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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一生的马列儒家——我所认识的匡亚明先生

2014-09-10 11:11:00  作者:俞荣根  来源:中国孔子网

    匡亚明先生是孔子基金会的创会会长。孔子基金会已届“而立”之年,匡老离开我们也已13年了。借庆祝孔子基金会成立30周年的机会,写了这则回忆文字,表达心中对匡老的思念,对基金会的祝福。

“你是我们最年轻的理事”
 
 1983年4月21—25日,“孔子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在曲阜举办。这是经过“文革”对孔子和儒学,以及儒学研究者的大劫难后召开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孔子思想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180多人,盛况空前。张岱年、严北溟、陈景磐、毛礼锐、王先进等儒学研究专家劫后余生,相聚盛会。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的宋振庭先生也参加了研讨会并在开幕式上致词。匡亚明先生因忙于它事未能到会,他给会议发来了祝贺信。会上,老、中、青三代学人纷纷提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孔子思想研究会。几位老专家看我年轻能跑路,叫我做一些联络工作,好像还搞了一份签名的吁请书。有人提议,这事需要有匡老这样德高望重的人支持才行。南京大学的闫韬教授对这成立研究组织的事挺热心。他告诉我们,匡老从南京大学校长岗位上退下来后成立于“中国思想家研究室”,并将亲自撰著《孔子评传》。他负责把大家的愿望转达给匡老。后来听说,冯友兰先生托人给匡老带去口信,希望匡老把研孔的“大旗扛起来”。
 1984年9月20日,曲阜又一次召开“孔子思想研究会”,匡亚明先生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开幕式那天,传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关于成立“孔子基金会筹备组”的批复,匡亚明任筹备组长。在匡老的推荐下,我忝列为“成员”之一。匡老运筹帷幄,恭请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谷牧老先生出任名誉会长。
 1985年6月26日,谷老到曲阜视察,明确支持成立全国性的孔子研究组织。他说:“匡亚明同志带头做这件事,很好。”同年9月9日,中共山东省委向谷老汇报筹备工作情况,确定了组织架构,落实了人员编制和经费。
1985年10月11日,全国各地孔子研究者再次聚会曲阜,在匡亚明先生的主持下商讨“中国孔子基金会”成立大会事项。据匡老说,谷牧同志曾考虑改个名称,叫“中国孔子研究会”什么的,以免引起误会,认为基金会只是搞钱的。第三天,北京来电话,请山东方面把与会人员送到北京,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说是中央有许多老同志要出席大会,还要讲话。这样,我们就坐火车上了北京。等了几天,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说成立大会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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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北京前,已确定了理事会成员名单,筹备组的成员悉数在内。匡老拉着我的手说:“你是我们最年轻的理事。”寄望甚殷。当时我已42岁。

