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廉洁，既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价值，又是为官从政的立身之本，还是社会文明的关键标尺。中华传统廉德文化历经数千年传承，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滋养心灵、规范行为、涵养政风的精神源泉。新时代新征程上，如何传承中华传统廉德文化？推荐阅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杨朝明在《学术前沿》的最新刊文。

传统廉德文化的思想根基

中华传统廉德文化深深植根于上古“敬天保民”的政治理念，经周代制度奠基、儒家体系化建构、百家多样化阐发，逐步形成以德为魂、以廉为核、以民为本、礼法并重的思想体系，为廉德文化奠定坚实理论根基。

上古肇始：敬天保民，廉德朴素萌芽。夏商时期，廉德尚未形成系统理论，却蕴含敬天畏民、崇俭尚廉、公正恤民的朴素内核。上古统治者以天命为政权合法性依据，认为天命无常、惟德是辅，政权存续的根本在于敬天、畏民、崇俭、戒贪。

夏禹以身作则、勤政节俭，“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开创俭廉立国、勤政为民的早期典范；商汤秉持罪己安民、宽仁恤众的理念，反对奢靡暴政，将公正无私、体恤民生融入治国实践。殷商末年，纣王荒淫无道、贪奢无度，违背敬天恤民之道，最终国破身亡。这一历史教训，促使周人深刻反思“天命靡常”的规律，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左传·僖公五年》)的思想，将“德”与“廉”绑定，认为为政者唯有修德守廉、敬德保民，才能获得天命眷顾，反之则会失去民心、丧失政权。夏商时期的廉德较为朴素，奠定敬天、畏民、崇俭、戒贪的原始伦理，成为廉德文化的源头活水。

周代奠基：德礼为本，廉德制度初创。周代是廉德制度化、体系化的关键奠基期。周公制礼作乐、推行“董正治官”改革，将廉德理念系统融入国家治理，构建起以选官、考核、监督、奖惩为一体的完整制度，形成德主刑辅、礼廉合一、廉为关键的治理体系，其主要思想集中见于《逸周书·官人解》《孔子家语·刑政》《孔子家语·执辔》。

周代廉德体系的首要基石，在于确立德主刑辅、教化为先的原则。孔子师徒重视“古之听讼”的治民理政经验，他们所谓“古”，大约应该指文王、武王、周公时期，《孔子家语·刑政》提出：“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周代廉德以教化育廉为根本，认为廉生于德、德源于教，唯有先修德、重礼义，方能从根源杜绝贪腐，而非一味依赖刑罚惩戒。孔子进一步指出，“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君主率先垂范、廉洁自律，是廉德推行的关键，彰显上行下效、正身率下的廉德逻辑。这种“德厚而刑薄”的治理智慧，深刻揭示了周代廉德重教化、慎刑罚的价值取向，与儒家“不教而杀谓之虐”的理念一脉相承，将廉德治理的重心放在心性涵养与德行培育之上。

在此基础上，《孔子家语·执辔》谈到“古之治天下”的情形，以“御民”喻治国，生动阐发廉为政本、身正令行的治理思想，“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齐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顺从，刑不用而天下治”。孔子将治国比作驾驭车马，德法如缰绳、刑辟如鞭策，缰绳正则方向明，鞭策当则法度立。统治者唯有公正无私、清廉自守、体恤民生，才能凝聚民心、天下归之。正如驾车需“均马力、和马心”，治国亦需“均齐民力、和安民心”，廉德并非单纯约束官吏，更是维系民心、稳固邦本的根基，凸显以民为本、廉以安民的治理本质。这种以“德法”为重心、以民心为归依的廉政观，为周代吏治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周代廉理念最终落实为系统的制度实践，其重要载体便是《逸周书·官人解》所载“六征”察廉之法。这一制度层层递进、由表及里、环环相扣，从内德到外迹、从心志到言行，全面考察官吏廉德品行：一曰观诚，考察人在富贵贫贱、宠辱困厄不同境遇中能否坚守本心操守；二曰考志，辨别志向正邪高下；三曰视声、四曰观色，察内在心性与外在神色；五曰观隐，洞察私下伪装；六曰揆德，综合评判德行。与此同时，周代构建起天子巡狩、史官监察、岁终考核、三年大计的配套监督机制，将察廉贯穿官吏履职全过程，形成以德为先、廉为标尺、全程监督、奖惩分明的廉德治理闭环，标志着中华廉德从朴素道德倡导，正式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制度实践阶段，为后世廉德文化发展奠定坚实制度根基。

