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第九章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在鲁国遭到政敌的攻击，不得己离开鲁国，他抱着治世的宏愿，带着弟子到另外一些国家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北面的齐国“送女乐”设法把他挤走，不能去。南面的邾国既小又经常打仗，不好劝说行仁义，鲁国东面是季孙氏的领地，更不宜去。于是看中了西方。西方的卫国，是周朝初年康叔的后代。康叔与周公均为周王之后，孔子早就说过“鲁卫，兄弟也。”当权的卫灵公比较温和，再加上弟子子路的内兄颜浊邹住在卫国，可以帮助孔子疏通疏通拜访卫灵公，便决定到卫国去。从此孔子一行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涯。

孔子带着弟子、乘着牛车，风尘仆仆地到了一些国家之间，显然不是游山玩水，也不是被迫逃亡，而是到各地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一行是个政治集团。

卫国位于华北平原中部，古黄河、淇水、濮水流经其境，水利资源充足，土地平坦，富饶，在古代是便于农业生产和人类栖息的好地方。卫国都城帝丘是古时部落首领颛顼活动的据点，位于黄河南岸（今河南濮阳西南）。孔子带领弟子们渡过濮水，弟子冉有驾着车，孔子一行进入卫国境内。

孔子初到卫国，就见人烟稠密，为这种现象所吸引，脱口出说“这里人口真多啊！”

在孔子身前赶车的冉有转过头来问“人口多了，应该怎么办？”

“使他们富起来。”孔子回答。

冉有又问“人民富裕起来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孔子毫不犹豫地说“对他们施行教育。”

有了人，首先要富起来，富而后教，即在满足人们经济需要的基础上，施行教化。这是孔子离鲁后发表的第一个政见，也是孔子几年来在鲁国施政时经验的总结，这正符合一般施政的规律。显然是对的。

在社会发展中，经济是基础，《史记》中司马迁写了《货殖到传》，就是一篇重视经济的典型文章。文中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明确地说经济问题解决，才能讲什么礼节、荣辱。人人都想得利。他给当时人们看不起的一些商人立了传，有范蠡，子贡、猗顿（煮盐）、郭纵（治铁）、乌氏倮（畜牧）、巴寡妇清（炼丹穴）。为商人立传，是空前的重视经济工作，也是难得的。

历史上重视经济工作的还有一些。如汉初晁错向皇帝上《论贵粟书》，大讲当时农民流离失所，没有土地的危害性。他提出以粟（粮食）收成的多少为赏罚官吏的标准，各地向中央交的粮食多的，可以拜爵，也可以除罪。在此基础上，西汉很重视劝农政策。晁错说“农，天下之本。”文帝至景帝时，连发了三十多条劝农诏书，还下诏保举地方上“孝弟力田者”，对这样的人“复其身，”即免除此人的徭役。晁错为什么上《劝农疏》，因为他出身农家，知农夫苦，知粮食重要，除此外还多次上疏“薄赋敛，广蓄积，以实仓禀，备水旱之灾，”为民着想。

唐朝刘晏，也是一位重生产的人。他主张“理财以安民为先，”安史乱后他任京北尹兼转运使，整顿，恢复了江淮向京师水路运粮的漕运。他组织民工挖沟排淤，疏治汴水入淮。编船改纤，安渡三门峡湍流，变富户督办为国家专办，消除中间剥削。运粮时派官军押运，使正常的漕运由八、九月到达改为四、五个月就能到达。每年运粮40万石到110万石，使大乱之后的关中缓解了饥荒。

“天地之间人为贵，人是天下最宝贵的财富，有了人，才能有社会上的一切。毛泽东同志说：“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有了经济基础，才能发展上层建筑。孔子“庶—富—教”的治国方案正是这样。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是这样。解放前，穷人吃不上饭，孩子上不起学，在农村中割草，城市里做童工。中国人头上的“三座大山”不推倒，中国人民经济上不翻身，文化上也翻不了身。旧日的“教育救国”行不通，解放后，经济好转了，就能上学了。现在国家又免了义务教育的学杂费，更有利于孩子上学了。”

自古以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业生产（尤其粮食生产）是重中之重。吃饱了才能受教育，才能讲礼仪。新中国建立后，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抓农业的。老百姓说“有粮心不慌。”孔子庶一富一教的主张，就是先有人，叫人富起来，在这个基础进行文化、教育。何等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