传奇人生 马列儒家

我们那一代大学生都知道匡亚明。他有辉煌的革命经历,是闻名海内外的大学校长,著名的教育家。匡亚明(1906年3月17日-1996年12月16日),原名匡洁玉,又名匡世,曾用名匡梦苏、匡润之,曾用笔名何畏、何晨、梦苏,江苏丹阳墅匡村人。1923年入读苏州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开除,1926年考入上海大学,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共党员,不久被调离校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先后四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坚贞不屈,1937年被营救出狱。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大众日报》社长与总编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1949年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1955年至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常务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文革”开始,他是第一个被点名“打倒”的校长,在南京大学批斗后又被押送到吉林大学批斗,坐喷气式、挂黑帮牌、载高帽子游街、拳打脚踢,横遭凌辱,备受迫害,却从未屈服。1978年复出,再度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起为南京大学名誉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1年被任命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
匡亚明是共和国教育史上最富个性、最有魄力、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家。他尊重人才、求贤若渴、延揽名师、推心置腹,被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引为知音、良师和益友。他是吉林大学的重要奠基人。吉大的几位名师,如化学家唐敖庆、蔡骝生,物理学家余瑞璜,数学家王湘浩,经济学家关梦觉、文学家冯文炳、张松如(公木)、史学家金景芳等都备受他的器重和关爱。他慧眼相中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教师高清海,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他为把年逾半百的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从北京挖到吉大,登门于府礼请,一而再,再而三,留下了当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有三顾茅庐之诚”的美谈。
匡老还是南京大学在“文革”创伤中迅速恢复发展的“中兴”校长。他刚恢复在南京大学的工作,就果断地聘请一批当时尚未落实政策的学者、教授到南大任教并担任适当的行政工作。其中有著名剧作家陈白尘,文史学家程千帆、哲学家孙叔平、神学家丁光侧等。陈白尘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且尚未有结论,匡老深知他对革命的忠诚,礼聘他从北京南下就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匡老这一甘冒风险、抢先一步为南大延揽一流人才的举措,在文化界、高教界引起极好的正面反响,也有力促进了知识分子政策在南大的落实,使南京大学获得占尽先机的发展效果。
前些年,一次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的“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最受推崇的十位校长为:蔡元培、胡适、马寅初、梅贻琦、苏步青、茅以升、蒋梦麟、匡亚明、李达、吴玉章。匡老荣列前十,实至名归。
匡老晚年倾心于孔子思想研究,著有《孔子评传》 ,并主持编撰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总结,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思想文化工程”。这是他生命中又一次传奇式的华丽转身。
那么,他怎么研究起孔子来的呢?匡老说,这是他酝酿了40多年的愿望。
匡亚明先生同他的同时代的许多革命老人一样,对孔子及孔子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他小时候在私塾读孔子之书,觉得孔子神圣不可侵犯,加以全盘肯定。青年时代参加革命,全凭一股所谓“革命热情”,把孔子当作旧世界的象征,对孔子思想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后来与邓中夏同志在一起,发现邓中夏对孔子不是全盘否定,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在邓中夏的影响下,他认真攻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被捕入狱期间,又被迫研读古书,从而对孔子思想的认识发展到了第三个阶段,即否定之否定阶段。1942年在延安,匡亚明有机会向毛泽东主席请教孔子问题。毛泽东主席认为,孔子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孔子思想既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他要匡亚明暂时搁置一下对孔子问题的研究,等到抗日胜利,全国革命胜利的时候,自然就有可能腾出精力来总结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对孔子的批判继承问题和评价问题了。自此以后,匡亚明总是在心里默默盼望着我们党能腾出时间来总结和正确评价孔子的这一天早日到来。
但全国解放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全党全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加上匡老肩上压着繁重的实际工作的负担,使他没有可能进一步研究孔子问题。1966年又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他被剥夺工作和人身自由的权利整整12年。当时,“四人帮”发动了别有用心的所谓“批孔”运动。这种倒行逆施,更加促使他重新思考孔子问题。他研究孔子的欲望更强烈了。1978年,他被“解放”了,但立即又陷入了百废待兴的实际工作,更无暇它顾。他的内心矛盾极了,一方面,实际工作必须花全副精力和时间去做好;一方面,感到自己年逾古稀,再不抓紧,将使自己断断续续酝酿了好多年的对孔子进行系统研究、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作出合理评价的愿望,付之东流。
1981年,匡老终于被批准辞去了实际工作。这时,他已是75岁的老人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立即着手筹建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室”,自己则全力以赴地从事孔子的研究工作,常常是每天伏案写作十个小时左右,甚至更多的时间。为了明确西周社会的性质,把孔子思想放到它所产生的客观的时代背景中去进行评价,他除了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外,不顾自己的年高体弱,特意不远几千里,风尘仆仆地赶到西双版纳等地进行社会调查,亲自分析解放前西双版纳领主封建制这一社会活化石,以印证西周的领主封建制度。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劳动,30多万字的《孔子评传》终于问世。老人40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孔子评传》除《代序》和《后记》、《附录》外,共分十章,全面而详尽地论述了孔子的生平、时代背景、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文献整理实践和思想,以及孔子研究的方法和孔子对后世的影响等。作者认为,尽管孔子思想中有必须与之决裂的糟粕,有很多带有历史的、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因而必须给以严肃批判的东西,但这并没有影响孔子作为中国以至全人类伟大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孔子思想是以“仁”为标志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仁的思想,是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孔子的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它包含了至今仍不失其光辉的珍贵因素。孔子既是大思想家,又是大政治家,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和第一个伟大的文献整理家。对这样一位不仅对中华民族而且对其它民族具有深远影响的杰出历史人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再研究和再评价,探索和开辟“古为今用”的途径,继承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中国人民振兴中华和实现四化服务,为全人类的繁荣和幸福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孔子评传》堪称为一家之言。它内容丰盈、史料宏富、气魄浩大,笔力千钧,高屋建瓴,新论迭出,论证有力,是1949年以后36年来“孔子学”领域中的一项丰硕成果,一本难得的高水平学术专著。
还值得一提的是,该书的卷首附有六幅精心绘制的孔子画像。历来的孔子画像,不是头戴冕旒,便是老态龙钟。匡老摈弃了古代统治者神化孔子的画像,打破了旧的传统习惯,着意恢复孔子作为“人”的原貌。特别是第一幅“孔子三十而立像”,使人们第一次目睹青年的“布衣孔子”的丰采。
匡老《孔子评传》的出版,奠立了他“孔学泰斗”的学术地位,有力地鼓舞孔子研究者们向更高的目标前进,为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作出贡献。
匡老在《孔子评传》中提出,要用“一分为三”的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孔子思想,孔子思想中包含积极的、消极的和中性无害的三个方面。他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孔子。他是一位马列儒家。匡老逝世时,将匡老引为知音、知己的金景芳老先生撰写一副挽联,托人带往南京献于匡老灵前。挽联写道:“是老革命,早岁与恽代英邓中夏相交,九死一生,恨未睹中国腾飞廿一世纪;亦大学者,终身共马列书孔孟文为伴,朝乾夕惕,已预见丛书耀眼百五十篇。”金老的这副联,恰到好处地概括了匡亚明拥有革命传奇的一生、马列儒家的一生。