儒家升华：仁礼为纲，廉成修身之要。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世风日下，孔子继承周代德治廉德思想，创立儒家学派，将“廉”纳入“仁、义、礼、智、信”五常体系，从修身、为政、处世三个维度，构建了系统完备的儒家廉德思想，使廉德从政治准则升华为全民修身的道德追求，成为传统廉德文化的主要思想体系。

修身之廉：克己复礼，守廉固本。儒家廉德思想，以“修身”为起点，强调“廉者，德之基也”，将廉洁自律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功课。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主张克制私欲、遵守礼制，而“廉”正是克制贪欲、坚守底线的关键要求。他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义利之辨，认为君子当以道义为先，不贪不义之财、不逐不当之利，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作为价值坚守，拒绝被物质欲望裹挟。

孟子继承孔子思想，进一步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人格，将廉洁守节作为人格尊严的底线，无论富贵贫贱、顺境逆境，始终坚守清廉本心，不卑不亢、不贪不腐。荀子则强调“廉而不刿”（《荀子·不苟》），主张为官做人方正刚直、廉洁自律，同时不苛刻伤人，做到刚柔并济、守廉有度。儒家认为，修身之廉，关键在“慎独”“慎微”。《中庸》言“君子慎其独也”，强调个人的自主意识，这是“修己”的境界，即独处之时、无人监督之下，依然坚守廉洁底线，不欺暗室、不谋私利；同时“勿以恶小而为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遗训），从小事小节做起，防微杜渐，杜绝贪腐之念萌芽。这种“克己慎独、守廉固本”的修身理念，成为传统廉德文化中个人修养的重要准则。

为政之廉：为政以德，廉以安民。儒家廉德思想指向为政者，强调“政者，正也”，为官者当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才能上行下效、风清气正。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认为统治者自身廉洁正直、以德治国，百姓自然拥护，国家自然安定；反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为官者贪腐奢靡、品行不端，即便政令严苛，百姓也不会信服。

儒家明确为官廉德的主要要求：其一，廉洁无私，“临官莫若平，临财莫如廉”，为官者面对财富诱惑，当坚守廉洁底线，不贪赃枉法、不徇私舞弊，做到公正无私、清白为官；其二，勤政为民，廉非独善其身，更要兼济天下，为官者当“先之、劳之”（《论语·子路》），勤勉务实、体恤百姓，将廉洁操守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行动，践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其三，尚贤守正，为官者当摒弃私心、举贤任能，不嫉贤妒能、不结党营私，坚守公正立场，维护政治清明。儒家还特别强调“廉”与“礼”“法”的结合，认为“礼以行廉、法以护廉”，礼制规范官员行为，杜绝奢靡贪腐；法律惩治贪腐行为，保障廉洁政治，形成“德主刑辅、礼廉合一”的为政廉德体系。

处世之廉：见利思义，廉以立身。儒家廉德思想，不仅针对为政者，更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将廉洁守节作为处世立身的基本准则，倡导全社会形成“尚廉耻贪”的价值风尚。孔子强调“见利思义”，认为人人面对利益时，都要先判断是否合乎道义，合乎则取、不合则弃，杜绝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儒家重视“廉”与“耻”的关联，形成知廉耻方能守节操的观念，将廉洁视为尊严，贪腐视为耻辱。孟子言，“人不可以无耻”“耻之于人大矣”（《孟子·尽心上》），认为羞耻之心是道德的开端，羞耻心对于人来说至关重要。唯有以贪腐为耻、以清廉为荣，才能坚守道德底线、端正处世态度。这种“见利思义、廉耻立身”的处世理念，推动廉德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社会生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追求。

“廉耻之节”与“廉耻之心”。羞耻心是道德的起点，知廉耻方能明是非、辨荣辱、守节操。廉耻是内在敬畏，廉是外在操守；无廉耻则无廉德，不知耻则无所不为，贪腐、枉法、徇私皆由此生。儒家以廉耻为为政根本，治吏之要。《孔子家语·五刑解》提出：“凡治君子，以礼御其心，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治理官员，不靠严刑，而以礼教涵养廉耻之心、气节操守，使其耻于贪、耻于私、耻于枉、耻于辱。官员有廉耻，则见利思义、不贪不义、不徇私情、公正无私；无廉耻，则虽有刑罚亦难止贪。

