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辛夷，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1956年生于山东济南。擅长中国人物画，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1992年深造于中国美术学院刘国辉教授工作室，为首届中国人物画高级研修班成员。曾任第四届、第五届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第五届、第六届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东省美术家协会顾问，济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书画学会副会长，济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记者：是怎样的机缘促使您与美术结缘？早年的经历和您之后的美术创作有着怎样的联系？

　　■ 韦辛夷：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做政工，爱读书，爱写毛笔字。受其影响，我打小就对写写画画感兴趣。小学时，正值火红的年代，我在图画本上画手榴弹、画《毛泽东选集》……图画课的成绩一直都不错。真正确定对美术的兴趣是中学时期，我和一位同学承担了学校所有的黑板报设计，他写美术字，我负责画画，那是我美术才华的最初施展。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和20多位同学一起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因为会画画，我接到了公社交付的一项重要任务——“画村史”。每到一个村，先组织贫下中农控诉地主、富农的罪恶，由一位当地中学老师编成脚本，我和另一名知青画出来。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画，画完后再一一展览。这段经历极大地锻炼了我的创作思维能力。其间，省里举办了一个“农业学大寨”美术作品展览，我的一幅速写作品幸运入选，从那时起，我的美术之梦更坚定了。

　　1976年，我参军进入部队，一待就是10年。部队驻地在怀柔八道河，天气寒冷，呵气成冰，晚上站岗我卷个纸笔放在兜里，在岗楼玻璃窗上呵气，用纸笔画下白天观察到的形象，别人觉得站岗很漫长，我反而觉得很快乐。士兵中有“站岗不站二班岗”的说法，站这两个岗得少睡两个小时，我却抢着站这两个时段的岗，为了抢出时间多看会儿书、画会儿画。晚上熄灯后，我“抠纸偷光”，借走廊的灯光在被窝里读书，读完了《形式逻辑》和《语法修辞》，这两本书成了后来打开我思维的钥匙。

　　可能得益于平日的积淀，我很荣幸地被推荐参加军队里的美术培训班，走出山沟，到了军部所在地承德。因为成绩好，我被留在军队里，这对我来说更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所以我为自己立下一个目标——30岁要有作品在国家级的专业刊物发表。经过选择，我创作了大量连环画。1982年，我的第一套连环画刊登在《连环画报》上，后来有更多的作品被连续刊出。

　　回忆这段经历，是“我行，我还行”的自我暗示激发了我的自信，时至今日，我画画的目的依然纯粹，一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喜爱，另外，就是要证明“我能行”。

　　■ 记者：后来，您到济南市文联负责美协工作，开始转向中国画领域，并创作了首幅中国画作品《鸿蒙初辟》。这幅画入选庆祝建党70周年全国“七一”美展并获铜奖，还受到人物画专家刘国辉先生的高度评价。能否谈谈其创作机缘及创新之处？

　　■ 韦辛夷：1986年，我转业到济南市文联负责美协工作，因转行的需要及吴泽浩老师的鼓励，1988年我报考了山东艺术学院（文干班），主攻中国画，1990年毕业。转过年来恰逢庆祝建党70周年全国“七一”美展征集作品，无意中看到了一段有关“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在骡车上商议建党的记述，我觉得找到了创作素材。为论证选题，我查阅了不少记载、图片和画册，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了。

　　确定了选题，该如何去表现？我最初的设想是，在一片白山黑水中，画一辆骡车，草图画出来一看，冲击力不够。再易其稿时，我想起毛泽东曾说过的那句话：“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而作为嘉兴南湖会议的前史，李大钊、陈独秀在骡车上的最初动议就应该是“鸿蒙初辟”了！所以，在这幅画中，我按照“气之轻清上浮为天，气之重浊下凝为地”的寓意，在一团云气中，李大钊、陈独秀还有骡车居其中，天、地、人“三才”皆备，从整体上看，如同一个巨人从大地里拱出，有吐纳宇宙、感应天地的气魄。

　　在题材选择上，我运用了“逆向”思维，避开了建党题材多表现一大会址、南湖游船等思维定式，而从技法上讲，那时我学习国画仅有一年时间，笔墨功夫自己都觉得拿不出门，鉴于立意的需要，我避实就虚，没用通常的笔墨手法，而是采取了喷绘的方法，以此来表现大面积的烟云，营造出神秘、迷蒙的效果。这个作品是我在绘画上的一次试验，它能顺利入选庆祝建党70周年全国“七一”美展并获奖，可能正得益于创作思路上的这些尝试。

　　■ 记者：在《鸿蒙初辟》之后，您又创作了如《马陵道》、《广陵散》等众多历史题材作品。这些作品的选材出自不同历史时段，但相同的是那些历史中的人和事都早已离我们远去。在美术创作中，对历史题材的处理应当秉持怎样的创作原则呢？

　　■ 韦辛夷：的确，历史画不同于其他题材，是创作中难度最大、要求最高、顾及因素最多的一类题材。“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其实有深厚的内涵，历史代表着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存在，而重大则意味着历史事件的典型性。与汪洋恣肆的艺术想象不同，在美术创作的所有题材中，唯独画历史画需要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准确拿捏。

