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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中国孔子基金会若干往事

2014-09-10 11:32:00  作者:牟钟鉴  来源:中国孔子网

  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于1984年9月,谷牧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南京大学校长)任会长,辛冠洁(常务)、赵健民、宫达非等人任副会长,前期会址设在曲阜,1989年迁到北京,后期迁至山东济南。它是我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由中央政府支持的从正面弘扬孔子儒学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在中国大陆新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起了领跑的作用。我从开始就参加了基金会的活动,是它的积极分子。谷老在上层领导群体中率先打破文化问题上“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把孔子定位为“杰出思想家、伟大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主张“把孔子放在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观察”,肯定孔子是“公认的世界古代思想文化巨人”,认为“孔子和历代大儒学说中的许多论述,对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应当敢于公开申明这个观点。又指出:“抓紧抓好研究孔子的工作,对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加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做好海外华侨和华裔的工作,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合作,有着重要的作用。”(见《谷牧回忆录》中“7,关于孔子基金会的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1986年《孔子研究》创刊,谷老写了“发刊词”,说:“《孔子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提倡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学术研究。但这个园地也不排除用其他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谷老后来作了更明确的表述:“我们研究孔子,应当坚持和提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用其他的观点和方法获得的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贯彻‘双百’方针,欢迎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繁荣有关孔子的学术研究。”(《谷牧回忆录》第452-453页)这样的提法,至今在我国期刊界仍属于前沿。《孔子研究》自创刊以来,先后发表了我的多篇文章,如:《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展望》、《重建诚的哲学》、《二十一世纪儒学的衰落与复苏》等。1989年10月,“六四”事件过去不久,西方普遍制裁中国,中国处境很是孤立。中国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京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有20多个国家的300多名学者与会,我参加了会议学术资料方面的组织安排工作。谷老作主题演讲,指出:“众所周知,‘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些思想不仅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昌盛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即使到今天,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那次会议和后来五年一次的国际性纪念孔子的会议,使我深感,世界上很多人未必认同中国的政治,却认同孔子和中华文化,孔子在世界上享有祟高的威望。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是老革命中不多见的有中华传统学术深厚积累的人,亲自撰写了《孔子评传》,并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系列。他提出研究古代思想需要“三义”:准确把握“本义”,即原典文本;系统了解“他义”,即各代对文本的解释;最后推出“我义”,即提出自己创新性见解。他在主持南京大学工作时,成立宗教研究所,吸收丁光训主教领导的金陵协和神学院的人员参加,创办《宗教》刊物,推动教内外学者合作研究宗教,在当时条件下,没有大智慧大魄力是办不成这些事的。

  八十年代前期,在中国孔子基金会支持下,由辛冠洁、丁健生、张立文、蒙登进、丁冠之、李牺、赵宗正、肖万源等人牵头并推动,组织学者编写并出版了三种研究著作系列:《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先后由齐鲁书社出版,开创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以人物与著作为轴线的研究新局面。我在《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齐鲁书社1980年11月出版)中写了“韩愈评传”,约23000字,旁及柳宗元、李翱,对唐代儒学复兴运动有了比较深入的认知。