礼育廉耻，重在心治。孔子主张以礼化心、以耻束行，对官员过失，不直斥其罪，而以委婉之词，激发廉耻、唤醒自觉，使其主动自省、弃恶从善。廉耻之治，重在心治而非身治、内省而非外制，从根源上杜绝贪念。廉耻是“不想腐”的道德根基。廉耻之节，本质是内在道德自觉、人格尊严、气节风骨。为官者以廉为荣、以贪为耻，方能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守清廉、拒贪腐、恤民生，成为廉吏典范。简言之，廉耻为廉德之魂、气节之本、为政之基；知廉耻、明荣辱、守节操，是儒家廉德文化的精神追求。

百家互补：廉德共识，多方赋能。除儒家外，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也从不同维度阐释廉德思想，与儒家廉德理念互补共生，丰富了中华传统廉德文化的思想内涵。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清心寡欲”，认为贪腐源于欲望膨胀，倡导“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章》），摒弃奢靡贪欲，回归自然本真，以淡泊之心守廉洁之节，为廉德文化注入清心守静的智慧。墨家倡导兼爱、非攻、节用、尚贤，反对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主张为官者节俭自律、体恤民生，将廉洁节俭作为治理国家、凝聚民心的重要举措，为廉德文化增添务实利民的内涵。法家虽重法治、轻德治，但也强调“廉为吏之本”，主张以法律约束官员行为，严惩贪腐，同时倡导官员公而忘私、廉洁奉公，将廉洁作为官吏考核的重要标准，为廉德文化提供制度约束的思路。诸子百家虽主张各异，但在“尚廉耻贪、廉洁立身”方面形成共识，共同构筑中华传统廉德文化多样互补、兼容并蓄的思想格局。

明代廉洁文化馆（来源：淮安宣传）

传统廉德文化的制度实践

中华传统廉德文化，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根基，还有贯穿历代、系统完备的制度实践，从周代“六征”察廉、汉代“察举考廉”，到唐宋“科举倡廉”、明清“重典惩贪”，形成选拔察廉、考核督廉、礼法护廉、奖惩促廉的闭环制度体系，为廉德文化落地生根提供了坚实保障。

先秦：廉德制度的初创与探索。先秦时期是廉德制度的初创期，周代“六征”之法开系统察廉先河，春秋战国各国在此基础上，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廉德制度，奠定了传统吏治察廉的基本框架。周代除“六征”察廉外，还建立了天子巡狩、史官监督、岁终考核的配套制度。天子每五年巡狩四方，通过观民风、考典制间接核验地方官吏德行操守；史官独立记录官员言行，形成常态化廉德监督；岁终考核与三年大计结合，依据廉德表现决定官员奖惩，构建“考察—监督—奖惩”的廉德闭环。例如，《孔子家语·执辔》中谈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正法，以观治乱……王者又以孟春论吏之德及功能……夫季冬正法，孟春论吏，治国之要。”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富国强兵、整顿吏治，纷纷推行廉德制度改革。鲁国注重“诛心”，严惩为官贪腐、违背廉德者，强调“廉耻为要”；齐国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管子·牧民》），将廉作为国家治理的四大支柱，建立官吏廉德考核制度；秦国商鞅变法，以严刑峻法惩治贪腐，明确官吏廉洁准则，为秦统一后的廉德制度奠定基础。

秦汉：廉德制度的确立与发展。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建立，廉德制度正式确立并逐步完善，形成“察举考廉、礼法并重、重典惩贪”的制度模式，廉德成为官吏选拔、考核的重要标准。周代《周礼·天官·小宰》确立“六廉”考核标准，汉代察举、考课制度承袭此制，以“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项标准考核官吏，将廉洁与政绩、品行绑定，考核结果直接决定官员升降奖惩。此外，汉代设立御史大夫、刺史等监察官职，负责监督百官廉德行为，弹劾贪腐官员，形成中央到地方的廉德监察体系。

