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诸子学肇始于先秦诸子百家。先秦诸子学是中国古代最具原创性的学术思想。自先秦诸子开始，中国诸子学经历了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汉代相对于“经学”的“诸子”之学、魏晋以后的“子部”之学等几个基本的发展阶段和形态，构成了中国诸子学发展演变的主要历史图景。

先秦之“百家”

在先秦时期，“诸子”一词并非指春秋战国之际的一批学者，而是一个职官之名，相当于“庶子”。《周礼·夏官·司马》中即有“诸子”之官，曰：“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郑玄注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与周官‘诸子’职同文。”当时称那些提出各自思想主张的学者为“百家”。《庄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荀子·正名》曰：“以正道而辨奸，犹引绳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解蔽》曰：“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非，或治或乱。”《成相篇》曰：“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这里都是以“百家”指代各“家”各派的学者，而从不见使用“诸子”一词。一直到李斯上书秦始皇“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西汉刘安的《淮南子·汜论训》云：“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仍然只言“百家”而不称“诸子”。至西汉武帝采用董仲舒之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世人始称先秦的“百家”之学为“诸子”。《汉书·宣元六王传》载汉元帝时东平思王刘宇“上书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不可予”。汉成帝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诸子”遂成为与“经传”“诗赋”相对的一类图书之专名。

由此可见，今天被学界称为“子学时代”之标志的先秦“诸子学”，其实应该称之为“百家之学”，它的重点在于当时的哲学思想家和他们的哲学思想，而不是他们的著作（尽管他们的著作必然要表现他们的哲学思想）。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云：“百家之学”，皆“为治者也”；《淮南子·汜论训》亦曰：“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也”，都指出了彼时“诸子学”具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性质。而且，“百家”一词还充分反映了当时哲学思想界学派及学者林立、学术平等自由的特点。

刘《略》班《志》中的“诸子”

严格地讲，“诸子”这个概念始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时，而正式形成于刘向的“校经传、诸子、诗赋”之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曰：“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很显然，这里没有给出“诸子”明确的界定。但由其“诸子”之“十家”“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仍然可见，“诸子”在这里主要是指图书分类的概念——尽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在“序说”“诸子”之每一“家”时，皆是先说明其起源于某一“王官”，接着说明各“家”思想特点，给人以（先秦）“诸子”是一个关于学术思想或哲学思想形态概念的印象。后世的多数学者的确是把“诸子”当作一种学术思想或哲学思想形态的概念在使用。但如果就《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诸子”概念的本义而言，它的确是一个关于图书分类的概念。同时，《汉书·艺文志》中的这个图书分类，把“诸子”排在“经传”（即“六艺”）之下，具有明显的“尊经”而抑“诸子”倾向。

“诸子”概念及其内涵的确立，不仅标志着中国“诸子学”的正式形成，同时说明中国“诸子学”已由先秦“百家（诸子）之学”发展的早期，经西汉中后期，进入“照着”先秦“百家之学”讲和“接着”先秦“百家之学”讲的时代。两汉“诸子”的“九流十家”之学先是被整合到汉初的“新道家”（即黄老道家）之中，主要以黄老道家的形式出现，西汉中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则主要以综合先秦诸子“九流十家”之学的“新儒家”面貌出现。

魏晋以后的“子部”之学

进入魏晋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思想文化和学术形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诸子学的性质被重新定位，诸子学的面貌也被重新塑造。曹魏时郑默的《中经》、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合“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为“子部”，取代了《汉书·艺文志》之“诸子略”，使“诸子学”完完全全成为“子部”之学。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诸子》正是对这一转变的理论总结。《文心雕龙·诸子》既曰：“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也”；又曰：“博明万事曰子，适辨一理为论。”这里，刘勰所论看似前后不一，实则具有内在一致性——差异只在于所谓“入道见志之书”，乃指“诸”多“子书”而言；而所谓“博明万事曰子”，则是仅就其中某一“子”的所有文章而言的——就某一“子”的文章而言，它与一般“文学之士”的“适辨一理”的“论”，性质实际相同，可以类比。

但不管怎样，刘勰在此将“诸子”定义为“书”、将“子”定义为与一种“论”相对的文章体式，无疑都是从文章的文本形式或文体形式着眼对“诸”“子”（“诸子”）的界定，即总体上是从目录学和“文学”两方面对“诸子”（“诸”“子”）的一个界定。而且，对“诸子”的所谓“入道见志之书”的界定，其中的“入道”即“文以载道”之意，“见志”即“诗（以）言志”之意，实际等于说“诸子”是“明道”“言志”的“文学”之“书”。故到唐宋目录学著作之中，“子部”既包括《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的全部内容，还增加了“释家类”“道书类”“艺术类”“类书类”“谱录类”等，即成了“经”“史”“子”“集”四部中，除可明确归入“经”“史”“集”三大部类之外的所有著作（“书”）的集合或集成。这说明，作为彼时中国诸子学一种特殊形态的“子部学”，已既非哲学，亦非“文学”（广义的“文学”或“泛文学”），甚至也不是目录学（或目录学+哲学、目录学+“文学”），而只是一个表示那些无法归入“经”“史”“集”三大部类的文献概念，是那些文献的一个代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它已经与作为学术思想或哲学思想的中国诸子学没有太多关系，虽然它的名字中还带有一个“子”字。

从中国诸子学以上三个基本形态可见，中国诸子学的发展所走的实际上是一条由思想到文献的道路。而由中国诸子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又不难见出中国古代学术由“为治”之学，到“考文献而正典籍”（化用张元济《印行四部丛刊启》篇首语）的转向。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学术也差不多一直都是在这一道路上延续。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