  中国孔子基金会在九十年代还做了一件学术大事,即编写《中国儒学百科全书》,我是编委之一。该书未署主编,列编委会常务委员辛冠洁、何成轩、胡伟希三人,列委员26人,朱伯崑教授是委员之一。该书词条(分“儒学通论”、“历代儒学”、“近现代儒学及儒学研究”三部分)的提炼和确定,朱伯崑先生贡献最大,是实际上的主编,他把大半生教学科研所积累的儒学研究成果,浓缩到词条里去了。我曾提议由朱伯崑、辛冠洁署双主编,但被搁置,而朱先生并不介意,只是我不心安,总觉得朱先生的辛苦劳动和巨大作用应当予以合理的表达。该书约200余万字,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3月出版,至今它仍是最大规模、内涵丰富可靠的儒学百科全书,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现将该书“儒学通论”的词条录列如下。一,“释儒”:儒,儒术,儒家,儒生,儒教。二,“儒学经典”:六经(《周易》、《诗》、《书》、《礼》、《乐》、《春秋》),五经(见六经),四书。三,“经学流派”:今古文学,章句注疏之学,义理之学,训诂考据之学,经世之学。四,“儒家哲学思想”:天命观,天人观,太极观,阴阳观,道器观,理气观,心物观,心理观,体用观,相反相成说,变化日新说,中庸说,同异观,动静观,常变观,思学论,格致论,知行观,名实论,人道观,生死观,淑世论,元气论,道统论,内圣外王说。五,“儒家宗教观”:尊天敬祖说,鬼神观,祭祀观,卜筮观,神道设教说。六,“儒家伦理思想”:人伦说,纲常说,仁论,礼论,仁义论,忠孝论,四德说,心性观,性情观,理欲观,义利观,义命观,苦乐观,荣辱观,气节论,中和说,经权说,省身说,践履说,诚心说,人性论,君子论,圣人论。七,“儒家政治思想”:德政说,仁政说,贵民说,养民说,富民说,教民说,君道说,举贤说,纳谏说,出处进退说,诛伐说,王霸论,华夷论,修身为本论,忧患意识。八,“儒家经济思想”:重农论,分田制禄说,井田说,限田说,轻徭薄赋说,扶商惠工说,开源节流说,均平说。九,“儒家军事思想”:禁暴除害说,用兵附民说,人和说,仁者无敌说,先礼后兵说,兵贵伐谋说。十,“儒家社会思想”:合群论,劳心劳力说,和一不争说,宗法观,五服九族说,婚嫁观,朋友观,家国观,四海一家说,大同说。十一,“儒家教育思想”:有教无类说,因才施教说,学以成才说,变化气质说,明伦说,学校论,师道论,尊师重道,教学相长,学以致用说,学而优则仕。十二,“儒家史学思想”:通变说,三才说,损益说,因革说,尊古说,变古说,托古说,道不变说,循环说。十三,“儒家文艺思想”:载道说,言志说,教化说,情理观,情景观,德艺观,才法观,赋比兴说,文气说,通变说,讽喻刺美说,易风移俗说,陶冶性情说。十四,“儒家美学思想”:尽善尽美论,文质观,象意观,虚实观,刚柔观,雅俗观,中和为美说,比德说,感兴说。十五,“儒家科技思想”:儒学与科学,生化原理,循环原理,感应原理,象数原理,象类论,实验论,物理学,数学,格致学,天工开物说,制器尚象说,莫破。以上词条是对儒学丰富内涵的分类归纳和提炼,没有象朱伯崑先生那样过硬的学术功夫是无法完成如此高水平的词条编列的。科技部分由董光壁等研究自然科学史的学者所撰,较多使用了现代语汇,而朱先生所概括出来的词条,则较好保留了儒学传统的话语特色。《中国儒学百科全书》不是一般的工具书,它对于学者的儒学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在社会上宣传不够,故许多人不熟悉。我认为基金会今后应大力推介此书,让更多人的人使用它,并通过它进入儒学的精神世界。

  1991年1月底2月初,基金会在海口召开海峡两岸儒学研讨会,结识了许多台湾新朋友。由于当时两岸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台湾学者钱大方发言活泼自如,而大陆学者不敢逛商店,发言也比较拘谨。当我听到个别台湾学者发言太强势、要我们多学他们的经验时,我忍不住搁置讲稿即席发言。大意是:我们需要向台湾学习,但大陆的文化建设主要应靠大陆学者来承担,同时取得台湾学者的帮助;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至少要多于台湾五倍,而台湾学者对大陆(包括知识界)的了解到目前不足事实上的十分之一;大陆太大太复杂,经历的曲折也多,不长期定居在大陆只靠短期参观考察是不可能读懂大陆的。我这样说是为了促进两岸更深层的交流与合作,请台湾的朋友理解。我的发言对台湾学者有触动,他们对我的态度更加友好和尊重。我在会上结识了台湾的新朋友,如汉语言文字学者李寿林,后来保持了长久的交往。与我同行的美学家李泽厚很赞同我的发言,认为两岸必须平等互尊才能加深友谊。