秦朝虽未能维持太长时间，但其推行的“明法度、定律令”，以严苛法律惩治贪腐，官吏贪赃枉法者严惩不贷，为汉代廉德制度提供法治借鉴。秦汉时期，礼法并重，既以儒家廉德教化官员，又以法律约束贪腐行为，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推动廉德制度规范化、制度化。

唐宋：廉德制度的成熟与完善。唐宋时期，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廉德制度发展至成熟阶段，科举制倡廉、考课制督廉、监察制护廉、礼法教化育廉，共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廉德制度体系，廉德文化深入人心。唐代完善科举制，将儒家廉德思想纳入考试内容，选拔人才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注重考生廉德素养，从源头培育廉洁官员。同时建立严密的官吏考课制度，《唐六典·吏部·考功郎中》明确官吏考核标准，以“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为中心，廉洁是首要考核指标，考核不合格者贬官罢黜。唐代还设立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监察百官廉德，严惩贪腐，同时推行“谏官制度”，鼓励官员直言进谏、弹劾贪腐，形成完善的廉德监督体系。此外，唐代重视廉德教化，将儒家廉德思想纳入官学教育，教化官员修身守廉、勤政为民。

宋代继承唐代制度并进一步完善，科举制更加公平公正，廉德素养仍是选拔关键；考课制细化廉德考核指标，注重日常廉德表现；监察体系更加严密，设立御史台、谏院，形成“台谏合一”的监察模式，强化廉德监督；同时宋代提高官员俸禄，减少贪腐动机，配合严刑峻法惩治贪腐，形成“教化＋高薪＋严惩”的廉德治理模式。宋代士大夫阶层崛起，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推动廉德文化达到新高度。

明清：廉德制度的强化与反思。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强化，廉德制度进一步强化，重典惩贪、严密监察、廉德教化多管齐下，同时出现制度僵化、贪腐屡禁不止的问题，引发对廉德制度的反思。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深知贪腐危害，推行“重典惩贪”。朱元璋颁布《大明律》，又作《大诰》重治贪，设剥皮实草等严刑，对贪腐者严惩、连带追责。同时明代完善科举制、考课制，以廉德为主要标准；设立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形成“科道并举”的监察体系，监察范围覆盖百官；推行廉德教化，兴办学校、宣讲廉德，培育廉洁官员。然而，明代中后期，君主昏庸、宦官专权，廉德制度形同虚设，贪腐泛滥，王朝走向衰败。

清代继承明代制度，初期励精图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视廉德建设，雍正朝推行“养廉银”制度，提高官员俸禄，杜绝贪腐；完善监察体系，强化廉德监督；重视廉德教化，倡导清官廉吏精神。但清代中后期，吏治腐败、贪腐横行，廉德制度逐渐失效，最终走向灭亡。明清时期，廉德制度虽严密，但缺乏民主监督、制度僵化，难以根治贪腐，为后世廉德建设提供了深刻教训。

传统廉德文化的人格典范

中华传统廉德文化，不仅有思想指引、制度保障，更有历代清官廉吏，堪称人格典范，他们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操守，“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行动，成为传承弘扬廉德文化的生动载体，为后世树立了精神标杆，推动廉德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先秦廉吏：廉德初显，立身守节。先秦时期，廉德理念萌芽生长，清官廉吏虽数量不多，却品行高洁、守节不移，以立身守廉、公正无私的人格风范，开启清官廉吏之风，为后世树立廉洁初心、公正标杆。鲁国柳下季，为官清正、处事公允，断案不徇私情、不偏权贵，体恤民生疾苦，即便遭权贵排挤、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依然坚守本心、不改节操，以清廉无私、刚直守正的品格，成为先秦早期廉吏典范。郑国子产，为政清廉、刚正不阿，执掌国政期间，推行改革、轻赋惠民、整饬吏治、抑制豪强，为官一生清廉自守、不贪不腐、生活俭朴，去世时家无余财、两袖清风，深受百姓爱戴，孔子赞其“惠人也”（《论语·宪问》），是先秦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标杆。