　　历史题材创作，一般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在尊重“大历史”真实的基本前提下，允许对历史情境、人物精神进行合理想象，甚至大胆“失事求似”，去画一些并不真实存在的“伪物”，借此起到强化人物、深化主题的作用。这两者看似矛盾，实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以我创作《广陵散》为例，嵇康作为魏晋名士的典型代表，在画面构图之中，其才华与尊严的标格、生与死的对立都应得以呈现。我的这幅画中，与持刀而立的刽子手、背景人群中的众生相形成鲜明对比，是嵇康戴着铁镣却仍凛然傲世的形象。史书并未记载嵇康行刑时所戴的刑具，但戴着铁镣的嵇康却是我心中的嵇康形象。为展现特殊境遇下的真实人性，在考证了魏晋早有铁器出现的前提下，我选取了这一道具并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但需强调的是，艺术加工要把握好“度”，合理想象绝非不着边际、大搞“穿越”，更不能因标新立异而与历史的本来面貌相去甚远。

　　说到底，历史题材创作就像“戴着镣铐跳舞”，它尤为考验一个画家的综合能力和素养，要求创作者在艺术修养、人生阅历等方面都要达到一定水准。在多年的创作中，我越来越喜欢这种“有挑战”的创作，逐渐形成了一种“历史情结”。在平时，我常以间接或直接的方法体验不同历史时段的状态，间接方法一般是收集史料，如翻阅《史记》、《晋书》等，从中体会当时的历史是个什么样子；而直接的方法就是根据自己的人生感悟去进行艺术处理，创作出自己心中的“这一个”形象。

　　■ 记者：您近年创作的《闯关东》成为“山东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签约作品，《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日前也已入围“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这两部作品从选材到布局都更为恢宏，那么，此类大画一般会面临怎样的创作难度？

　　■ 韦辛夷：以我创作《闯关东》为例，《闯关东》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悲壮一页，已成为齐鲁大地独特的集体记忆，塑造这样一个群体，更应选取有典型性的场景、人物，确立传情达意的个性化画面语言。在宏大的场面、众多的人物中，还要兼顾处理好主次、虚实、疏密、线墨等多重关系。这些方面，落实到具体创作中都是有难度的。

　　在选取典型环境方面，我把视角定格在山海关的城门楼前，以体现“闯关东”的“关”字。当我真正到了山海关，才意识到之前的画面出现了一个大问题，《闯关东》里的人应当是往外走的，而我的第一稿人是往里走。往外走就意味着得画背影，这也能画，但是视觉震撼力就远远不够了。于是，我又画了一个变体图，人物的脸转过来了，但是不典型，这里缺少了山海关城门楼这个典型场景。这时，电视剧《闯关东》帮了我一个忙，当老朱家离开朱家峪时，文他娘说：“就要离开家乡了，给家乡磕个头吧！”正是这句话启发了我，面朝家乡“磕头”的几个人物就成了这幅画中的一组主要形象，既达到了画面的需要，也成为情感传达的有力维系。

　　在人物、情绪、氛围的开掘上，人物之多、调度之难、情绪之复杂都是创作中的难题。我处理了不同的人物组合，他们的表情或渴望或迷茫或恐惧，每个人物有着不同的心理指向。比如，中间一组面对观众，缅怀家乡；左侧一组背对观众，走出城门；右侧一组就地休息，神态各异。在细节上，我还通过挑担子的人、不时扭过头来注视的人把几组人物联系起来。这样，整组画面在组合上就非常自然。

　　另外，人物与景物如何呼应？我始终注意人与景的叙事处理，前景人物实处理，背景景物虚处理，并使之浑然一体地统一在一个空间里。整体构图上，我也有意识地去经营，从左至右沿人群头部有一条贯通左右画面的横向动态线，在这条线之下是有规律的正弦曲线，恰好使面向观众的一组人物有向前的张力，而走向城门的一组人物有向内的冲力，吻合了主题的需要。

　　《闯关东》的创作历时两年，《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目前还在创作中。如何在氛围、人物形象、人物关系、画面布局等方面反映当时境遇下的历史真实，又融入当下的时代思索，都是创作中切实遇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 记者：在当今社会，艺术家应当怎样进行艺术创作？能否结合您自身的经历，给青年人提出一些建议？

　　■ 韦辛夷：大家普遍认为，现代社会存在“浮躁之风”，作为一个个体，不要去管大环境如何，只要能“守住”自己就好。有语云，“闭门即是深山”，心性是第一位的，只要内心有“深山”的感觉，抵住世俗诱惑、守住心灵的纯净才是最重要的修为。

　　另外，我一直推崇绘画的大基本功。通常所说的如笔墨、速写、色彩造型等能落实到画面的具体技法我称其为小基本功，在这之前，还应当有5个大的方面：其一，应具备文学素养，文学是一切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借此可以修身养性；其次，是艺术感悟力，一个画家是否具备艺术感悟力与学历、师门无关，全凭个人修养；第三，是人生阅历，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其艺术成绩才可能更卓著；第四，是年龄阶段，40岁、60岁、80岁……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世界的感悟有所不同，画里会呈现不同的格调；第五，是身心状况，齐白石若活不到60岁则没有今天的“齐白石”，若说前面四点是“零”，身心状况则是“一”。我的创作之路，正得益于这种大基本功的积累。

　　我认为画家应当是“全天候”的，就像战斗机一样随时准备起飞。对于画家来说，随时随地都要进入创作思维，有这样的职业心，就会形成一种“职业眼”，用这种“职业眼”去观察我们的生活，用手中的画笔讴歌我们的时代，这就是一个画家对实现“中国梦”的应有担当。 (记者/常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