  九十年代中期,谷牧名誉会长考虑到自己年事渐高,中国孔子基金会的办事机构如何能前后相续、稳定持久,便向中央提出将其会址迁至济南,依托山东省政府,在孔子家乡办会比在北京更能令他放心。得到批准后,1996年1月,会址迁到济南,重新组织秘书班子,派人到北京来交接。不意遭到原基金会驻京办一些学者的反对,发生过激烈冲突。曾经为孔子基金会做了不少好事的一位副会长带头抵制,还为此召开过港台记者会表示抗议,甚至要联络韩国与台湾人士对抗中央的决定,这就太过分了。我认为中国孔子基金会本来就是政府支持的学术团体,没有民间独立的法人代表,不属于任何个人或群体,如果政府决定会址搬迁,北京的学者没有理由抵制,即使个人不赞成。何况基金会迁回孔子家乡山东,乃是名正言顺的事。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在哪里办公并不重要,何必留恋那暂时性的办事权力呢?至于基金会办事处迁济以后会遇到什么新问题,那不是我们能够预期的,但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应当办得更好,所以我赞成谷老的决定,与那些抵制的朋友产生了分歧,从此关系也疏远了。从此我更自觉意识到,办儒家的事业没有孔子讲的君子之德是办不好的,至少要在办事过程中自觉加强道德修养,把成己与成物结合起来,不给孔子丢脸。

  1999年10月中国孔子基金会在济南召开第三届理事会,我被选为副会长。在表态发言中,我只讲了一条:用儒家的精神办儒学的事业。就是说,在基金会工作中,大家都要行仁爱忠恕之道,讲团结合作、诚实守信,决不搞争权夺利、损公肥私,否则就是玷污孔子的名声,基金会也不会有吸引力。大家都表示赞成。我从来就不追求职位,对于副会长之职淡然处之,基金会有事找我,我便尽力做好,不来找我,我不主动联络,人事方面更是不过问不掺和,顺其自然而已。

  基金会从2001年起创办《中国儒学年鉴》,一年一卷,汇集儒学各种信息,便于使用研究,由陈光林任主编,我是编委会委员之一。后来徐诚任总编辑,丁冠之、刘示范、牟钟鉴、钱逊为特邀编审。我的一些重要文章被收入,如:《儒学与社会和谐》、《“赞天地之化育”与“为天地立心”---儒家生态思想浅谈》,分别载于《年鉴》2005年卷、2007年卷。在交往中,我与徐诚结成深厚友谊,在我俩都离开基金会办事机构之后,友谊仍在延续。基金会还创办了《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我的专题文集《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被收入其中,于2001年8月由齐鲁书社出版。我在该书自序中写道:

  “儒学在经历了‘五四’以来文化激进派深刻而又偏激的批判和‘文革’中四人帮蛮横而又颠倒的攻击之后,没有走向毁灭,而是生机收敛,根系犹存。经过一段沉寂反思,如今又逢春沾雨,萌芽抽枝,渐渐有了生意。这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儒学内蕴深厚、生命顽强的原故。‘五四’的批判者大都是进步思想家,其主要锋芒是指向儒学的糟粕---僵化的礼教,其核心就是过时的君权、夫权、族权,故这场批判有解放思想的历史功绩,虽然其中出现过良莠不分、矫枉过正的偏向。‘文革’的批判者如四人帮之流,他们本身就是封建余孽,其主要锋芒自然要指向儒学的民主性精华---仁爱中和之道,而这种仁道正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可贵精神的重要内容。因此,‘文革’的批孔反儒,并无丝毫可取之处,它只能使中国社会出现倒退与混乱。‘五四’的批判,使中国人看到了儒学的局限性、消极性,在客观上有利于儒学真精神的发扬;‘文革’的批判则使中国人借看对‘反面教员’的反省,看到了儒学的进步性和精华之所在。现在多数的中国人,在吸取了诸多的经验教训之后,变得成熟起来,心态渐趋理性、健康,懂得既要超越传统,又要超越反传统,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相贯通,使新文化建设既能树立在优秀而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上,又能开创出当代文化的崭新形态。当然,有着崇古情结、‘五四’情结,甚至‘文革’情结的人还是有的,但他们已经不能左右社会的主流人群了。