晋国太史董狐，秉笔直书、守持廉正，不畏权贵、不避灾祸，以“书法不隐”（《左传·宣公二年》）的史德坚守为官准则。晋灵公荒淫暴虐、多行不义，权臣赵盾虽有过失却忠君爱国，史狐不惧权势，坚持“赵盾弑其君”的史笔，既不阿附权臣，也不畏惧君王，以公正无私、守廉持正的品格，彰显先秦廉吏的气节风骨。齐国晏婴，身为名相，厉行节俭、清廉自持，身居高位却生活俭朴、衣食朴素、不事奢靡，拒绝奢靡馈赠、不贪私利，辅佐齐君整饬吏治、体恤民生，以清廉自守、刚直敢谏的品格，成为先秦廉吏的重要代表。

先秦廉吏，立身守节、公正无私、体恤民生、不畏权贵，虽处礼崩乐坏、世风动荡之世，却坚守廉德初心、不改清廉本色，以人格力量为后世清官廉吏树立典范，开启中华廉吏文化之先河。

汉唐廉吏：清风劲节，勤政为民。汉唐时期，廉吏辈出，他们坚守儒家廉德，勤政为民、廉洁奉公，成为廉德文化的典范。西汉董仲舒，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反对豪强贪腐，倡导廉德教化，以廉德修身、以正直为官，深受敬重。东汉杨震“四知拒金”的典故流传千古，有人深夜送金，称“暮夜无知者”，杨震严词拒绝：“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后汉书·杨震列传》）其一生廉洁自律、不贪不腐，为官清正、刚直不阿，成为千古廉吏标杆。唐代魏征，为官清廉、直言敢谏，辅佐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不谋私利、不徇私情，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以廉德立身、以忠诚事君、以爱民为本，深受后世敬仰。狄仁杰，为官清正、廉明公正，不畏权贵、严惩贪腐，体恤百姓、勤政为民，被誉为“大唐青天”，其廉德精神流传千古。

宋元廉吏：风骨卓然，名垂青史。宋元时期，士大夫廉德情怀浓厚，廉吏风骨卓然、名垂青史。北宋包拯“铁面无私、清正廉洁”，为官刚直、不徇私情，严惩贪腐、为民做主，生活俭朴、不事奢靡，百姓称其“包青天”，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清官典范。范仲淹先忧后乐、廉洁奉公，为官清廉、体恤民生，推行新政、整顿吏治，一生清贫、不谋私利，以廉德情怀影响后世无数仁人志士。南宋文天祥忠贞不屈，面对外敌入侵，坚守气节、宁死不降，为官一生廉洁自律、不贪不腐，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气节，诠释廉德与气节的统一，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与廉吏典范。

明清廉吏：坚守本心，为民请命。明清时期，吏治时有腐败，但仍有众多廉吏坚守本心、为民请命。明代海瑞“一生清廉、刚正不阿”，为官不贪不腐，穿布衣、吃粗粮，严惩贪腐、打击豪强，为民请命、直言敢谏，被誉为“海青天”。清代于成龙“天下廉吏第一”，为官清廉、勤政为民，历任多地，始终坚守廉德、不谋私利，生活俭朴、清苦自持，严惩贪腐、安抚百姓，深受百姓爱戴，康熙赞其“清官第一”，成为清代廉吏的典范。

这些清官廉吏，跨越千年、风骨永存，他们的事迹与精神，将抽象的廉德理念转化为具体的人格力量，激励后世为官者坚守廉洁、勤政为民，也让廉德文化融入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传统廉德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传统廉德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蕴含的思想智慧、制度经验、人格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对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党风廉政建设、社会风尚培育，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能够为当代实践提供历史镜鉴与文化滋养。

思想价值：筑牢廉洁文化的精神根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关键在于思想引领。传统廉德文化蕴含的“敬德保民、义利之辨、修身守廉、勤政为民”的思想，能够为当代廉洁文化提供深厚的精神根基。

传统廉德文化强调以德为先、廉为核心，与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道德要求高度契合，能够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防线，自觉抵制贪腐思想侵蚀；传统廉德文化的义利之辨，倡导见利思义、先义后利，能够引导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摒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形成尚廉耻贪的价值共识；传统廉德文化的修身慎独智慧，能够引导党员干部注重个人修养、严守廉洁底线，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从思想根源杜绝贪腐之心。