泽惠后学 求索求真

1983年5月,我的硕士导师杨景凡先生与我合著的《论孔子》脱稿。我建议请匡亚明先生为它题写书名,得到老师的同意。于是通过我的系友和学长闫韬教授向匡老转达了这一愿望。不几天,匡老题赠的书名就寄来了。老人用宣纸连写了三幅,请我们任选其一。我的老师是川西地下党老党员,经历过九死一生,意志坚强,喜怒不形于色。收到匡老的题字,他也很感动。他特别敬佩匡老的治校风格和尊重知识的品德。
匡老很看重我们的研究成果。他在自己的大著《孔子评传》的第二章“生平概略”中三次提及并赞同《论孔子》有关观点。 如,对孔子“七日而诛少正卯”的问题,我们考析后认为,“非孔子所能为,非孔子时所需为”,匡著引用后指出:“这是非常简明确切的。”
大概是1988年吧,一次会议期间,匡老关切地问我生活上、职称上的情况,提醒我,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他。些小琐事怎么能打搅他老人家呢!我急忙回答:“谢谢匡老!没有。”他接着说:“你们搞学问的人搞出名堂来了,成名了,就不用我们操心了。恰恰是在你们的学问还没有搞成功时,爬坡上坎,困难不少,需要特别的关照、爱护。”没等我回答,老人又补了一句:“这是我的一点经验。”我沉浸在深深的感动之中,暖流涌向全身,已想不起当时是怎么告辞出来的。这一席话,老人说得很随意,道出来的不但是自己的“经验”,更是他甘做人梯、甘当知识分子“后勤部长”的品格。我想,这不就是他在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的治校之方吗!难怪他的周围聚集了这么多鼎鼎大名的学者!难怪这些学术大师都将他视为自己的知己!匡老的这番话也是对我的谆谆教诲,这么多年来未敢丝毫忘怀。退休前,我也有一段从事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的经历,曾努力按匡老的教导去关心正在爬坡上坎的年轻科研人员,尽量地帮上一把,感到工作氛围很和谐,自己的幸福感也增添不少,这些同事至今与我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1992年,我的《儒家法思想通论》 稿成。除向杨景凡老师求序外,心中的另一个强烈愿望,是希望匡老能够赐序。老人一口答应了。他在序文中对我们所做的儒家法思想研究充分肯定,嘉勉多多:“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法文化领域中曾创造了可与大陆法系、海洋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世界性法系相媲美的中华法系。中华法系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是儒家化的立法,儒家化的司法,儒家化的法文化。然而,很长一个时期里,学术界对儒家法思想却缺乏重视,且有不少误解。俞荣根同志开始做这项工作时,难度是不小的。大概是1983年左右,他送来孔子法思想方面的文章请我和几位老先生指正。其中对孔子诛少正卯、孔子反对晋刑鼎等几桩公案的辨析颇有新意,对孔子的仁学、仁与礼、仁与法、礼与法的关系的论述也能下笔自如,言之成理。今已作故的严北溟先生和其他几位对孔学素有研究的老先生都颔首称许。” “其后,俞荣根同志的研究范围大大拓展,由孔而孟而荀而汉唐儒而明清儒,挖掘史料,辨析概念,综合名实,终于一脉贯通,竟10余年之功,乃完成眼下这一规模。”匡老还给出了一个很高的评价:“这是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儒家法思想的著作。”
《儒家法思想通论》后来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这是与匡老的支持和褒奖分不开的。
1995年暑期,我赴南京参加中国法律史学会年会。到古都的当天即去与匡老秘书联系,请他转达登门拜望之意。老人很高兴,吩咐秘书派车相接。在南京江苏路73号住宅内匡老早早移至书房的躺椅上迎候。老人思维仍是那样清晰、敏捷,健谈如常,赐教甚多。老人说,他已年届89岁,开刀两次,大难不死,正在恢复之中。他的人生态度一贯达观积极。临别,匡老执意让师母丁老师把他从躺椅上扶起来,坐到书桌旁,特地为我题签了一本修订再版的《孔子评传》相赠。这年12月,老人又寄来了他签名的大著《求索集》 。活到老,学到老,求索求真到老,是贯通于《求索集》的精神,这就是匡亚明精神。
1996年12月,我应邀去香港城市大学访学。期间,照例给匡老等老先生寄发了贺年卡。出门在外,未能查看信息。回家后才得知,老人已离我们远行而去。一年前的登门拜望犹在眼前,没有想到匡老会走得这样快。匡老临终遗言:不通知亲朋好友及学生,不开追悼会。我没能发出一个字的唁电,献上一束白花,心中之愧憾惟寸心自知。
去年十一月,习近平总书记特地参观视察曲阜孔子研究院。今年“五四”,习总书记到北京大学后又专门安排看望汤一介先生,了解“儒藏”的编纂情况。这一切都向社会表达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信息。孔子、儒学和传统文化研究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也迎来了重任。当此之时,孔子基金会,所有研孔、研儒、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团体,所有相关学人,定能不负时代使命,敢于担当,有所作为。
在庆贺孔子基金会成立30周年的时候,写了这些回忆文字,意在与同仁共勉,学习匡亚明老会长一生求真求索的精神,把孔子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2014年5月18日
嘉陵江畔西邘堂

责任编辑:xiao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