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孔子的“政绩观”，是指他从政、谋事的价值导向与行动准则。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其为政实践的方向与成效。与后世功利化、结果化的政绩观不同，孔子身处春秋末期，以“述而不作”的精神，从三代明王特别是文、武、周公的政绩观中汲取思想智慧。孔子的政绩观一切都是为了取信于民，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在孔子看来，真正的政治功绩并不在于国家疆域的扩张、社会财富的累积，而在于人心的归正、社会的有序、风俗的淳厚。为政先立己，施治先守道，育人先修德，三者层层递进、互为一体，构成了早期儒家完整而深刻的为政思想。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深入阐发孔子的政绩观，讲清楚其政绩观的内涵，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溯源，而且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一、“志于学”，提升为政本领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一生都在以“学而不厌”的精神致力于学习“先王之道”，也就是从根本上克服“本领恐慌”，增强为政的实干本领。在孔子看来，为政绝非权力的行使、权术的运用，而是学识与德行的外化。春秋时期的为政者通常将政绩等同于功业与权势，认为身居高位便可为政一方。孔子颠覆了这一传统的认知，他提出为政者必先勤学修身，通过读书治学，明大道、知是非、懂治理，最终承担治国安民的历史重任。

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在他看来，用人施政当优先选用修习礼乐、道德素养高尚的士人，而非仅凭出身爵位就能身居高位的贵族。在孔子的政绩观逻辑中，广博丰富的学识是从政的入门门槛。一个人即便拥有统治权力，若无真才实学加持，不懂得治乱之道、不明白礼乐规矩、不知道民生疾苦，他的施政必然是混乱无序、扰民害民的，甚至成为制造祸乱的根源。比如“子路使子羔为费邑”时，孔子就曾批评他“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也就是戕害子羔。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在为政之前，必须首先通过长期的治学，才能摒弃愚昧偏执和狭隘私念，才能拥有开阔的格局与中正的认知，从而公正处事、体恤百姓、治理天下，否则必将害人害己。

孔子弟子子夏曾提出“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观点。这里并非倡导读书只是为了出仕做官，更重要的是强调必须在治学有成、德行完备的情况下从仕为政。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如果学业不精、德行不修、道理不明，便不可以为政。比如《论语·公冶长》载：“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对于弟子漆雕开的拒绝，孔子反而喜悦，是因为漆雕开没有汲汲仕途，对出仕很慎重，在学问修养未到出仕水平时并不急于为官。

当然，无功无过的庸政，本质上就是一种严重失职。庸政的根源是为政者对“先王之道”精髓的学习与领悟不深不透。如《论语·季氏》记载：冉有、子路告诉孔子“季氏将伐颛臾”这件事，二人不但不阻止，甚至认为会出现“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的现象。然而，孔子认为这应是冉求、子路的过失，他说：“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盟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在他看来，如果不能阻止季孙氏将伐颛臾的军事行动，二人就应当主动引咎辞职，也就是引用古之良史周任说的“陈力就列，不能则止”。所以，孔子理想的为政状态，从来都不是单纯地推行政令、谋求功绩，而是要潜心治学、修身悟道，以“志于学”的真实行动筑牢为政、取得优良政绩的根基。

二、“近于礼”，增强规矩意识

齐景公向孔子请教如何为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这里强调为政者必须坚守相应的规矩，否则政权就难以长久维系。春秋末期，礼坏乐崩、名分混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社会陷入失序状态。在孔子看来，“乱”的根源不在于财力匮乏、兵力不足，而在于礼乐的废弛、规矩的尽失。所以，孔子的政绩观首要强调的是重塑社会秩序，而当时社会秩序的核心是“礼”。

颜回曾向老师请教“仁”，孔子以“仁”“礼”关系进行回答。他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孔子心目中的“礼”，并非僵化传统礼制，而是积极倡导恢复社会的尊卑秩序、伦理规范、行为准则。对为政者而言，“礼”是施政最重要的准绳，所有的政令推行、社会治理、民生教化，都必须以“礼”为标尺。“礼”界定了社会中君臣、父子、尊卑、长幼间的相处之道，规范了政府施政、社会交往、民间生活等领域的基本规则。

孔子强调“为政”必先“正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论语·子路》）“正名”的本质是守礼。为政者依礼行政，各司其职、各守其位、各行其是，不僭越、不妄为、不徇私，所产生的效果便是朝堂有序、官场清正、社会安宁。在孔子看来，最好的治理并不是以严刑峻法威慑百姓，而是以礼教化、规范天下。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依靠政令刑罚治理百姓，百姓只会刻意地规避罪责，但毫无羞耻之心；以道德礼乐教化民众，百姓则会心生羞耻、自觉守礼，从根源上杜绝社会中出现的种种乱象。