制度价值：提供廉洁治理的历史镜鉴。新时代廉政建设，需要制度保障，而传统廉德制度积累的选拔察廉、考核督廉、监督护廉、奖惩促廉的经验，能够为当代廉洁制度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周代“六征”之法观人于微、综合评判，启示当代干部考察要坚持日常观测与情境测试结合、显性政绩与隐性品德并重，全面辩证评价干部廉德；汉代察举考廉、唐宋科举倡廉，启示当代干部选拔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严把廉洁关；历代监察制度的完善，启示当代要健全纪检监察体系，强化全程监督、常态化监督，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闭环；明清重典惩贪与“高薪养廉”的探索，启示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奖惩机制，激发干部廉洁履职、勤政为民的内生动力。同时，传统廉德制度礼法并重、德治与法治结合的经验，启示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以廉洁文化教化引导，以党纪国法约束惩戒，筑牢廉洁治理的双重防线。

人格价值：树立廉洁修身的精神标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榜样引领，而历代清官廉吏的人格典范，能够为党员干部和社会成员树立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廉洁从政的精神标杆。

包拯、海瑞、于成龙等清官廉吏，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操守，勤政为民、不谋私利的情怀，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风骨，能够激励党员干部坚守廉洁底线、践行初心使命，摒弃特权思想、官僚主义，做到清正廉洁、为民服务。其修身齐家、家风清正的品行，能够引导社会成员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培育廉洁家风，筑牢家庭廉洁防线。其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的精神，能够激励全社会崇尚廉洁、鄙视贪腐，形成崇廉尚洁、风清气正的社会风尚。

文化价值：丰富廉洁文化的内涵底蕴。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中华传统廉德文化能够丰富当代廉洁文化的内涵，增强文化自信与文化感染力。

传统廉德文化融合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智慧，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思想理论、制度规范，也有诗词歌赋、典故传说，能够为当代廉洁文化创作提供丰富素材，推动廉洁文化大众化、通俗化传播；传统廉德文化蕴含的家国情怀、民本思想、修身智慧，能够赋予当代廉洁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底蕴，增强廉洁文化的亲和力、感染力与影响力；传承弘扬传统廉德文化，能够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注入活力。

廉德文化的当代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为传统廉德文化活化利用、落地实践指明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古代廉吏典故、传统治吏智慧中汲取管党治党经验，引用杨震“四知拒金”、张伯行《却赠檄文》、于成龙清廉事迹等廉洁典故，告诫党员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传统廉德文化正是滋养党员干部思想、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的本土精神资源。传承弘扬中华传统廉德文化，不是简单复古、照搬照抄，而是坚持守正创新，立足新时代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要求，深挖传统廉德文化基因，推动传统廉德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深挖文化精华，夯实思想根基。传承传统廉德文化，重中之重在于正本清源深挖中华优秀传统廉德文化精华，剔除封建人治、等级糟粕，提炼契合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的价值理念，筑牢全社会崇廉尚洁的思想根基。

提炼以德为先、廉洁奉公的为政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君子为政之道，以修身为本”，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廉洁自律的道德操守。廉洁自律最大的对手是自身欲望，传统“慎独、慎微、慎初”修身智慧正是抵御贪欲的内在防线。要传承《论语》“为政以德”、“政者，正也”、《逸周书》六征察廉和《孔子家语》廉耻之治等思想，引导党员干部摒弃特权思想、私心杂念，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

提炼见利思义、淡泊名利的价值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张伯行的《却赠檄文》，指出“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小事小节最易失守，要从小处守住廉洁本心。要继承儒家义利之辨，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全社会树立以清为荣、以贪为耻的价值共识。

提炼修身慎独、自省自律的修养理念。2017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四知拒金”的典故，提醒广大党员干部唯有内在觉悟，才能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要汲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节、杨震“四知拒金”背后的自省自觉，引导党员干部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无人监督亦坚守底线。

提炼敬德保民、勤政为民的民本理念。清代于成龙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一生布衣蔬食、轻徭薄赋、惩处豪强。习近平总书记以于成龙、海瑞等廉吏为标杆，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将清廉操守转化为民办实事的实际行动。要传承历代清官的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同时，深化传统廉德专题学术研究，厘清周代“六征”、历代考廉监察制度完整脉络，推出通俗化、学理化研究成果，为廉洁教育、制度完善提供历史镜鉴与学理支撑。

