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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章句学诠释

——以“君子不重则不威”章为例的讨论

2016-10-28 15:08:00  作者:王钧林  来源:中国孔子网

  摘要:章句学是被遗忘的学问。章句学与考据学同属于经典诠释学,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考据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前者由大及小,步步深入;后者由小及大,由字词直接明道。对于章句问题尚未解决的《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来说,运用章句学做详细的梳理分析,第一步解决其分章问题,第二步解决其句读问题,第三步做些简单的文字训释工作,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

  关键词:论语 君子 章句 考据 诠释

  经学是从两汉到明清中国学问的大宗。汉代治经,注重章句学;清代治经,注重考据学。清代考据学自诩为汉学,其实是与东汉学近而与西汉学远。章句学在西汉臻于全盛,到了东汉由盛转衰,而仍占据官学地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章句学在对经典文本的整体理解与把握上卓有成效,即使在各种传世的经典文本的章句梳理工作早已全部完成的情况下,章句学仍然不宜束之高阁,因为还有一些篇章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章句问题,需要重新审视乃至返工解决,《论语?学而》篇“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就是其中的一例。

  

  章句学,简单地说,是对经典文本的篇、章、节、句的梳理分析及其意义诠释。最初,经典文本大多通篇写在竹简、缣帛或木片上,不分篇章,没有标点,读起来十分吃力。因此,治经的基础性工作,首先是分析篇章,标明句读,然后再做一番意义诠释。这看起来简单,其实不易。每一部经典,大概都经过了几代人的疏通章句的工作,才使其明白可读。我们今天读到的各种经典文本,不知凝聚了多少人的心血。即使如此,经典文本中的章句问题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论语?学而》篇“君子不重则不威”章,就存在着明显的章句问题。按照汉代经学家的章句分析,该章计27字,全文如下: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历代学人对于此章的讨论,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分章,一是文字训释。关于分章,清代学者毛奇龄、江永认为,汉代经学家的分析有误,从“主忠信”以下,应另分为一章,汉儒错在将两章合为一章。现代学者黄怀信先生在其2006年出版的《论语新校释》中,将“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单独列为《学而》篇的第七章,而将“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从该章中删去,理由是这些文字重复见于《论语.子罕》篇,在此属于衍文;而在2008年出版的《论语汇校集释》中,又恢复了汉儒的分章法。历经两千余年的研讨,至今连《论语》“君子不重则不威”章的分章问题都不能敲定。治经之难,可见一斑。

  问题不止如此。在我看来,此章还有一个句读问题。以比较通行的朱熹《论语集注》中华书局标点本为例,此章的句读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表示为: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句读与分章一样,直接关系到对原文的理解。按照以上标注的句读,此章有四层意思,分为四节:

  (一)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

  (二)主忠信。

  (三)无友不如己者。

  (四)过则勿惮改。

  问题在于,这四层意思有何内在的关联?正因为怀疑这四层意思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毛奇龄、江永、黄怀信等人才觉得这里的分章有问题。

  总之,关于此章的理解,第一步是分析章节的问题,第二步是句读的问题,第三步是文字训释的问题。这三个步骤的问题都一一予以解决,才能获得关于此章的正确理解。

  这三个步骤,可以简化表示为:章―句―字,这正是汉代章句学的基本程序与方法。两汉经学家对此心领神会,熟练掌握。比较而言,西汉经学家似乎偏重于前两步,善于从寻章摘句中探求经典文本中的微言大义;东汉经学家则偏重于后两步,主要从鲁鱼亥豕的文字辨析、草木鱼虫的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比较考释上,弄通经典原文原意。西汉章句学重义理不忘训诂,东汉章句学重训诂不忘义理,都能做到义理与训诂兼顾。

  清代学者治经以考据见长,自以为是继承了汉学,且是汉学的发扬光大。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学术路径,是从语言文字开始起步的,把经典文本的语言文字看作是登高的阶梯、渡河的舟楫,认为必须从语言的音韵、文字的训诂入手,明其字义,通其词意,才有可能弄明白经文所表达的圣人之道。认为不知文字、音韵、训诂,不能治经;知文字、音韵、训诂而轻视之,不能通经;不能通经,即不能明道。而在治经实践中,他们却又往往徘徊在文字、音韵、训诂之间,久而久之形成错觉,以为学问即在于考据,而忘记了发明义理乃是更重要的学问。也就是说,他们只知修阶梯、造舟楫,而忘记了修阶梯是为了登高、造舟楫是为了渡河。其实,清代汉学家这种专心致志于文字、音韵、训诂的考据学,与汉代的章句学相去甚远。第一,汉代章句学是章―句―字三步并重,清代考据学却偏重于最后一步,着重在字、词上下功夫。第二,汉代章句学的诠释程序与方法,可用章―句―字来表示,由大及小,步步深入;清代考据学反其道而行之,诠释的程序与方法,可用字―词―道来表示,即:从组成文本的最小单位——字开始,“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 。问题是:越过了句,越过了章,由字词直接明道,有多大的可靠性?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论语?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仅有十二字,对于此章的理解,难点不在字词,而在句读。此章的句读,有人搞文字游戏,列出了十几种,这里仅举最常见的两种:

  (1)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望而知,两种句读,两种读法,两种含义截然相反:第一种句读有愚民的嫌疑,第二种句读全然没有愚民的嫌疑。句读直接关系到文本的理解,而清代汉学家却忽略了。

  清代汉学家藉以自骄、且以骄人的,是其考据工夫和考据成就,而他们的考据工作大半集中在由文字辨释、语言声韵、名物训诂等所谓“小学”范围之内,所取得的成就的确超越了汉代。可是,“小学”只是经学的支裔流亚,戴震所说的“明道”才是经学的根本宗旨。就治经的目的在于“明道”而言,清代汉学家所标榜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字―词―道的程序与方法,不如汉代经学家发明的章―句―字的程序与方法更为有效,总起来说,他们的考据学也不如汉代的章句学更为高明。

责任编辑:潘瑞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