孔子为中都宰时，就特别注重用礼来治理社会，也就是《孔子家语·相鲁》开篇所说的：“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孔子治理中都，很快就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诸侯则焉。”又如孔子初为鲁司寇时，鲁国社会存在许多不良现象，如“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溃氏，奢侈逾法。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在孔子以礼为政后不久，“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社会风气很快得到根本的好转，出现“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这足以说明，孔子的政绩观绝非流于空洞的道德理论说教，而是礼制与法度的精准实践。孔子在鲁国的从政业绩，就是其政绩观最好的注释。

应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的政绩观，并不执着于短期内实现国富兵强，而是要重塑礼乐文明秩序、淳化社会风气、稳固世道人心。为实现这一理想和目标，孔子和弟子们极力倡导为政者要以礼为准则，克制自身的私欲，规范权力的运行，教化百姓守礼，最终使整个社会井然有序、人心安分、风俗清正。如果背离“礼”这一根本精神，即便社会短期内取得显著的成效，最终也只能昙花一现，无法实现早期儒家理想的“永保天命”（《尚书·仲虺之诰》），更无法实现“子子孙孙永保民”（《尚书·梓材》）的状态。

三、“据于德”，强化为民观念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里强调的是为政者自身的服务观念和政治引领力。如果说学识决定为政者的能力，礼法决定施政的规范，那么德行则决定施政的高度，决定政绩观的本质，所以“德”应被视为为政者政绩观的灵魂。无德之政，学识越深越易权谋算计，礼法越严越易苛政扰民，只有以德统政、以德驭权、以德化民，才能最终成就孔子心目中的“王道”政绩。

孔子明确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此语或许可以视为早期儒家政绩观的灵魂。为政者坚守德行、推行德治，无需刻意造势、强力管控，便能像北极星一般安稳居正、众星环绕。这应是早期儒家为政的最高境界，也是孔子政绩观的最高标准。世俗中的君主们崇尚霸道，以武力、权势、刑罚极力掌控天下，追求疆域扩张、人口增长、赋税充盈等显性政绩；孔子则推崇王道，以仁爱、宽恕、清正、惠民的德行治理天下，追求民心归附、世道安宁、长治久安的隐性实绩。

孔子政绩观的核心是仁政爱民。为政者的德行要体现在取信于民、轻徭薄赋、宽刑省法、教化百姓等具体施政实践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所言“足食，足兵，民信”，可谓提出了扎扎实实的政绩指标。而当子贡继续追问，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时，孔子给出了“去兵”“去食”乃至“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回答，可见民众在他心中的分量之重。以民为本正是孔子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在与弟子冉有关于国家治理的讨论中，孔子又提出了著名的“庶、富、教”治国三部曲。他主张：为政者首先要安定民生，促进人口增长；其次要大力发展生产，富民裕民；在此坚实的基础上，推进礼乐教化，淳化民风。这也是其政绩观直观的体现。孔子极力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奢靡纵欲、苛政虐民，力主为政要先修己德、克制私欲、清正自持，然后再以德行教化民众、滋养社会。当冉有帮季氏进行田赋制度改革以增加税收时，孔子愤然号召门人“鸣鼓而攻之”，表达了对以剥削民众而聚敛财富的“劣政绩”行为的极致厌恶。孔子非常推崇此前圣王的德治，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中庸》）又说：“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罪，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成矣……王者致其道而万民皆治。周公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孔子家语·致思》）他将舜、武王、周公等人作为国家治理效法的目标，进而认为在上位者有德，社会才会出现政风清正、富有四海、天下归心的局面。这种由上而下的德治国家，是孔子最深厚、最持久的政绩观。

应该说，“为政以德”贯穿孔子施政的全过程，是现实中判断良政与恶政的根本标准。通常认为，有才无德者执政，必致权谋横行、鱼肉百姓；有德有学者执政，才能守礼有度、修己安民。孔子认为，真正的政绩，应是立德于民、造福于民，也就是在“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中实现王道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政绩观的政治属性与价值底色。回望历史，孔子的政绩观正是一套以人为本的早期儒家为政哲学。它从根本上矫正了春秋时期功利化的政绩思维，重新界定了为政的本质与价值追求。在这套哲学体系中，“学”“礼”“德”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学”是为政之基，“礼”是为政之则，“德”是为政之魂。孔子的政绩观绝非抽象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具备了极强的实践操作力。他在鲁国的从政实践，就是其政绩观最鲜活、最生动的印证与诠释。可以说，孔子崇德学、尚教化、重民心、谋长远的政绩观，摒弃了当时盛行的虚浮功利之风，坚守了为政的本心，既为中国传统社会为政者的履职尽责树立了根本遵循，也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魏衍华，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儒学与中国哲学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研究员。）