融入宣传教育，厚植文化土壤。传承传统廉德文化，关键要把传统廉德资源全方位融入各类宣传教育场景，分层分类开展教化，厚植崇廉尚洁社会土壤。

干部教育培训常态化。将周代“六征识人”、儒家廉耻修身、历代清官典故纳入党校（行政学院）主体班次必修课，用好杨震、包拯、于成龙、张伯行等经典廉洁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与榜样教育，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要求，常态化开展廉政谈心、自省检视，从传统廉德中涵养清风正气。

校园思政一体化推进。把“见利思义”“慎独守廉”等传统廉德内容融入中小学思政课、高校通识课程，通过情景剧、廉洁故事会等形式，讲好清官拒贿、勤俭奉公故事，从小培育青少年廉耻之心，扣好人生廉洁第一粒扣子。

社会普及通俗化。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城乡文化广场、社区讲堂常态化开展廉德宣讲，深入而通俗地解读“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等传统名句，让廉洁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廉洁家风专项培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要深挖《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中的清廉家风智慧，开展廉洁家书、家风分享活动，引导党员干部管好家人亲属，筑牢家庭拒腐防线，以清廉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

创新表达形式，增强传播活力。传统廉德文化想要贴近大众、打动青年，必须打破古籍说教的老旧模式，创新传播载体与表达形态，提升吸引力、感染力，真正实现创新性发展。

活化历史文化载体。依托周文化遗址、清官故里、古代监察衙署、廉政教育基地等打造廉德文旅线路；挖掘周代“六征”、清官事迹等打造廉德文创、主题展览，让古籍文字、历史遗迹可看可感。

做强新媒体传播矩阵。借助短视频平台推出清官微纪录片、廉德典故动漫、古风廉洁宣讲短片，以年轻化语态解读“四知拒金”“却赠檄文”等经典故事，适配青年群体阅读观看习惯。

打造本土廉德文化IP。以历史上如子产、杨震、包拯、海瑞、于成龙等廉吏为原型创作影视剧、舞台剧、主题书画，把传统廉德精神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扩大廉洁文化传播覆盖面。

融合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文化馆定期举办廉德书画展、经典廉文诵读、传统廉政典籍读书会，将尚廉元素融入群众日常文化生活，潜移默化塑造社会廉洁风尚。

完善制度衔接，强化实践落地。传统廉德不能停留在文化宣传层面，必须与新时代干部选拔、考核、监督、奖惩制度深度衔接，实现德治教化与制度约束双向发力，把历史智慧转化为管党治党实操举措。

干部选拔考察借鉴周代“六征”之法。参照观诚、考志、视声、观色、观隐、揆德分层察人思路，落实“选拔干部以德为先”要求，在干部日常考察、任前核查中，既看工作实绩，更重点核查家风操守、公私边界、小事小节，全方位识别干部廉德素养，杜绝“伪廉洁”“两面人”。

完善常态化廉德考核机制。吸收汉代“六廉”考课、唐宋考课制度经验，将修身自律、为民清廉、家风建设纳入干部年度考核、专项考核硬性指标，考核结果与评优、提拔、问责直接挂钩。

健全多样化监督体系。借鉴古代史官监察、巡狩考核、台谏并举制度，统筹纪检监察、人大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及时纠治贪腐苗头，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闭环。研究我国古代反腐倡廉历史，考察历代治吏得失，完善当代监督体系，以传统全程察廉制度为历史参照完善当下监督机制。

健全激励与问责配套机制。一方面，宣传表彰清正为民、坚守底线的优秀干部，树立新时代廉吏标杆；另一方面，对贪图私利、家风败坏、突破廉洁底线的干部严肃追责问责，形成激浊扬清、崇廉抑贪的鲜明导向。

坚持开放包容，推动融合发展。传承传统廉德文化，既要扎根本土文脉，也要拓宽视野兼容吸收，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廉洁治理、全球廉政文明互鉴融合。对内持续深耕“两个结合”，把传统执中守廉、修身保民思想融入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以中华五千多年廉德底蕴夯实文化自信；对外辩证借鉴各国权力制约、透明监督有益经验，与我国礼廉合一、以德治心的传统智慧互补，形成兼具民族特色、时代特质的廉洁治理方案。同时，推动传统廉德文化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清官故事、中华廉德理念，向世界传递和而不同、崇俭尚廉的东方治理智慧，为全球反腐败、文明对话贡献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