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中华民族开创了成康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一系列盛世，甚至形成“万国来朝”“协和万邦”的国际局面。这些都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然而，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在经历对经典的误读和对圣贤的批判后，一些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误解达到了顶端，因而一度丧失了文化自信，导致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泛起，中华传统文化一度被认为是封建、专制、落后、愚昧的象征，是统治阶级愚昧被统治阶级的精神鸦片。一些领导干部甚至专家学者，由于较少接触中华传统经典，不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丰富内涵，导致对党的创新理论理解肤浅，加之受到西方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的浸染，不能清楚辨别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什么是腐朽、低级趣味的文化，文艺作品趋于庸俗、低俗、媚俗，有的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有的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有的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甚至“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搞“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这些，不仅严重影响了坚定“四个自信”，也背离了坚持“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和根本要求，导致不能很好贯彻落实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些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坚持“第二个结合”，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虚无主义，把我们从误解批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中解放出来。

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坚定文化自信。《周易》记载，“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是在观察天地自然、社会人文之道（规律）的基础上，古圣先贤提出了具体的促进身心和乐、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和平的常道。荀子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这说明，顺着天地自然之道来修身治国，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否则必然败亡。而“天下无二道”，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常理是恒常不变的，历久弥新；而体现和落实这些常道的方法和形式，则可随时代发展而加以适当取舍和创新。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志于道”“合于道”的文化，通过文字、典籍、礼乐、文学、艺术、节日、民俗等方式和载体，起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作用，通过经典教育、考试、选举、法律、监督、激励等机制培养选拔君子圣贤等学道、得道、弘道之人，实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文化继绝存亡之时，就有一批弘毅之士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志于道、文以载道、人能弘道这三个方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关键。坚持“第二个结合”，就必须通过提倡学习中华优秀传统经典，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于道”的本质；在此基础上，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创新文化载体；此外，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传承体系，培养具有君子圣贤精神的弘道之人，使人产生身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深刻解读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增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都尊重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宇宙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外交等思想观念和制度设计之中。从“大一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到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庶富以教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从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协和万邦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无不体现和渗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和影响。“志于道”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实现“可久可大之功”的关键，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的根本。因此，深入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其背后的逻辑基础，对比西方国家悖于“道”的社会发展理念，缺乏长远规划的治理模式，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建立的功业只可大而不可久，从而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加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西方的经济增长、物质繁荣和科技发达，盲目的崇洋媚外、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也甚嚣尘上。一些人无视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贫富悬殊、形式民主、文化庸俗、社会混乱、生态恶化等实际问题，大肆宣扬西方的政治哲学及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社会上产生了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迫切需要的是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实现精神独立，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可见，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必须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正确认识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扩张及战争妥协相伴随的崛起之路。

15世纪至16世纪，西方大航海时代到来，伴随开启的是殖民地的建立和对世界资源的掠夺。17世纪，欧洲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表面上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18世纪，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挖掘出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从19世纪初维也纳体系，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重复着矛盾引发战争、妥协建立体系、矛盾累积再发战争、妥协再建新的体系的循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人迫不及待地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以致日裔美国学者弗朗斯西·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迫不及待地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统治形式。事实上，“民主自由”不过是霸权专制的幌子。当前全球化问题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掌权、无序扩张、过度逐利、监管失守、政商勾结的必然结果。面对这些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束手无策，甚至成为很多问题的幕后推手。曾经所谓美好的西方世界不过是“战争—妥协”循环中的妥协阶段，现在世界各地爆发的局部冲突就是“战争—妥协”循环中的战争环节。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就是霸权体系崩塌的呈现。

可见，真实的西方近现代史和资本主义发家发展史是建立在殖民和掠夺基础之上，借助工业化而实现的逆袭，其发展逻辑不具备普遍性。西方式现代化只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局部形态，其建立的功业只可大而不可久。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上开创一个又一个盛世，建立可久可大之功，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华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标识性概念的传承和发展，例如道、德、仁、艺，体、相、用等。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儒释道三家及诸子百家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且完整的话语系统。历史地看，儒学的话语逻辑是从对天道的认识开始，由天道而至于人道，并贯穿到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之中，从而形成一以贯之的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的形而上依据即“志于道”。可见，只有讲清楚传统儒释道及诸子百家的话语体系，把握其话语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才能准确把握中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异，坚持守正创新、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魅力，坚定文化自信。

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不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道”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依据道而治理，可以超越特殊而达到普遍，这就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具有文明价值，既有时代性，又有超越性。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经过千淘万漉，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以和为贵、天下为公等理念世代相传，不仅在以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必然会在当今世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重要场合多次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达日新又新的中国智慧，如天下大同、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等理念，赢得了广泛的理解和赞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正是在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传达出的中国文明，从根本上彰显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智慧。可以说，当今世界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需要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通过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重获“华夏之族”“礼义之邦”的美誉，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使国家呈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状态，社会呈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局面，公民呈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风貌，自然就会吸引外国人来主动学习中华文化，并把中华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从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让“志于道”的中华文化惠及全球，使中国更好发挥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人民话语代表者的重要作用，实现为世界谋大同的理想。

总之，坚持“第二个结合”，必须旗帜鲜明反对文化虚无主义，以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原则，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才能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铸就中华文明新辉煌。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