时,邓妈妈见面第一句话问的就是那几位女孩子的情况,而且还清楚记得名字,足见印象之深了。
    当时,县领导一致想到请邓妈妈当孔子基金会顾问,就是想到了邓妈妈临行前的真诚邀请,去中南海请邓妈妈,不是一举两得么?时间紧迫,事不迟疑,就这么办吧!县领导要我随行,又让我考虑带点什么纪念品。这下子就为难了,周总理和邓妈妈从不接收礼品是出了名的了,带什么礼品让她非收不可呢?思忖再三,就让国际旅行社精心制作了一些孔府点心中的名品——黑芝麻板。这适应老年人食用,既滋补又价格便宜,这恐怕邓妈妈不好推辞。另外,又让工艺美术厂赶制了几柄楷木如意,这是曲阜的特产,价格不高但取吉祥如意的祝福之意,老年人一般不好拒绝。我又试着选了几套曲阜特有的文房四宝,心里想,这些收不收不要紧,只要前两件收了,就算尽了我们的心意了。我们赶往北京,已经是一九八四年的九月中旬了。一九八四年是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三十五周年,而九月二十二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是孔子诞辰日,要赶在这一天召开孔子基金会成立大会,时间确实是很紧了,因而工作必须抓紧。
    九月中旬的北京已经有些寒意了,但是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着建国三十五周年的首都却是一片红红火火。赶到北京,我们驱车直奔南长街八十一号门,那是中央警卫局的所在地。当我们的车一到,正在忙着研究国庆安全工作的警卫局领导就到门口迎接我们,并告诉我们,邓颖超同志有指示,曲阜的客人就住中南海,不要到外面去住。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十分感动。我们刚刚在中央警卫局的楼上住下,还没来得及洗脸,高振甫处长就亲自开车过来了。他告诉我们,邓颖超同志听说曲阜的客人到了,就马上让我接你们到她家里去。呵,这多么令人激动!。邓妈妈以八十多岁高龄,对我们这些来自最基层的同志如此的关心和礼遇,我们该说些什么呢?还没想好说什么,高处长就催大家起身。当我们赶到中海门口时,高处长指着缓步走来的一个老太太,说:“看邓大姐亲自接你们来了!她正感冒发烧,我让她不要出来,这不还是迎出来了!这儿离西花厅一二里路呢!”唉,还说些什么呢,大家的眼睛模糊了,大家连忙下车跑向邓妈妈身旁。
    进了西花厅邓妈妈的家,老人一面让秘书沏茶,一面问“孔府的小李,小聂几个女孩子还好吧?”呵,又是使人吃惊的一问。小李、小聂正是为邓妈妈服务的两位女同志,邓妈妈首先想到她们,这不恰恰象慈爱的奶奶想到了孙女孙子么?领导连忙回答:“好,好,她们都很想念你呢!”邓妈妈欣慰地笑了。我们趁此机会把礼物拿出来,几盒点心,邓妈妈说这些留下吧!其他礼物坚持不要,说总理在世时,有规矩,坚持不能收礼品。县领导就耐心解释,高处长也说,这如意还是收下吧,这象征着万事如意呵!邓妈妈听后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大家怕邓妈妈太累了,坐了一会就准备起身告辞。高振甫处长说,“和邓大姐一齐照张像吧”,这正是大家求之不得的。邓妈妈欣然同意,又看着自己的褂子笑了:“你看我这褂子皱皱巴巴,等我换件衣服吧!”是呵,到总理家里,才真正体味到这个老革命之家是何等俭朴,何等简单,人们都把总理夫妇当成人生楷模,这是多么地当之无愧啊!临行前,邓妈妈又问起这次到北京干什么来了。县领导如实相告,邓妈妈笑了笑,诚恳地说:“今天刚刚在中央开完会,规定老同志的名誉职务最多不得超过三个,大家帮我算—了算,已经六个了,超过太多了,不能再加了。”她又想了想,转而告诉高处长和秘书同志:“你们帮助联系一下王震、万里、习仲勋几位老同志,看他们能不能干?”根据邓妈妈的指示,在高处长等的帮助下,我们又去王震、万里、习仲勋、楚图南等领导那儿联系,结果都是和邓妈妈一样,名誉职务数早己超过了。中央刚刚开过会,大家不好再承担了。那几天里,邓妈妈多次向高处长关心地问起曲阜同志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我们真是一次又一次感动了。
 正当我们为名誉会长的问题焦急的时候,曲阜打来电话,说匡亚明同志已经从南京赶到了曲阜。匡亚明这位革命老前辈曾在山东出生入死,为革命立下过赫赫战功,这位学者型的革命者曾在创刊不久的大众日报当过主要领导。匡老离开山东到江苏工作,长期担任南京大学校长职务,又是江苏省人大副主任。他是一位研究孔子的专家,他对孔子的评价十分客观公正,其著作被孔子研究界所推崇。这次中央决定匡老担任孔子基金会长真是太恰当了!匡老对孔子基金会十分重视,离成立大会还有几天就早早赶到了。怎么办?到了这个茬口,名誉会长还没有着落呢?最后,县领导决定,分两步走。留两位同志在北京,依靠邓妈妈再想想办法,另两位同志回曲阜,请匡老协助解决。于是,我和县领导立即驱车赶回曲阜。
    回到曲阜,县领导马上就向匡老汇报。匡老很是痛快,要县领导马上接通谷牧同志电话,由匡老直接找谷牧谈。谷牧同志是曲阜的常客,孔子基金会也是他十分关心的事情,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匡老在电话中告诉谷牧,请他担任名誉会长,不然,我这个会长不好干。不知是老领导的原因,还是这个差事就是谷牧同志担任最合适,反正谷牧同志接电话后就马上向中央汇报了,而且中央很快决定由谷牧同志担任名誉会长。
    九月二十二日,是孔子诞辰纪念日,而一九八四年的九月二十二日,是孔子诞辰二千五百三十五周年,就是在这一天,纪念孔子诞辰和庆祝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大会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隆重举行。与会者肃立在孔子座像前,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深深致敬。我想如果孔老夫子在天有灵,也许会得到些欣慰吧!从批林批孔到建立中国孔子基金会,仅仅隔了十几年的时间,那是怎样的不同情景呵!难怪孔子的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女士在参加基金会成立大会时落泪了。她甚至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参加纪念老祖宗的庆典,更没有想到还可以当上孔子基金会的副会长。
中国孔子基金会就这样成立了。从此以后,每年它配合着孔子文化节开展一系列文化经济交往和孔学研究活动,不仅在“文化搭台,经贸唱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文物保护、学术交流等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不久,我就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曲阜。但是,我仍旧热恋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在离开曲阜后的日日夜夜里,我常常乘梦而返,脑海里又映出一幅幅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尤其是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创建过程将会永远记忆在我的脑海中!

 

 

 

责任编辑:xiao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