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是王阳明晚年为学的宗旨，“良知”在王阳明晚年思想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良知”源于孟子“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强调“良知”的“不虑而知”性，但是他并未阐明“良知”何以能够“知”，即“知”的运作机制。晚年的王阳明对“良知”的运作机制进行了具体阐发。

在与意念的区别中，王阳明如是界说“良知”：“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本然“心体”虽蕴之于内，然而在意向性的引领下发之于外。发之于外的本然“心体”触碰到外在客观之物，意念由是生起。意念有“是”有“非”，而判断意念之“是”与“非”者则是“良知”。可见，“良知”具有三个特征：其一，逆向性。意念流行于心体之内，这意味着作为监察意念“是”与“非”的“良知”总是返身向内，具有逆向性。其二，伴随性。“良知”并非独立的意识，而是伴随性意识。意念发动后，“良知”随之生发。其三，觉知。“良知”并非理性认识，而是直觉性觉知，觉知着意念的“是”与“非”。基于“良知”的三个特点，可以将“良知”界定为逆向伴随的觉知。

王阳明揭示了人的心灵活动除了触物而发的意念，还有逆向伴随觉知的“良知”，这在儒家思想史上是一大创见。它突破了朱熹“心”不能观“心”的理论窠臼，从而将“心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王阳明的“良知”类似于西方现象学的“自知”。然而，现象学的“自知”只是对内在意念的一种客观观察，无涉于道德，“良知”则聚焦于意念的“是”（“善”）与“非”（“恶”），具有道德性，是道德性的觉知、判断。那么，“良知”判断意念的“是”与“非”的标准为何？“顺本体是善，逆本体是恶。”触物而发的意念未受所触之物的影响，仍与本然“心体”保持一致，为正念，“良知”判之为“是”；触物而发的意念受所触之物的影响，偏离本然“心体”，为邪念，“良知”判之为“非”。这就是说，“良知”判断意念“是”与“非”的标准是本然“心体”。

“良知”何以具有判断意念“是”与“非”的能力？王阳明指出：“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晚年的王阳明认为若过于执着于“理”，“理”就可能沦为“理碍”。因此，此处的“天理”只是一个修饰语，并非实指。“真诚”，真实诚挚，意指情真意切。“恻怛”是孟子“恻隐”之心的另一种表达。“真诚”“恻怛”，均指向本真之“情”。“他”指涉的是“良知”。“本体”，本然体段之意。“良知”的本来体段是“真诚恻怛”，这就将“良知”还原为“真诚恻怛”。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段结尾王阳明再次强调：“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怛。”由此可见，王阳明将“良知”与“真诚恻怛”直接等同，表明他晚年已完全走出朱子学的窠臼。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良知”之所以具有“知”的能力，其根源在于本真之“情”。在本真之“情”不容已的推动下，依据意念是否与本然“心体”保持一致，“良知”对意念作出“是”与“非”的判断。在此语境下，我们不禁反思从先验、本体维度理解“良知”的合法性。先验、本体均属西方哲学话语，以它们诠释“良知”，未免圆凿方枘。笔者认为毋宁回到王阳明话语的本初语境，从然、本真维度审视“良知”，在本然“心体”之外、之上并不存在一个先验、本体性的“良知”；“良知”就是“心体”的本然、本真状态——“真诚恻怛”所表征的本真之“情”。

在确定“良知”的根源之后，我们便面对“良知”判断意念“是”“非”的运作机制这一问题。对此，王阳明指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这里王阳明明确指出“良知”展现为“是”“非”之心，进而将“良知”判断“是”与“非”的运作机制归结为“好”“恶”。当然，此处的“好”“恶”并非一般情绪性的“好”“恶”，而是基于本真之“情”的“好”“恶”。《尚书·洪范》云：“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最初“好”“恶”是情绪性“好”“恶”。儒家创始人孔子第一次将“好”“恶”提升到本真之情的高度。孔子一生孜孜追求德性，以成圣成贤，然而世人鲜有如好“色”般追求德性，孔子不禁感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之所以推崇如好“色”般“好”德，在于好“色”并非出于后天的思虑计量，而是出于“心体”之本然。在“心体”之本然作用下，“好”之情绪性杂质得以汰滤，从而升华为本真之“情”。孔子单提“好色”，《大学》则“好好色”“恶恶臭”并提。《大学》以“毋自欺”释八目之一的“诚意”。担心“毋自欺”无法完全彰显“诚意”的含义，《大学》进而以“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加以诠释。自《大学》以降，“好”“恶”便成为“好好色，恶恶臭”之简称，成为儒门表征本真之“情”的一对重要范畴。王阳明承继了《大学》之“好”“恶”观，并向前推进了一步。“人于寻常好恶，或亦有不真切处，惟是好好色，恶恶臭，则皆是发于真心，自求快足，曾无纤假者。”王阳明清晰地区分了情绪性的“好”“恶”与本真之“情”的“好”“恶”，进而将“好”“恶”内嵌于“良知”思想体系之中，“良知”判断意念“是”与“非”的运作机制由是诞生。如上文所述，触物而发的意念与本然“心体”一致，“良知”自然“好”之，并以之为“是”；触物而发的意念偏离本然“心体”，“良知”自然“恶”之，并以之为“非”。至此，“良知”判断意念之“是”“非”的图景得以全幅呈现。

“良知”通过“好”“恶”这一机制判断意念的“是”与“非”，彰显了“良知”的两个特点：一是动态性。在孟子“不虑而知者”的语境下，“良知”是个名词，而在王阳明“良知”话语体系中，“良知”时刻判断着意念的“是”与“非”，呈现为动态性。二是当下性。“良知”时刻在监察着发动的意念，即刻通过“好”“恶”判断意念的“是”与“非”。这一监控判断过程彰显“良知”的当下性。

王阳明的“致良知”是接着“知行合一”而讲。“知行合一”出发点在“知”，落脚点则在“行”。王阳明中年倡导“知行合一”，欲解决朱子学“知”而不“行”的问题。即便“知”“行”合于一，然而“知”“行”分而言之，因此“知”“行”仍不免被打成两橛。为了弥补这一理论缺陷，王阳明进而倡导“致良知”。“致良知”的殊胜之处在于“好”“恶”不仅可以判断意念的“是”与“非”，还可以保证存善念，去恶念。在王阳明看来，若等待意念落实为行再去为善去恶，已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作者系温州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