  不过,传统儒学的原有形态是不能照搬套用的,即使对其中富有智慧的成分,也需要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重新加以整理和提高,使它们能面向现实与未来,面向世界和现代化的进程。在研究儒学与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上,有几个原则性的提法颇为流行,即“批判的继承”、“创造的转化”、“综合的创新”,我认为它们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差不多已经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尽快把这些原则变为行动,多做建设性的研究开发工作,去理解诠释,去筛选转化,去推陈出新,多拿出一些好的成果来赢得人们的赞同,来供社会选择使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这些年来我对儒学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理念,分专题进行了考察,探讨其本义流衍,评说其是非得失,揭示其底蕴精义;又依据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和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需要,着重发掘那些在我看来是最有价值的思想宝藏,重新加以解释说明,既有思想历程的探源寻流,又有精神意涵的开挖提炼,有时也不免任情加以发挥,借以表述自己的生命体验和文化理想。

  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道德危机和生态危机。儒学贵仁重德的人生观,主和尚通的人际观,天人一体的宇宙观,是医治现代社会病态、促进文明向更高阶段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21世纪的人类如果要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必须向孔子和儒学吸收智慧。时代需要儒学,它为儒学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舞台;儒学需要创新,只有创新的儒学,才能走近现实生活,推动社会前进。”

  这本书是我研究和创新儒学的初步尝试,受到朋友们与学生的欢迎,我感谢基金会对我的学术事业的支持。

  在中国孔子基金会前期工作中,丁冠之先生做了许多好事实事,功不可没。我在悼念他的文章中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活动很多,不断举办国际、国内、两岸学术会议,编辑出版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儒学年鉴、中国儒学百科全书等。我俩作为基金会理事和编委会委员,经常在一起碰面。在这些学术工作中,冠之兄无疑是核心成员,在实际上起着骨干作用。他总是在面临困难问题时挺身而出,理出解决问题的思路,拿出可行的好办法,使工作顺利开展。久而久之,冠之兄在基金会内部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大家有事都愿找他商量,心理上很依赖他。同时他从不计较名利权位,遇到利益分配与矛盾,总是躲着走,始终保持着一颗学者纯朴的心,这更使大家敬重他。”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丁冠之先生和其他很多对基金会事业有贡献的人。

  本世纪以来,我一直与基金会秘书处领导张树骅、王大千等先生保持着友谊,经常在基金会刊物《孔子研究》上发表文章。2008年3月,我接到中国孔子基金会邀聘函,聘我为学术委员会顾问。由于自己不久生了一场大病,对基金会的学术工作出力甚微,但始终关注着它的事业发展,为它不断有新的业绩而高兴。2013年9月初,王大千秘书长来访,送来中国孔子基金会聘书,经基金会理事会研究决定,聘我为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当场被动地接受了这一聘任,心里是不安的,因为知道自己由于身体仍在调养中而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这副担子太重,我挑不起来。我只把它视为一种友情的信任和来自家乡的期望。我今后只能在健康允许的范围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但愿不至于影响基金会学术活动的正常开展,并且随时准备把这份聘职让给最适合的学者。

  2014年4月

责任编辑:xiao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